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耶鲁毕业生“失败”的精英教育实验

湃客：极昼工作室 2022-04-26 18:37原创 小昼 极昼工作室

文 | 魏晓涵  编辑 | 王姗   剪辑 | 张歆玥

自由的边界

郭祺的初中生活是在纯粹的应试中度过的。在深圳市一所“不那么好”的初中，他埋头做题一点点挤下千军万马，成为胜利的幸运儿之一，顺利进入深圳中学——全市最好的高中。和预想中的按部就班不同，他惊讶于过往没有体验过的自由。

“像一个饥饿的人进入自助餐厅”，一个新世界就此展开。

这里更像大学的样子。两三千学生，组织了两百个学生社团，模拟联合国协会、机器人社、推理社等等。在食堂门口，常年挂着一排花花绿绿的海报，新年游园会、化妆舞会、环保学术讲座，六七十个学生活动实时更新。可以不穿校服、谈恋爱，班上就有染着一头金发的女同学。学校临近热闹的东门商业街，有同学拿着外卖，碰到当时的校长王铮，引来对方好奇的目光，“点的什么？好吃吗？”

开放的氛围和这位“最富争议的校长”有关。2002年，王铮来到深圳中学担任校长，在这座具有改革精神的城市，践行他的教育改革。

学生们可以跨年级选课，一百多个选择等待他们——数学史、公民的政治生活、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陶艺设计。每个年级20个班被拆成7个单元。有参加高考的常规单元，竞赛单元，也有自由度更大的自主单元。在郭祺入校的2009年，一个独特的单元诞生不久——出国单元。

正值中国向世界开放的年代，送孩子留学，培养成世界公民，是城市中产家庭的潮流。不过在以包容和自由著称的深圳中学，出国单元依旧是个独特的存在。创立的老师江学勤不打算加入任何应试的色彩，准备SAT考试、背托福词汇，教学生写文书，他痛恨这些“功利”的方法。他要开垦一片精英教育的实验田——在这所顶尖的公立中学，选拔出一群更精英的孩子，通过素质教育，送他们去国外最好的大学，成为“改变世界的人”。

这些是郭祺后来才知晓的。他去参加面试的理由很简单，厌倦了初中的应试生活。第一次面试失败了，老师用英文问他喜欢什么书，他磕磕巴巴答不出来，随便扯了本《哈利·波特》；后来又增加了一次面试，面试官换成了江学勤，这个在加拿大长大的华裔，操着一口语调奇怪的中文，单刀直入地问，你为什么想选这个体系？

三四十个学生被选拔出来。名列其中，郭祺有些受宠若惊，在这个牛人辈出的学校里，当时的自己平平无奇，“他（江学勤）可能真的无所谓，谁来了都能教，他对自己的体系太自信了，更何况来深中的都是全深圳最好的学生”。

这个意气风发的年轻老师，似乎有足够骄傲的资本。“我是耶鲁大学毕业的”，他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又是学生们信任的王铮校长邀请来的。

江学勤为此投入了最好的资源，或者说，特权。他单独请来九位常春藤大学的毕业生担任外教；其他学生参加军训，出国单元的同学用户外徒步替代，还有瑜伽等美式高中常见的活动。此外，他开设了英文图书馆，藏书几千册，鼓励学生们多读英文原著，而非背单词应付考试；还有单独的食堂，饭菜是经过专业营养搭配的，水果必不可少；让学生自己开设经营咖啡厅，提供“讨论的公共空间”。

当然，这些仅供出国单元使用。他认为，“高考是一个死板的制度，在高考制度里改革是没有空间的，出国才是中国教育的未来”。

郭祺感激江学勤给了他这样的机会，他是江最忠实的追随者。对于一个高中生，这个国外来的老师和周围中规中矩的成年人太不一样了。他十分擅长讲述一些情节跌宕的人生故事，比如从贫苦的华人移民家庭进入耶鲁，比如缺钱的时候去拉斯维加斯的赌场，凭着很强的数学能力赢了一大笔，再比如去采访受污染的村庄，从摩托车上摔下来。“像是电影情节，又确实觉得像这个人会干出的事”。

江学勤与学生在一起。图片来源：《创新中国教育》

从小喜欢画画的郭祺，获得了一些探索的自由。即使只是在一张2A大小的《深中日报》做美编，后来成为主编——他们关注学校的社团大会，也关心甲型流感形势。中午见缝插针找时间采访，从下午四点下课，一直忙到晚上十一二点，第二天清晨拿着新鲜的报纸，放在食堂门口，满学校发放。

高中时代在忙碌中度过，后来才慢慢回味出它的意义。“在面对家长宣讲的时候，江会提到送孩子去常春藤，那只是策略性的。他的目的不是真的要送你去常春藤，而是教育一批全方面（发展）的公民，找到自己热爱的东西，投入进去。”

在课堂上，他们读过许多批判性的英文材料，郭祺对其中一篇讨论的话题印象深刻——教育资源是否更多地倾向权贵阶层？他得以第一次重新审视自己和身边的人，“在深中这么好的学校，有多少是特困生呢？（深中的特困生少）是因为他们没有我们聪明吗，还是阶层固化让更有权贵的人拥有了更好的教育资源呢？”

像是一个隐喻，和江学勤的教育实验暗合。出国单元在校内引发剧烈的讨论乃至围剿，它是否独占了过多资源，影响了公立学校的教育公平？更大的争议则来自于这位老师本身，这个西方来的闯入者，低估了变革会遇到的阻力。他粗暴、直接、自傲、语出惊人，搅动起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