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写得多，在文艺界可称独一无二，他什么都写，除诗歌、小说、剧本而外，从数来宝、时调、大鼓书以至拉洋片、坠子、相声、戏曲，无所不写。他努力学习、刻苦撰作，不厌其烦的求教，一次次的修改。他不止学唱，也亲自扮演，我们都见过老舍随手系一块手帕在头上，演双簧说相声。别人笑，他可不笑。

我所看见的老舍，每天都写，有空就写。一天没有动笔，他就郁抑不快：“这不行，今天没出活儿！”不要以为老舍写作总是轻松愉快的。他体弱有病，和我说过：“我是吃杂粮米糊糊长大的。我有胃下垂的老毛病。”他把写作当件苦役来做。他常常一边写，一边苦思苦想，桌上摊开纸笔，床上或凳上摊一副三十二张的骨牌。写不出，就放下笔，拿起骨牌“淘井”，或“过关斩将”，但又不安心，推开骨牌又去写。有时握着笔，哼呀哼，点头使劲；于是摸摸脑勺，又去弄骨牌，他在一篇文章里说：“过度勉强，每每使写作变成苦刑。勉强得几句，绝对不是由笔中流出来的，而是硬把文字堆砌在一处。这些堆砌起来的破砖烂瓦是没法修改的。最好的办法是把纸撕掉另写。”“我知道它不好，可是没法不厚颜去发表。”“假若社会还需要文艺，大家就须把文艺作家看成个非吃饭喝茶不可的动物！”这是他解放前的肺腑之言，真是字字看来都是血。

在歌乐山我同他到附近磁器口山上一处磁器作坊去玩。我们看见磁器工人在轮盘上面制作窑坯，还有在窑坯上画画写字的，都是一个个、一笔笔、千篇一律，动作简单飞快，争分夺秒。问到工钱，制一托（二十个）三分，画一托二分。我们不禁慨叹：“看看，这才叫工作，一天到晚，一年到头，他们就这么辛苦单调地干，为千家万户供应生活必需品，也不落个款、署个名；就这么不言不语，挣这么点钱养家活口。”我们也想到社会不公平，但更多是为工人的劳动态度所感动。老舍行动说话都十分收敛；叮嘱说：“可别耽误了他们！”我忽然想起他常说的“出活儿”的话，好像对他的为人又有了深一层的了解。

但是，老舍斤斤计较自己出不出“活儿”，难道只是为了挣饭吃吗？实际又并非如此。他辛勤写作，尤其小说剧本以外的文章，如一些幽默文，都是为供应各种报刊的索稿。“不写一点，人家刊物拿什么付排？”“办个刊物可不易。要满足他们不同的需要，这是责任！”“大团结嘛，不能顾此失彼！没稿子，人家可为难呢。”

老舍为人随和，交游广阔，与人相处，毫无成见偏见，最能大度包容。他跟任何初识与隔行的人往来，都能娓娓而谈，越谈越亲密，终日不倦。他同许多戏曲、说唱艺人结交，例如山药旦、董连枝等。他曾带我到他们家赴约，看到他们全家大小对他的那个亲热劲儿，简直教我难于想象。后来在北京，东来顺、萃华楼，许多饭馆的厨师和服务员，都是他的熟朋友，见面亲如家人，这是我们亲见的。

老舍看人是高度现实主义的。他认为世界上没有尽美尽善的东西。现实生活也不能十全十美。正因为如此，人们才有理想与愿望，才有活动与奋斗的意义。他甚至十分欣赏所谓“缺陷美”，认为可爱的东西往往是有些缺陷的。

由此可以论及他对幽默的看法。他经常注意和研究人们的“心态”。他好像认为，小生产者社会的落后面是客观存在的，这也包括他自己在内。“我是个老几？”意谓自己也不高明。别人有那个弱点，我有这个缺点，根深蒂固，很难补正。在心态上，他确是抱着同情阅人阅世的。这就是他的幽默感的来由。他跟我讨论，说：“讽刺当然好，但要看得比别人高，比别人远，比别人透。我有时也有讽刺，但不多，也不够辛辣，那对象往往也包括我自己。我也是个芸芸众生，和别人一样，别人有的，我也有，我只能同情地看待，莞尔一笑，不痛不痒。”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曾多次讨论与争辩，我并没有完全接受他的主张与观点，可是在理解上比过去丰富得多，明确得多。

确实，老舍的幽默往往挖苦或嘲弄自己，如前面所述他给我第一次印象的坦率与苦趣。但这也不能认真或看死。他有一篇写关于我的小文，说他常常带着几个酸得不能进嘴的桃子给我家小孩，骗一顿饭吃。实际是，他每次来我家，因熟知当时我们手头困难，又多病，他多是买了丰富的肉、菜带了来，让我们全家趁此打一次“牙祭”。这就是老舍的幽默。他在文章里每谈及文协缺少经费，说文艺界朋友不顾手头拮据都自掏腰包，这也同样不能认真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