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入者

来到深圳中学那一年，江学勤32岁，正在经历人生低谷。

考入耶鲁大学，这个贫穷家庭出身的亚裔青年并没能融入其中，他觉得自己在那些精英出身的孩子中格格不入。他想到中国，这个遥远模糊的故乡大概会接纳他。那时的中国是一片待发掘的广阔天地。他怀揣雄心，想着要“改变这个世界”。

事业从外媒驻华记者开始。显然，这个骄傲的年轻人低估了事情的难度，他总是不断地和周围的人起冲突。“编辑让我写艾滋病（在中国）多么严重，我觉得当时结核病比较严重，但美国不关注。（这样选择）是违反职业道德 ！”他接受不了，和编辑吵架，然后一走了之。几乎没在一个地方待超过半年，短则一个月。

一切都糟糕透了。小的媒体他看不上，向《纽约客》投稿又被拒绝，身边年轻的同行们逐渐成名，比如写出了《江城》的何伟。失意的他每天闷在家喝酒，打游戏直到天亮。

直到王铮递来橄榄枝，邀请他到深圳中学看一看。

他们相识于1990年代末的北大附中，他在那里短暂地做过外教。“年轻的王铮是一位理想主义的副校长，而我——一位年轻的老师也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我们自然而然成为了好朋友”，江学勤后来在书里这样写道。那次邀请的起因是，原本负责出国的老师离开了深圳中学，需要一位继任者。

深圳的夜晚有热闹的烟火气，在江学勤的回忆中，他和王铮常常晚上十点去酒楼喝粥到凌晨，他反复描绘自己的畅想，不甘于只为学生写推荐信、联系学校，而要建立一套体系，挑选一些最精英的学生去国外最好的大学，成为影响世界的人。

他急切地想要证明自己，这可能是最后的机会了。

这和他的成长经历相悖，但他有现实的考量——“只有有钱人才会为教育投资，穷人对教育是很保守的，要做教育创新，只能去有钱人的地方”。在他眼中，大概没有比深圳中学更适合的地方了——家长依靠个人奋斗获得财富，面对孩子的教育，也有充分的冒险精神。

然而，许多人都难以理解他的“冒险”。出国单元封闭而独立，不用多付学费，这里的学生就能拥有单独的外教、咖啡屋、食堂、外文图书馆；课程和别的单元不一样，还办了自己的报纸《深中日报》。这引起其他学生和家长的不满，投诉他搞特殊。

另一个争议来自他在一次学生组织的代表大会上，宣布了解散学生会的指令，没有经历任何民主评议过程。在他看来学生会人浮于事，权力过大，会成为改革的阻碍。当时的深中贴吧里对这位老师全是批评甚至谩骂的声音，认为他专断、独占资源，扰乱教育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