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文化意义

莫砺锋 2022-11-03 12:24

大家知道“文化”这个词的含义太复杂，太容易混淆，据说有人统计过，这个词有160种含义。我们现在只从最普通的一种含义来说它，就是指人类的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的总和，而且偏重于后者。

杜甫这个话题，应该说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我到各地去参观一些历史名人的遗迹时，非常注意观察历史名人的雕像。我觉得雕得好的，我是说在唐代诗人中雕得好的，一个是四川江油李白纪念馆的李白塑像，还有一个就是河南巩县杜甫陵园的杜甫雕像。江油的那尊李白雕像，雕的是李白青年时代将要走出四川的那种意气风发的形象。他佩着一把剑，昂首阔步，非常像我们想象中的李白。而巩县的杜甫雕像呢，也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垂暮的老人。他愁眉苦脸地充满怜悯地俯视着满目疮痍的大地。那是一尊使人看了以后心情很沉重的雕像。

杜甫

杜甫一生并不都是这样的，他也有过他的青年时代，有过他的少年时代，我们在杜诗中看到过他对自己青少年时代生活的种种回忆。比如说，他在《壮游》这首诗里回忆，自己年轻时曾经在山东、河南一带游玩，他说是“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那时候，春天他在丛台上唱歌，秋冬之季在野外打猎，过着一种裘马清狂的生活。他甚至有对更早年的生活的回忆，他在50岁时写过一首诗，叫《百忧集行》，诗中回忆他10多岁时候的情况：“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大意是说，他15岁的时候还像一个孩子那样活泼，他的心灵完全是一个孩子的心灵，他像小牛犊子一样健壮，东奔西跑，他家院子里面有梨树、枣树，秋天，这些果实成熟了，他一天要爬树一千回（当然这是夸张的说法），爬上去采果子吃。可以看出，杜甫在35岁以前曾是一个裘马清狂的青年；10多岁的时候，是一个活泼健壮的少年。

但是，假如现在有一位雕塑家要塑造一个青年时代裘马清狂的杜甫，像李白那个样子，或者进而塑造一个少年时代的杜甫，趴在树上摘果子，然后指给大家看，说这是诗人杜甫，即使他说明这是青年杜甫，这是少年杜甫，我想大家都不会认可。因为我们认可的杜甫，就是那样一种忧国忧民的形象。宋代的黄山谷有一首诗写杜甫画像，里面有一句写得非常好，叫作“醉里眉攒万国愁”，也就是说，杜甫即使在喝醉的时候，他对天下的忧虑，或者说天下的所有忧愁都凝聚在他的眉间。后人评黄山谷这一首诗，说它“状尽子美平生矣”，一句话把杜甫一生写透了。所以我认为，杜甫的形象已经被历史定格为一位忧国忧民的形象，杜甫这个话题也就必然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一个沉重的话题要拿来跟青年朋友们谈，或是对着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来讨论，我想这不是一件使人愉快的事情。大家听了以后，也许会觉得有几分沉重。但是正像宋代的严沧浪在他的《沧浪诗话》里说的，我们读有些作品，需要进入这样一种境界。比如说读《离骚》，怎样读才最好呢？你要读得泪如倾盆雨，衣服都打湿了，这个时候，你才真正懂《离骚》了。我本人的阅读经验也是这样的。我读我最喜欢的诗，读得肝肠如火，读得热泪盈眶，我觉得我这时才受到最大的审美感动。所以我们今天尽管是讲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但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耐下心来，听我从容道来。

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位伟大的诗人，这一点似乎不用再讲，可以说地球人都知道。我今天要讲的是杜甫在整个文化史上的意义，因为他的影响早就逸出文学之外，逸出诗歌之外。那么，我们从哪里来切入话题呢？我们首先从后人对杜甫的评价来看。大家都知道，杜甫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是由宋人开始奠定的，那么我们先从宋人看起。北宋的王安石，他是我心目中人品最高尚、理想最远大的一位政治家，他真正是政治家而不是政客。王安石对杜甫就非常尊敬，他在一首题杜甫画像的诗里这样说：“惟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您的心灵是非常高尚、非常伟大的一颗心灵，在古代都是少有的；我希望您能够起死回生，让我做您的朋友。王安石对杜甫是多么的仰慕啊！

南宋的著名爱国诗人陆游在《读杜诗》里对杜甫的文学成就给予高度的评价，同时对杜甫的思想、杜甫的道德以及杜甫在政治上的一些见解，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陆游甚至认为，假如杜甫有机会的话，他完全可能在政治上有一番轰轰烈烈的作为。因此这首诗最后说：“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意思就是说，后人仅仅把杜甫当作一个诗人来看，我对这一点感到非常惋惜、非常不满。可见杜甫的意义远远逸出文学家、诗人之外。

我们再看一下南宋理学宗师朱熹的评价。大家知道，理学家，尤其是南宋的理学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非常严格的，有时甚至是苛刻的，朱熹就是这样。我们看一部《朱子语类》，里面不受到他批评的历史人物是非常少的。在他们这种非常严格的道德标准的审视之下，很多历史人物都受到无情的批评。但朱熹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五位伟大的人物。这五位人物是哪五位呢？第一是汉代的诸葛亮，然后是唐代的杜甫、颜真卿、韩愈，最后是北宋的范仲淹。

诸葛亮和范仲淹这两位人物不用我多讲，大家都很熟悉，他们在政治上、道德上都有很高的建树，这是历史早有定评的。值得讨论的是唐代的三位人物。朱熹把这五个人称为“五君子”，唐代就有三君子，其中第一位就是杜甫，第二位是颜真卿。大家知道颜真卿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颜体的创始人。但颜真卿也是一位著名的忠臣烈士，他是为了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坚决反对藩镇的叛乱而被杀害的，是被军阀李希烈杀害的。第三位韩愈，大家知道，他是儒学史上的著名人物，也是文学史上的大人物，是“文以载道”的提出者，发动了唐代的“古文运动”。韩愈在他一生的政治生活中，每当国家需要有人站出来说话的时候，他总是仗义执言，奋不顾身，多次被贬到南方荒远之地。由此可见，“五君子”中除了杜甫以外的四位人物，他们的一生都在政治方面有很多建树，是功业彪炳的政治家，或是为国捐躯的烈士。唯独杜甫算不上一个政治人物。杜甫一生在政治上的建树，几乎没有多少值得提起的东西，因为他根本没有得到过那样的机会。他要报效祖国，他要忠于朝廷，他坚决反对叛乱，但是历史没有给他多少机会。他除了在肃宗的朝廷里偶然地仗义执言，从此受到朝廷疏远以外，其他时候始终是默默无闻，甚至很多时候是在民间。但就是这样一位人物，为什么也得到了朱熹的高度赞扬？为什么在朱熹看来，杜甫可以在从诸葛亮到范仲淹的这样一张名单中占有一席之地？朱熹说得很清楚，关键在于他们五个人有共同点，他们都有一颗伟大的心灵，他们在道德上、人格上都有伟大的建树。

朱熹的原话是这样说的：“皆所谓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意思就是他们都是光明正大、磊磊落落的人，是在人格上成为楷模的人。这显然不是一种文学的评价，而是一种道德的评价、一种文化的评价。

到了近代，闻一多先生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杜甫》。闻一多先生是诗人，他的古典文学的论文，不像我们今天的教授写的论文，写得干巴巴的，枯燥无味，他是用诗歌一样的语言来写的。在这篇《杜甫》的最后，闻一多这样说杜甫：他是我们“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请注意，闻一多不是说杜甫是我们三千年文学史上的一道光彩，而是说他是我们“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这是一种极高的文化方面的评价。

到了现代，1961年，有一个国际组织世界和平理事会，在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一个主席团会议，会上确定，1962年号召全世界人民纪念四位世界文化名人，其中有一位就是杜甫。由此可见，从宋代一直到现代，从中国到外国，人们都认可杜甫的意义，而且不仅仅限于文学史。杜甫确实是一位文化史上的伟大人物，他的意义属于整个中华文化，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内容。

下面讲第二点。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杜甫能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他在哪些方面起了这种代表作用？这里我们必须稍微阐释一下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我个人认为，中华文化虽然博大精深，内涵非常丰富，但是它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就是人本精神，它始终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文化，是以人为一切价值判断的出发点的一种文化。这与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是有所区别的。我们从中国远古的神话看起。在世界各民族的神话中，很多的主要人物都是天上的神灵，希腊神话中的诸神，都是住在奥林匹斯山上的，他们在天上俯视着人间，他们为人间恩赐幸福，有时也为人间带来灾难。但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就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大禹治水，我们的女娲补天，我们的后羿射日，这些神话里的主角都是凡间的人，都是人间某些具有非凡本领的、建立了丰功伟业的杰出人物，是某些氏族首领的代表。因为他们造福于民，或者为民除害，所以他们的人格就升格为神格，这样才构成了中华的神话谱系。在先秦时代，虽然诸子百家争鸣得很厉害，各种思想流派都提出了不同的观念，但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精神，就是当他们思考问题的时候，不管是思考社会还是思考自然，他们的出发点在人，他们最后的落脚点也在人，这是一种人本文化、人本思想。

先秦诸子百家中对后代影响最大，后来成为我们中华文化主流的两派，可能就是儒家和道家。这两派虽然互相论争，看上去好像水火不相容，但是它们的共同点就是非常重视人。所不同的是，道家所重视的是个体的生命价值，而儒家所重视的是群体的利益，儒家是在重视个体的基础上更重视群体，重视一个家族、一个宗族乃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利益。所以在价值观方面，儒家与道家是互补的，是相辅相成的。因为中国的古人，我们中华民族的先民，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不是非常优越，所以他们不能像印度人那样在热带森林里简易地谋生，非常容易地维持生命。我们在黄河流域，在这个水深土厚、气候也不是很温暖的地方，而且有滔滔的大河需要治理，不治的话就会有水患。所以对中华民族来说，如果太强调个体生命而忽视群体利益的话，就不利于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繁衍。因此，以儒家的孔孟之道为代表的这种伦理观念、道德理想，就历史地被选择为我们这个文化的核心精神。也就是说，道家只是一种补充，儒家才是核心。这不是由于儒家特别善于宣传，善于著书立说，或是某个杰出的儒者努力奋斗的结果，这是一种自然的选择。换句话说，中华民族在古代只能做这样的选择，否则的话，中华民族就难以维持下来。因此到了后代，尽管我们的中华文化不停地发展，不停地演变，出现了很多的支脉，也吸收了很多外来的新的养料，但儒家思想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始终占据着核心地位，儒家思想自身的复杂演变，基本上就是中华传统文化演变的主要脉络。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杜甫在这一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或者说他具有何种代表性。我们回顾儒学的发展史，儒学基本上可以分成两大流派，一派被称为汉学，另一派被称为宋学，这是清代的儒生提出来的。前一个思想流派的代表是汉代的儒生，他们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对儒家经典进行阐释，从训诂意义上进行阐释；而另一派就是宋代的理学家，他们主要从义理的方面，从哲学的角度，对儒家的一些原理进行追问，进行更加哲学化的演绎、推论。这两派也形成了思想史上的两个高潮。在这两个高潮之间，唐代应该说是处于一个低潮阶段，不管看哪本思想史或哪本儒学发展史，唐代占的地位都是不高的。唐代前不能比汉代，后不能比宋代。那么请问：儒学的发展在唐代停顿了吗？唐代有没有值得注意的儒学的代表人物？钱穆认为唐代有两个最主要的儒学代表人物，一个是杜甫，另一个是韩愈。很有趣，两位都是文学家。我们不谈韩愈，我们看看杜甫。那么，在何种意义上，我们能够说杜甫对唐代的儒学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呢？

一提到儒学的发展，一提到唐代的儒学，大家马上就会想到唐初的《五经正义》。有的同学也许不同意我刚才说的观点，说唐代儒学有发展啊，我们的《五经正义》就是唐初编定的，是孔颖达他们撰写的嘛。但是我想说，《五经正义》尽管从唐代一直到现代都非常受人重视，是《十三经注疏》中最重要的读本，但是《五经正义》中的观念，它的义理，基本上是从汉儒那里来的，它在学理方面没有太多的新的阐发。我们也可以说，儒学的发展到了初唐，由于出现了《五经正义》，出现了定于一尊的权威读本，反而基本上停滞了。

但是杜甫不然。杜甫是用他的整个生命，用他一生的实践行为，丰富、充实了儒家的内涵。儒家学说从本体上来说，它是一种实践的哲学，它非常重视人的行为、人的实践。所以孔子也好，孟子也好，他们在青年时代，在中年时代，当他们还年富力强的时候，都不写书，不忙着从事著作。他们终年栖栖遑遑，奔走于天下，主要是从实践的角度推行他们心目中的道，等到最后觉得“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明确知道自己的道不行了，年纪也大了，没有精力再东奔西走了，才定下心来写著作，把他们的思想用著作的方式留给后人，扩大影响。儒家在本质上最强调的是实践，强调的是人生中的行为，追求生前的功业建树。从这个意义上说，杜甫最好地体现了儒家精神，甚至是发扬着儒家精神的一个历史人物。

我们举几个小例子。儒家重视仁政，重视仁爱思想，主张在天下推行仁政。杜甫就用他的诗歌不遗余力地鼓吹这种思想，宣扬这种理想。儒家谴责贫富不均，认为贫富不均是国家最大的危害。杜甫对于这种现象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判，尽管历代揭露民生疾苦、揭露贫富不均的好作品相当多，但是我想，大家肯定都认可杜甫的两句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在这方面描写得最为惊心动魄的名句，以至我们凡是听到贫富不均的事情，首先会想到这两句诗，杜甫在这方面体会得最深切。再比如儒家强调夷夏之辨，强调我们要有民族的尊严，要维护民族的利益，在与外民族的交往中既要追求和平，也要反对侵略，维持我们民族、国家的独立性。这一方面杜甫也做得非常好，“安史之乱”爆发后，由于“安史”叛军很快就占领了长安，唐朝的很多大官都投降了，都变节做了“安史”伪王朝的伪官，包括当时的宰相陈希烈、驸马张等人。杜甫的好朋友王维等人也这样做了。唯独杜甫，唯独这个官居从八品下的一个小官，芝麻绿豆官，他坚持了民族气节。当然杜甫因为官太小，也没有受到“安史”叛军太多的注意，仅仅是被关在长安。但是他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长安，逃过唐军与叛军对峙的一片战场，九死一生地逃回唐朝临时政府所在地。当时其他人都没有这样的举动，只有杜甫这样做了。在这些方面，杜甫确实是身体力行地体现着儒家的精神，用他的实践展示着儒家的道德风范。所以我完全同意钱穆的观点，在唐代的儒学发展史上，杜甫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人物，他用他的行为阐释着儒家的经义，说明儒家提倡的道德规范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另外，儒家非常重视修身养性，这一点因为长期受批判，以致大家觉得这好像是一个应该否定的命题。其实不然，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个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里，社会的基础是什么？应该是文明的个体，是有道德自觉的无数个体。个体不应该是受到外在力量的强制才做一些符合道德的举动，道德应该发自内心，来源于内心的自律，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和谐。所以儒家非常重视个体的道德建树，儒家崇尚人格精神。

在这一点上，杜甫堪称典范。我们知道，孟子曾提出一种大丈夫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能体现这种大丈夫精神的人，如果要在历史上找一个名人的话，会是谁呢？我认为是杜甫。杜甫很好地实践了这种精神，体现了这种精神。在这里，我想请大家注意杜甫的身份，中国历史上的仁人志士不算少，我们可以开出一张长长的名单来，但是这张名单中的大部分人，都在政治上有比较重要的地位，这些人物在国家危难的时候，需要他承担起天下的责任。唯独杜甫是一个例外。杜甫一生基本上是一个平民的身份，他经常称自己是“杜陵布衣”（“杜陵有布衣”），又自称是“少陵野老”（“少陵野老吞声哭”）。布衣也好，野老也好，杜甫认为自己不过是民间的一个普通人，一个平凡的百姓。他以一介布衣的身份展示了儒家所崇尚的人格典范，我觉得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学习诸葛亮，学习范仲淹，当然有意义、有价值，但是大家会觉得很难学，他们距离我们太远了，他们的地位太高了。而且我们一般人可能一辈子也没有那样的机会，展示自己的政治才能或忠肝义胆。那么，一个普通人，过了平凡的一生，他能不能实现道德人格的完善呢？完全可以，杜甫就是一个典范。儒家本来是主张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孟子说凡是人都可以成为尧，成为舜，都可以成为圣人。为什么呢？因为人性善，人的本性就是善良的嘛。明代的王阳明甚至宣称满街都是圣人，他一眼看上去，满街都是善良的人，这些人都可以成为圣人。假如我们对“圣人”这个名词取一个很严格的定义，树立很高的标准，像朱熹那样高的标准，那么也许有人会问王阳明：你说满街都是圣人，你给我拉一个出来看看，哪个是圣人？哪个是按严格的标准都能称得上是圣人的人？我想，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请出一位人物来，那就是杜甫。杜甫就是平民中的一位圣人，虽然他诚心诚意地站在平民百姓中间，但是他是一位圣人。这是我要讲的第二点。这一点的要点是，在以人本精神为核心内涵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杜甫是一个代表人物。

《杜工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