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二八年，巴黎。在第二天早上，朋友们来了，他的心情顿时快活起来。一个人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看见桌子上有一张空白的账簿本，上面写了一个标题：《于连》。他好奇地问，这是什么意思？哦，司汤达答道，他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朋友们都很兴奋，都鼓励这位过度忧伤的人打起精神。于是，他果真开始写这部作品了。这个标题被抹掉了，换上了一个后来成为不朽著作的标题《红与黑》。事实上，从那天起，他作为亨利·贝尔已告终结，另一个名字开始出现并流芳千古，那就是司汤达。”

司汤达肖像这是奥地利小说家、传记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在其著名人物传记《三作家传》中的一段描述。1830年，司汤达的小说出版，初版时的标题就是《于连》，副标题名为“十九世纪纪事”。在后来的版本中，小说标题改成《红与黑》，副标题改为“一八三〇年纪事”。再后来，《红与黑》一跃成为法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不朽经典，《红与黑》几乎就是司汤达的代名词（尽管他的另一部小说《帕尔马修道院》（1839）或许更加出色）。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红与黑》在中国逐渐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一度把对《红与黑》的研究称为“红学”。无数中国人通过小说和电影（1959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译制的意大利电影《红与黑》在中国大陆公映，在全社会产生极大反响。）知道了那个“长着一双时而探索，时而沉思，时而又像放射出火焰般美丽眼睛”的青年于连。但很多人并不知道，于连·索黑尔——这个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其实就是戴着面具的司汤达。

理想与现实

按照著名小说家萨默赛特·毛姆的描述，早年的司汤达有两个人生目标：一是成为一名出色的戏剧诗人，为此他大量阅读剧本，几乎每天去剧院看戏，可惜他天生缺乏构思剧情的才能（正如我们在他的小说中所看到的那样），注定难以成为一个诗人；二是成为一个伟大的情人。无奈在这方面，上苍也没有给他相应的条件。他身材矮胖，其貌不扬，双腿粗短，鼻子肥大而突出，只有一双褐色眼睛炯炯有神，手和脚纤细异常，皮肤更是像女人一般细嫩。如此这般形象显然缺乏男性魅力，为此他将自己打扮得颇为时髦，且经常带着一把佩剑，显出一副神气凛凛的样子。事实上，他却是一个非常羞怯的人。

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司汤达的情史虽然堪称丰富，却基本都以失败而告终。从某种（悲剧性的）意义上说，他的人生就是由不断地陷入爱情而又失去爱情的一连串事件构成的。更不幸的是，他本人对于爱情极为重视，正如他的自白：“爱情之于我始终是至关重要的，甚至可说是我唯一的大事”。然而，由于一言难尽的形象与羞怯且犹豫不决的性格，司汤达在爱情方面远不如巴尔扎克得心应手，也不像雨果那样不断取得辉煌的胜利，更难以像大仲马、莫泊桑那样阅尽人间春色……他留给世人的多是一些尴尬甚至令人发笑的“事迹”。某次，他苦苦追求达鲁夫人，却又不知对方爱不爱他，甚至怀疑她在背后嘲笑他扭捏作态，并为此感到羞辱。于是，他找来一个老朋友商量良策。马修·约瑟夫森的《司汤达传》为我们留下了这份两人问答的珍贵记录：

“勾引B太太（他们用B太太来称呼达鲁夫人）有什么好处吗？

好处如下：勾引者的欲望将得以发泄；他能从中获得社会利益；他将进一步从事对人类情感的研究；他将满足自身的自尊心和荣誉感。”

为此，司汤达还在这份问答记录中附加了一条注释：

“最好的建议是：进攻！进攻！进攻！”

然而，当他终于克服那该死的羞怯与犹豫向B太太表达爱意后，对方冰冷地回应她对他的感情仅限于友谊。就这样，司汤达的柏希维勒战役失败了。在一次又一次的爱情挫败后，司汤达将所有由活跃、悲伤、轻佻、冷静所交织的心绪付诸了《论爱情》（1822）的写作之中。颇为吊诡的是，这本19世纪最出色的爱情心理学著作，竟然出自一个在爱情方面败绩累累的社会边缘人（来自外省的司汤达长期作为边缘人的存在，让他的小说也格外关注边缘人这一群体）。或许，这正应验了中国的一句老话：久病成良医。对于司汤达来说，真真就是久败成大师。

《论爱情》根据司汤达的分析，爱情可以分类四种类型：激情之爱、情趣之爱、肉体之爱和虚荣之爱。而爱情产生的过程则有七个步骤：爱慕、希望的开始、期望、爱情的开始、第一次结晶、怀疑或妒忌、第二次结晶。司汤达在这部作品中天才地提出了爱情的“结晶”现象。对此，他以洞烛幽微的笔触给出了如下的定义：“在萨尔茨堡盐矿，有人将一根在冬天掉落了叶子的树枝丢在废矿井深处，两三个月以后再把它取出来看时，树枝上已布满亮晶晶的结晶体：最细的枝丫，并不比山雀的爪子粗，裹满了无数闪耀着的、灿烂夺目的钻石，再也认不出那根枝丫的本来面目了。”

尽管有无数可以被戏谑嘲笑的理由，但司汤达却以强大细腻的内心给出了令人敬佩的回应。在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中，我们可以读到许多似曾相识的金句：“爱情就像发高烧，它的产生和消失绝不以人自己的意志为转移。”“没有孤独，何来爱情？”“爱情王国里满是悲剧。”“爱情由于真正的嫉妒而不断增长。”……不像许多被爱情虐得体无完肤的人，他没有对爱情失望和看低，反而认为“爱情是一种激发人的力量的美好情感，带着最为强烈的激情，带着义无反顾的纯粹”。甚至写道：“爱情是文明的奇迹。”

如同众多被同时代漠视的经典作品，这部1822年出版的爱情心理学杰作（此时司汤达已经39岁），却在随后的11年里只卖掉了17本。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司汤达似乎都是一个妥妥的失败者。然而，看似碌碌无为了半辈子的司汤达，实则已积蓄满了所有的经验、想象、才情和阅历，青年于连·索黑尔的形象在司汤达的脑海中翻滚着、涌动着，文学史上的不朽经典《红与黑》即将横空出世。

《红与黑》

1827年，法国《司法公报》上刊登了一则劲爆的社会新闻：一位名叫安托万·贝尔德的神学院学生先后在米休先生家和德·歌东先生家当家庭教师。他诱奸了前者的妻子和后者的女儿，并随即遭到解雇。后来，他重拾课业准备当神父，却因为声名狼藉没有一家神学院肯收他。他认为米休夫妇该为此负责，就趁米休夫人上教堂的时候枪杀她复仇，然后举枪自杀。伤势不足以丧命，他被捕受审，并被判处死刑。司汤达看完这个新闻事件后大为震动，他把贝尔德的行为看成“美好的犯罪”，是一个强有力的反叛性格对社会秩序的反抗。随即，司汤达以此为灵感开始创作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红与黑》，三年后小说出版时，他已经47岁。后来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生前默默无闻、在文学创作方面起步很晚的公职人员，死后竟凭着两三部小说，更确切地说，主要是凭着《红与黑》，便取得了在文学史上几乎与巴尔扎克比肩而立的地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