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独步于世的蔡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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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独步于世的蔡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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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襄自书诗》卷。北宋蔡襄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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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襄像
祝勇
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秋,蔡襄把十二年前“李宸妃墓铭”的陈年旧账翻出来,上疏弹劾宰相晏殊。李宸妃是宋真宗的妃子、宋仁宗的亲妈,但宋仁宗直到青春期当上皇帝,都不知道自己的亲妈是李宸妃,而是一直把宋真宗的第三位皇后——刘皇后当作自己的亲妈。宋代宫廷史中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早就被写成了小说,收进了清代光绪年间北京文雅斋书坊木版刻本《三侠五义》一书中。
真实历史中的“狸猫换太子”
读中学时,笔者总是放下枯涩冷血的教科书,去父亲的书柜里搜寻那些有温度的书。在我眼里,关于历史的书,就应该是有温度的书,不管它们是正史,还是小说。翻开《三侠五义》,第一回就是:
设阴谋临产换太子
奋侠义替死救皇娘
这一下子就把笔者带进了这段历史,躲都躲不开。后来有人把它改编成京剧,名为《狸猫换太子》,把这段历史又演绎了一遍。
现在,时隔三十多年,笔者再度翻开那本清代石玉昆著、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辽宁人民出版社重印的《三侠五义》,微黄的纸页,把笔者带回了恍惚的少年时光,也带进了宋仁宗的少年时光。小说中写,刘妃与李妃同时怀孕,宋真宗于是允诺,谁先生下皇子,谁就被立为正宫。由此,二妃之间展开了一场“生产竞赛”,看谁先生下皇子,并能被立为太子。刘妃心狠手毒,设计陷害李妃,这场竞赛也演变成了一场不公平竞争。李妃产子在先,刘妃就派人把她的儿子偷偷抱走,换上一只被剥了皮的狸猫。宋真宗闻之变色,认为李妃生下妖孽,把李妃打入冷宫。而刘妃生下皇子后,则被立为正宫。没想到刘妃生的皇子活到六岁就夭折了,李妃生的皇子则被八千岁救下,抚养成人,后来在包拯的帮助下,与双目失明的生母李妃相认,并最终继承了大统,就是宋仁宗。
历史的真实与小说相去不远,只是那只狸猫并不存在,刘妃(那时已被册立为皇后)派人偷走了李妃生的皇子却是千真万确。刘皇后侵吞了别人的劳动成果,冒充皇子的亲娘,把孩子养大,自己则当上了皇后,后来又当上了太后,而真正的生母李妃,则在宫中度过了凄清的一生,在四十六岁上,含悲去世了。
宋仁宗曾对刘太后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依赖,但她却是谋害自己生母的罪魁祸首。刘太后死时,他还哭了好几天,没想到哭错了妈,这着实让宋仁宗的“三观”经历了不小的震荡。这世界上的善与恶、是与非,往往不像它表现的那样泾渭分明,一眼可辨。这让他走向怀疑论,对自己、对身边人、对世界都充满怀疑,变得瞻前顾后,优柔寡断,多疑善变,没准主意。曾巩说他:“宽仁慈恕,虚心纳谏,慎注措,谨规矩”;蔡襄更直接说:“宽仁而不能决断”。
宋仁宗是宋代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长达四十二年的在位时间,让这种游移不定的性格有了充分的施展机会,也使王朝政治呈现出“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效果。仅他一生所用年号,就更换了许多次,有天圣、明道、景祐、宝元、康定、庆历、皇祐、至和、嘉祐等,应该是宋代年号最多的皇帝。朝廷的大小官员们被这些变幻不定的年号裹挟着,经历着颠簸不定的命运。
入知谏院上疏弹劾老师
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秋,蔡襄把十二年前“李宸妃墓铭”的陈年旧账翻出来,上疏弹劾宰相晏殊。
说起来蔡襄还是晏殊的门生,宋仁宗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蔡襄参加“高考”,主考官就是“知礼部贡举”的晏殊。那一届考生中,包括蔡襄、欧阳修、张先在内的二百四十九人并赐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只差一人就二百五了。这二百四十九人中,晏殊最看好的就是蔡襄和欧阳修。
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吕夷简被罢相。拜集贤殿大学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的晏殊升任宰相,很快提拔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副宰相),蔡襄、欧阳修入知谏院担任谏官,同任谏官的,还有王素、余靖二人,史称“庆历四谏”。
欧阳修、王素、余靖入知谏院,蔡襄兴奋之余,写诗曰:
御笔新除三谏官,喧然朝野竞相欢。当年流落丹心在,自古忠良得路难。必有谟猷裨帝右,直须风采动朝端。世间万事俱尘土,留取功名久远看。宋代开国之初,立志打造一个文治国家。重用文官,节制武将,这是建朝伊始就做出的制度设计,但是宰相专权咋办?宋仁宗的对策是,提高谏官的地位,对宰相进行制衡,知谏院、御史台,并称“台谏”。在宋代历史中,谏官扮演着重要角色,司马光说:“至于台谏之官,天子耳目,所以规朝政之阙失,纠大臣之专恣。”宋代注重文治的重要特点,就在于文人有自由表达意见的空间,而宋仁宗游移不定、缺乏决断力的个性,更加成就了谏官们的伶牙俐齿,给了他们一展身手的机会。像包拯、司马光、欧阳修、范仲淹等都做过谏官。宋仁宗时代,被称为谏官的黄金时代。
仁宗朝文化大家灿若繁星
这个时代,文化大师辈出,正有赖于这样的自由氛围。他们的个人生涯固然起起落落、坎坎坷坷,几乎没有一个顺顺当当的,却形成前所未有的文化群体,彼此咬合交错,编织成一个庞大的文化网络,差不多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无比强大的朋友圈。
在这一时期脱颖而出的文学家有张先、柳永、范仲淹、晏殊、司马光、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黄庭坚、晏几道等,“唐宋八大家”中宋朝的六位,全部在仁宗朝闪亮登场;画家有燕文贵、许道宁、赵昌、文同、郭熙、苏轼、米芾、王诜等;思想家有张载、邵雍、周敦颐、程颐、程颢等;书法家就不说了,他们全都是。
他们几乎人人是官员,个个是领导,甚至不乏中央领导,但不查《宋史》,有谁记得住那些复杂的官名呢?时间隐匿了他们的身份,只剩下文化的光环,亘古常新。时至今日,我们记住的,是他们的绘画书法、诗词文章。像“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是晏殊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范仲淹的;“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这是苏东坡的。从个人到国家到宇宙天地,都没逃出他们表述的文字。那段时光,是千古文人最傲然的时期。他们思想与才华的集中迸放,构成了令我们后人引以为傲的传统。
宋仁宗执政的那四十二年,是文化浓度极高的四十二年,似乎空气中都弥散着诗的味道。那才是真正的“人类群星闪耀时”,那时的“人类群星”基本上集中在中国的北宋,而且大部分挤在汴京、洛阳这两座城里。苏东坡说:“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搜揽天下豪杰,不可胜数”。直至今日,还有许多人想到11世纪的这两座大城市旅旅游。
笔者很羡慕宋仁宗,因为他的世界里有着这么多的大师;笔者也很可怜宋仁宗,因为九百多年后,当年他手下的这班人马都比他的名气大,几乎任何一个人的光芒都可以轻而易举地遮住帝王的光芒。
回到历史的情境中,他们每一个人还是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干活,去扮演好自己的历史角色。这些文人墨客,在本职岗位上都干得有模有样。现在分析起来,身为宰相的晏殊把蔡襄、欧阳修安排到知谏院的岗位上,不排除安插亲信的可能性。有亲友团主持知谏院,自己工作起来就不会束手束脚,但谏官的工作性质,就是对行政工作进行监督,提意见,舍得一身剐,把不称职的官员(哪怕是宰相)拉下马。所以蔡襄、欧阳修和他们的老师晏殊之间的矛盾,是不同职务间的矛盾,他们脑袋被屁股决定着,他们的矛盾是结构性的,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对此,明代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台谏在事,遇大奸居位,即奋笔而弹,不避亲嫌。”假若谏官见了亲人、老师就心慈手软,怎么去做一个合格的谏官呢?换作亚里士多德对他的老师柏拉图说过的话,即:“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
关于谏官的职责,欧阳修曾在给范仲淹的信中说:“坐乎朝廷之上与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立于殿阶之下与天子相可否者,谏官也”。他还把谏官和宰相相提并论:“不得为宰相,必为谏官。谏官虽卑,与宰相等。”但谏官是一个得罪人的岗位,也是一项高风险职业,因此蔡襄对皇帝说“任谏非难,听谏为难;听谏非难,用谏为难”,劝说皇帝要有勇气听谏,有决心用谏,千万别拿窝头不当干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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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赐御书诗表》卷(局部),北宋,蔡襄(日本藏本)
蔡襄在弹劾晏殊的上疏中说,当年李宸妃去世时,是晏殊写的墓志铭,但晏殊对李宸妃就是仁宗生母的事实“没不敢言”,稀里糊涂蒙混过去了。《宋史》为晏殊鸣不平:“(晏殊)以章献太后(即刘太后)方临朝,故志不敢斥言”。当时刘太后还活着,而且垂帘听政,有谁敢说实话呢?
当然,晏殊还有其他小辫子被蔡襄等人抓在手里,比如他私占官地,役使兵士为他建房子,这种贪小便宜、慷国家之慨的做法,与他的宰相身份实在不符。皇帝看罢上疏,觉得蔡襄说得有道理,就罢了晏殊的宰相,把他打发到颍州当地方官去了。
心底无私
弹劾老师事出有因
晏殊自十四岁以神童入试,赐同进士出身,历任右谏议大夫,集贤殿学士,同平章事兼枢密使,礼部、刑部、兵部尚书,参知政事(副宰相),一路当到宰相,仕途可谓顺风顺水,是北宋历史上著名的风流词人、太平宰相,这次被自己的学生弹劾出京,称得上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那一年,他已经五十四岁,青衫飘飘地离开汴京,“满目山河空念远”,不知道此生是否还可以回来,再见到汴京的春天。时至今日,我们仍可想象他内心的怆然。
笔者喜欢晏殊词,是因他的词虽包含着悲伤,却不被悲伤所淹没,因为他内心的圆融、通达、开放、热烈,足以化解心头的伤悲,就像阳光,无声无息之间,可以融化冰雪。你看他写“无可奈何花落去”,接下来一句就是“似曾相识燕归来”。
他写“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紧随其后的,却是“不如怜取眼前人”。对这世界,他没有太多的怨恨,而是抱着一种欣赏的心态。他能正视生命中的缺失与伤痛,因为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在当下和未来得到弥补。这说明他是智者,他有强大的内心,也是他比李煜高级的地方。尽管五代南唐的后主李煜开一代词风,但相比于宋代的晏殊,格局还是小了,一天到晚哭天抢地、捶胸顿足、大惊小怪,满脸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宋词后来在欧阳修、苏东坡、黄庭坚、辛弃疾等人手里走向开阔和博大,离不开晏殊所做的铺垫。
明眼人一眼可见,“李宸妃墓铭”事件,不过是蔡襄弹劾晏殊的一个由头,真实的原因,是一年前由参知政事范仲淹发起的“庆历新政”,欧阳修、蔡襄都是积极支持者,对老范鼎力相援。与欧阳修、蔡襄同届“高考”的状元王拱辰,则是反改革的急先锋,而老成持重的宰相晏殊,并没有选边站队。不久,晏殊因看不惯欧阳修锋芒毕露的个性,把他外放为河北都转运使,让改革派少了一个骨干分子。如此,蔡襄才把矛头指向晏殊,对他痛下“杀手”。
蔡襄的“个性”,其实在很多年前就“暴露”无余了。八年前的宋仁宗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范仲淹因得罪当时的宰相吕夷简而被贬往饶州,左司谏高若讷高谈阔论,唾沫星子横飞,说范仲淹这家伙罪有应得,为朝廷的处置拍手叫好。
欧阳修写《与高司谏书》,痛骂高若讷“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高若讷气急之下,把信交给宋仁宗,宋仁宗一生气,就把欧阳修逐出朝廷,贬为夷陵县令,去基层当干部了。余靖、尹洙等谏官为范仲淹鸣不平,也无一例外地受到贬逐,台谏官员一时鸦雀无声。这个时候,该蔡襄挺身而出了。他写下《四贤一不肖诗》,明目张胆地把范仲淹、欧阳修、余靖、尹洙这四位被打倒的谏官称为贤人(“四贤”),把大嘴巴高若讷称为不肖之徒(“一不肖”)。这五人,他每人送上一首长诗,以表明自己爱憎分明的立场,该赞颂的赞颂,该贬损的贬损。一时间,《四贤一不肖诗》洛阳纸贵,以地下文学的形式广为流传,“火”遍京城内外,甚至有契丹使者买到刊本,贴在幽州馆的墙上仔细欣赏。蔡襄在那样压抑的气氛中写下《四贤一不肖诗》,不仅仅是无惧吕夷简,对宋仁宗也没有谦让半分。
如此说来,蔡襄弹劾他的老师,并不说明他薄情寡义、“一点儿面子也不讲”,相反,这说明他是一位称职的谏官,因为他心底无私,他效忠的是皇帝,是天下,而不是某个个人。他对老师“翻脸不认人”,源自他内心的干净、坦荡。
秉笔直书 直言宋仁宗“不能决断”
蔡襄的直爽性格,在皇帝面前也毫不收敛,说宋仁宗“宽仁而不能决断”,这话就是蔡襄说的,而且不是在背后嚼舌头,而是光明正大地写在给宋仁宗的上疏中。
宋仁宗虽然“不能决断”,但毕竟还是“宽仁”的,一直没有和蔡襄过不去。皇祐五年(1053年)正月十六,汴京城内突起大火,这场因道士醉酒引发的大火把存在了半个世纪的会灵观化为灰烬。反复犹豫之后,宋仁宗赵祯决定重修,起名为“集禧观”,意思是要把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善终集中在一起,之后,他又在西侧新建一座“奉神殿”,“奉神”二字,出自宋真宗所写《奉神述》刻石。宋仁宗决定亲自书写碑额,请蔡襄摹写宋真宗御书的碑文。
宋仁宗先是派太监张茂则把自己亲写的碑额“真宗章圣制《奉神述》并御笔”送给蔡襄。蔡襄只要遵照皇帝的指示摹写碑文就可以了,但他爱提意见的“毛病”又犯了,看过碑额,又忍不住对皇帝做出“批评指导”:
一,去掉“章圣”二字,因为宋真宗的谥号是“文明武定章圣元孝皇帝”,全写上去字数太多,简称又不恭敬,所以干脆不要。
二,去掉“御笔”二字,因为“御”是在世臣子不方便直呼当朝皇帝姓名而用的专用词,且古人极少用“御笔”二字。
三,建议名称定为“真宗皇帝制《奉神述》并书石”。
据说蔡襄把他摹写的宋真宗碑文呈送给皇帝时,皇帝是“拱立”着,毕恭毕敬地等在那里。而后,他又亲自写了蔡襄的字“君谟”二字,赐给蔡襄,以示恩宠,还将凤冠霞帔赐给蔡襄之母,此事被记在《宋史》中。
作诗表谢 《谢赐御书诗表》流落海外
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藏有蔡襄《谢赐御书诗表》一卷,纸本,纵29.3 厘米,横241.5
厘米,共五纸,接缝处有“合同”印,上书三十七行,三百二十字。这一书法长卷,就是蔡襄在收到宋仁宗手书“君谟”的赐字后所写的谢表。明代书画家张丑在《清河书画舫》中对此手札写了一段按语:
仁宗深爱君谟书迹,尝御笔加赐“君谟”大字并诗,以宠异之。君谟作诗表谢之,自书以进,即此卷也。
蔡襄的法书真迹存世较多,仅北京故宫博物院,就藏有《自书诗帖》《虚堂诗帖》《纡问帖》《入春帖》《京居帖》《持书帖》《门屏帖》《暑热帖》《蒙惠帖》《扈从帖》《山堂诗帖》等。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山居帖》《陶生帖》《思咏帖》《虹县帖》《安道帖》《离都帖》《谢郎帖》《大研帖》《脚气帖》《澄心堂纸帖》等。
这卷《谢赐御书诗表》,宋仁宗收到后藏入秘府,后来赐给大臣赵挺之,米芾曾经看到过这件手迹,后来赵挺之传给他的儿子、词人李清照的老公赵明诚,到元代,像时间中的漂流瓶一样,“漂”到王芝、乔篑成手上,明代又为黄锺、赵用贤收藏,清初流入安岐之手,入乾隆内府,乾隆又把它转赐给六子永瑢,清末为端方所藏。1919年,中村不折从文求堂购得此卷,此卷自此流入日本。
徐邦达先生说,蔡襄《谢赐御书诗表》,除日本藏本外,清宫还另藏有两本。其中一本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曾著录入《石渠宝笈初编》,临写极劣,还有项元汴等数印,“亦是出于翻摹”,如此,“此本当然不真”;清宫的另外一本,有乾隆、嘉庆、宣统内府印玺,但不见《石渠宝笈》著录,此卷被溥仪窃盗出宫,带到长春,伪满洲国覆灭以后,又流至北平,被一位姓李的收藏家收藏,卷上钤有“宣和殿宝”等伪印,“书法嫩弱光软,已成清代馆阁书体”,“纸亦染旧成灰墨色”,一看就不真,可能是清代康熙年间的临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