下面讲第三点。杜甫不仅用实践体现着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而且用他的行为丰富了这种观念的内涵，甚至使它变得更加切实可行，这也是对儒学、对传统文化的一个重大的贡献。我们说杜甫有仁爱之心，说杜甫忧国忧民，说他关心人民、关心民族、关心国家，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因为大家肯定从中学课本中看到了有关的论述，在读杜诗的时候也肯定会有深切的体会。然而杜甫的仁爱之心还不止于此，他除了爱自己的家人，爱自己的朋友，爱自己的同胞之外，他的仁爱之心还推而广之，扩展到更大的范围，比如说爱其他民族的人。盛唐时期经常发生边境战争，以唐为一方，以其他少数民族建立的其他政权为另一方。这些战争的性质很难确定，但是至少有几场可以肯定是唐帝国所发动的战争，是非正义性质的。比如说与南诏的战争。南诏是云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不管从《新唐书》《旧唐书》，还是从《资治通鉴》来看，那一次战争都可以肯定错在唐、曲在唐。唐帝国对南诏发动战争以后，多次失败，甚至全军覆没。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有很多人，包括很多有名的诗人，都被鼓起了一种错误的爱国热情，鼓吹要打南诏，要把它打败！这些诗歌的作者包括高适，包括储光羲，他们都写诗歌讨伐南诏。唯独杜甫清醒地看到了那场战争的非正义性质，清醒地看到了那场战争给人民的和平生活带来了巨大破坏。所以他写了《兵车行》。《兵车行》这样的诗当时其他诗人都写不出来，只有杜甫能写，原因就在于杜甫具有特别深厚的仁爱精神，他觉得外民族、异民族的人也是人，我们的仁爱之心也要施及于他们，我们应该与他们保持和平。杜甫把仁爱之心一直推广到外民族的人民去了。

爱人本来是儒家学说的精髓。仁是什么？儒家说，仁就是爱人。除了爱人以外，杜甫的同情心、仁爱之心，还推广到了人以外的其他动物，推广到了宇宙中的一切生命。这一点也是非常突出的。我们在杜甫的诗中无数次地看到他充满爱怜地描写动物、植物，不但那些外形美的，外形雄壮、坚强有力的，比如马啊、鹰啊、松树啊，这些能够引起人的审美愉悦和崇高感的对象，而且一些细小的并不那么美的东西，杜甫在写到它们的时候都充满了爱心。杜甫看到江面上横着一张密密的渔网，很多鱼都被困在那张网里，他就很同情那些鱼。他说：“物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他认为生物有的大，有的小，它们的命运有的好，有的不好，但人对它们都应该有一种关爱之心。

我们知道，“恻隐之心”本来是孟子提出来的。但孟子提出“恻隐之心”的时候，他关注的对象仅仅是人。他说有一个小孩子将要掉进井里去了，我们大人看到了都会产生恻隐之心，都会去救那个小孩子。他关注的仅仅是人。而杜甫的关注却推广到所有的生命，宇宙间的一切生命，杜甫的有些作品在描写生物的时候，可能有一种隐喻或者象征意义在内。比如说他在成都的时候，他曾经写诗咏过病柏、病橘、枯棕、枯楠，就是咏那些生了病的柏树和橘树以及枯萎的棕树和楠树。关于这一组诗，后代很多注家都说这实际上是隐喻，或者说是象征，是象征遭受战乱之苦，又忍受沉重的苛捐杂税的劳动人民，劳动人民在生活的沉重负担下奄奄一息，好像那些垂死的植物。这也许是对的，但是杜甫还有很多诗歌并没有这样一种隐喻意义，他关注的就是那些细小的生命本身。有一次他坐船从一条河上经过，看见船前有一群小鹅游过，幼年的鹅是黄色的，杜甫诗里就说“鹅儿黄似酒”，小鹅的颜色像黄酒一样，黄得可爱。他又说：“对酒爱新鹅。”他对这群小鹅非常喜爱，担心它们体小力弱，他说：“翅开遭宿雨，力小困沧波。”鹅儿很小，翅膀也很弱，在江中的波浪间能游泳吗？雨点沾湿了它们的羽毛，还能浮在水面上吗？最后，诗人喃喃地问那些鹅：“客散层城暮，狐狸奈若何？”等到黄昏来临，人们都散去了，狐狸跑出来了，你们的安全怎么办呢？会不会被狐狸抓去呢？诗中对于弱小生命的深切同情，对小鹅的那份呵护之意，令人感动。

我觉得，把仁爱之心从人推广到普通的生物，这本来是儒学的一种发展方向。大家知道，到了宋代，理学家张载提出了一个有名的命题，叫作“民胞物与”。原话是：“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他的意思就是说，老百姓，所有的人民，都是我的同胞兄弟，而所有的生物都是我的朋友。这样一种精神在理论上要等到宋人才阐发出来，但是在文学中，唐人杜甫早就用他的美丽诗篇广泛地予以弘扬了。我觉得这是杜甫对于儒学思想的一大贡献。

此外，杜甫以他本人的行为和实践使儒学所提倡的仁爱之心变得更加切实可行。在这里，我们要把中国古代的仁爱精神与西方的博爱精神稍微做一些对比。我个人认为，西方博爱精神的最初来源是宗教。来源于宗教的博爱精神，本身当然是一种很可贵的价值观、伦理观，但是我们推到它最初的起源，西方人最初怎么会产生这种博爱精神的呢？一是服从于神灵的指点，是神灵叫你要博爱；二是对于人类祖先所犯下的原罪的赎买，亚当、夏娃就犯了原罪嘛；当然还有一种等而下之的、境界比较低的动机，就是生前做善事，是为了死后进天堂，这样的博爱之心是一种对于将来进入天国的入场券的预付，我先买好一张入场券在这里，死了以后就可以进天国。但是中华民族的仁义之心不是这样的。儒家强调“仁义理智根于心”，一切的爱心都是从内心自然流露出来，自然生发出来的。孟子有一个很好的判断，他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我们的仁爱之心是哪里来的呢？首先是由于我关爱自己的家人，我敬爱自己的老人，孝顺自己的老人，推而广之，我也爱别人家里的老人；我爱自己的孩子，推而广之，我也爱普天下的儿童。这是一种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的自然的情感流动。我觉得这样一种情感流动，在这个意义上生发出来的仁爱之心，更自然，更符合人的本性，也更切实可行。

杜甫用他的诗篇、他的行为很好地阐释了这种伦理价值观。杜甫在诗歌中有很多地方都既写到他本人以及他的家庭所遭受到的不幸、所产生的痛苦，又延伸到普天下的百姓。当他到奉先县去探亲的时候，突然发现家里最小的儿子已经因挨饿而夭折了，他非常悲痛。一个小孩子饿死了，怎能不悲痛呢？他也感到非常惭愧，觉得自己身为父亲，居然没有为孩子提供足够的食物，让他饿死了。但与此同时，他马上又想到了普天下还有很多比他更贫困的人，那些失业之徒——他说的失业之徒就是失去田地的农民，那些在前线戍守的将士，他们遭受的痛苦比他更加厉害。所以他就把关怀之心从家庭扩展到整个民族、整个社会。在一个暴风骤雨之夜，他的茅屋被大风刮破了，雨漏下来了，床上都是潮湿的，他整夜不得安眠。这个时候他想到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他希望的不仅仅是他一个人拥有一所牢固的、安稳的茅屋，有一个容身之地，他更希望普天下的穷人都能够有一个安居乐业之所。

杜甫的仁爱之心是由近及远地逐步推广开来的。我觉得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作品是杜甫乾元年间在同谷写的那一组诗，叫《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那个时候杜甫从甘肃的天水向四川的成都逃亡，因为他生活不下去了，想逃到成都去。途经同谷——同谷就是现在甘肃的成县，在宝成铁路上，我到那里去看过。正是寒冬腊月，他在那里停留了一个月，生活陷入了绝境。他在那里写了一组诗，共有七首。我们看看这七首诗的顺序。第一首说：“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就是说有一个客人，他叫杜子美。他已经白发苍苍了，但生活潦倒。第二首就写到他的家人。岁暮天寒，诗人全家都没有饭吃。为了给家人找一些东西充饥，他就拿了一个铁铲，到冰天雪地中去挖一种野生植物，挖一种叫“黄独”的东西，想挖它的块根，带回去给家人充饥。可惜大雪封山，什么也没有挖到，空着手回到家里。家里正是“男呻女吟四壁静”，一家老小都饿得靠在墙壁上呻吟，话都说不出来了。第三首说：“有弟有弟在远方，三人各瘦何人强？”诗人想念他离散在各地的三个弟弟。第四首说：“有妹有妹在钟离，良人早殁诸孤痴。”诗人想到他一个已经守寡且独自拖着三个幼小孩子的妹妹远在钟离。然后第五、第六、第七首都想到的是国家的命运，想到现在战乱不止，天下动荡。他的整个的思考过程，他的感情的流露方向，也是由近及远，由亲及疏。这样的一种情感流程，这样一种仁爱之心的发扬，我觉得是最符合人类的本性的，也是最切实可行的，最自然的。因此在这一方面，杜甫堪称儒家仁爱精神的杰出阐释者。

中华文化最后积淀下来的内容是什么？是对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的陶铸。传统文化有博大精深的内容，有多种多样的形式，最后都凝聚在我们的民族性格上，凝聚在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上。陶铸一个民族的文化性格，当然不是某个人的贡献，也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这是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很多人物共同努力的结果。我现在要说的是，杜甫在这个过程中是做出了杰出贡献的，杜甫的行为、杜甫的言论、杜甫的诗篇就是我们民族性格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四，我想从文化史的角度谈一谈杜甫对后代的影响。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我们为什么要评价他为杰出的历史人物呢？我们为什么评价杜甫为“诗圣”呢？我们主要是看他的影响。杜甫对诗歌史的影响，当然不用我再说，这也不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可以说，自从有了杜甫以后，中国的古典诗歌就再也不能摆脱他的影响了。至少在“五四”以前，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你怎么写诗，你都无法逃避杜甫的影响，他的影响已经潜在地渗透在一部诗歌史中了。这个我们就不用再谈了。

我们来看一看在文化上面，在诗歌以外的一些文化领域中，杜甫产生了什么影响。杜甫一生漂泊江湖，走过许多地方。他的死亡、他的安葬至今都是一个谜。他到底是怎样去世的，他安葬在什么地方，现在还是学术界讨论的一个话题。现在在中国各地留下了很多杜甫的遗址，杜甫的坟墓就有八座之多。八个地方有杜甫的坟墓，其中湖南的耒阳和平江、河南的巩县和偃师，这四个地方的杜甫墓都被当地人认为是真的。大家争得很厉害，都说这里才是杜甫的坟墓。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很多地方的人民，都非常希望这位伟大的诗人是安息在他们那个地方的，安息在他们的家乡。当然，更加著名的就是成都的杜甫草堂。我每次到成都去，一定要到杜甫草堂去朝圣，去缅怀杜甫。杜甫草堂现在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园林，里面亭台楼阁，花木扶疏，环境幽静，整个氛围都使人肃然起敬。当然杜甫生前没有住得这么好，杜甫生前住的草堂，就是他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描写的那个破草房。那么，为什么现在会有这么一座园林被称为杜甫草堂呢？我想成都草堂呈现出今天这样的面貌，这是后代的人民为杜甫落实政策。后代的人民觉得，我们的伟大诗人不应该住在一个漏雨的破草房里，他应该住在一座安静的、优雅的园林里，让他对着花木、对着亭台楼阁更好地写他的诗篇。所以，成都草堂已经成为我们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块圣地。这是杜甫在文化上的一个巨大的影响。

成都杜甫草堂之茅屋故居

与此同时，杜甫的影响也深入其他的艺术领域。现在有很多的书法作品是写杜诗的，很多的绘画是以杜诗为题材的，数量非常多，我在成都草堂就看到过50多种历代名人的书画，都是以杜诗为题材的。

我们还可以说，杜甫诗篇的光辉照耀着祖国的大好河山。杜甫一生走过很多地方，写过很多优美的诗句吟咏我们的大好河山。当大家登上山东泰山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地方都刻着杜甫《望岳》中的句子，“齐鲁青未了”啊，“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啊，泰山上到处都刻着这些诗句。其实，即使没有把杜诗刻在石壁上，任何一个稍微有点文化常识的人登上泰山，心中自然会想到“一览众山小”的句子，这些诗句已经刻在人们心上了。假如你再走到洞庭湖畔，登上岳阳楼，你马上就会看到廊柱上刻着杜甫吟咏洞庭湖的句子：“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一句话，杜诗和它所吟咏过的祖国河山已经结为一体。中国人游览山水有一个习惯，总觉得有人文内涵的景点更有意思，更有趣味。我不喜欢袁子才的诗，但是袁子才有一句诗说得很好，他说“江山也要伟人扶”，就是说江山也需要名人的扶持。我觉得杜甫，当然还有李白，他们所吟咏过的祖国的大好河山，就因为那些杰出的诗篇而有了一种文化意义，不再是一个纯自然的东西。这是杜甫的一大贡献。

杜甫在后代的更大、更重要的影响，是关于后人的人格塑造或者道德建树的。一部杜诗，几乎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也就是说，伟大的诗篇往往不是产生在一个和平幸福的年代，而是产生在国家多灾多难的时代。这时候，文学的任务、诗歌的任务才凸现出来。杜诗的意义也是这样凸现出来的。因此在后代，特别是宋代以后，每当中华民族遭受艰难困苦的时候，杜诗就成为人们的精神食粮，无数的爱国志士都从杜诗中吸收营养，汲取力量。

北宋将要灭亡的时候，爱国名将宗泽主张坚决抗金，但是报国无门，朝廷掣肘他，他没有办法渡过黄河去杀贼。所以他在临终的时候，吟诵着杜甫的诗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李纲也一样，在他担负起保家卫国的责任时，他亲笔题写杜诗，送给他的朋友，以此鼓励他的朋友。

最明显的例子当然是南宋末年的文天祥。文天祥被抓到燕京以后，在狱中关了三年，始终不屈，始终坚持民族气节，最后从容就义。他在燕京狱中熬过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是什么东西支撑着他？皇帝都已经投降了，太后都已经投降了，家人都失散了，南宋已经灭亡了，他为什么还要在那里维护民族的尊严，坚持民族的气节，就是不投降呢？为什么呢？是一种怎样强大的精神力量在支撑着他？文天祥在他的《正气歌》中写道：“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我在一个刮着大风的屋檐下面，就是在监狱里面，展开书本来读，古人的道德光辉照亮了我。文天祥所说的古人的著作，首先就是杜诗。所以文天祥在燕京狱中写了200首《集杜诗》。他把杜诗的句子从原诗中抽出来，重新组合成一首新的诗，一共写了200首，都是五言绝句。这说明一部杜诗就是支撑文天祥的精神源泉，一部杜诗就是文天祥民族气节的核心内涵。

我觉得，杜甫在这方面的巨大影响是怎么估价都不过分的。我曾经听很多位前辈说过，当年抗日战争胜利了，日本投降了，很多流亡到重庆、成都的前辈听到这个消息，都不约而同地吟诵起一首诗，就是杜甫的那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这个时候，大家觉得最能表达自己心情的就是杜诗。

刚才说的都是限于国内的影响，实际上杜甫的影响早就越出国界。从13世纪开始，杜诗就在我们的东亚邻国，如韩国、越南、日本，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到了1481年，韩国就出现了世界上首部完整地把杜诗翻译过去的全译本，叫《杜诗谚解》。所以杜甫的影响早就越出了国界，他是一个世界文化人。我甚至在我不太喜欢的一个邻国也发现了这样的现象。说实话，我对很多日本汉学家的学术成果是相当尊重的，他们确实研究得很细、很透，但是我一直觉得他们那些人不可亲。但其中有一位是例外，这个人的名字叫吉川幸次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吉川幸次郎是一位一辈子研究杜诗的专家，写了很多关于杜甫的著作。他在他去世的一年以前或者两年以前，专程到中国来，到河南的巩县，到杜甫的出生地去朝拜杜甫。他专门用白布做了一件长袍，他认为唐朝人所穿的礼服就是那样子的，他准备到了巩县的杜甫出生地以后，就穿上这件长袍来行礼。可惜他到了郑州以后，在那里停留了好多天，要求到巩县去，但是我方没有同意。因为那时候有规定，县级以下的地方外国人是不准去的。巩县是一个县，所以吉川没能去成，最后很失望地回去了。因为这件小事，我就觉得吉川教授这个人很可亲。

西方人对我们的古典文学比较有隔膜，但有一位美国的现代诗人，名叫雷克斯罗斯，他曾经表达过这样一个判断——这是我们南京大学外文系的张子清教授告诉我的，他翻译过雷克斯罗斯的诗，这位诗人说，他读了很多杜甫的诗，认为杜甫的价值非常大，杜甫所关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爱、人与人之间的宽容和同情，他认为只有这种品格才能最后拯救我们这个世界。最后拯救世界的不是高科技，不是其他东西，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爱、宽容和同情。他又认为，孕育了杜甫、给杜甫赋予这样一种品格的文化——当然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比孕育了《荷马史诗》的希腊文化更加伟大。因为《荷马史诗》中缺乏这种精神。这是外国朋友对杜甫的评价，我听了以后当然感到很高兴。

最后，我想用一句话作为我这次演讲的结束语，那就是刚才我引用过的闻一多先生的一句话：杜甫确实是我们“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

本文为《杜甫十讲》代跋，是作者、南京大学莫砺锋教授于2003年11月12日在南京大学逸夫馆报告厅所做演讲的文字整理稿，2004年9月16日、17日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播出。澎湃新闻经授权刊载，有删节。

《杜甫十讲》，莫砺锋/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好读文化，2022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