羿的形象刻划，有着鲁迅自身的浓重投影。鲁迅之所以选择英雄夷羿在完成历史功绩后的悲剧性遭遇和心态为描写对象，渲染主人公陷入琐屑生活的困扰而无用武之地，突出农妇对他的奚落、门徒对他的陷害、妻子对他的背弃，表现他渴望复仇又无可报复的悲哀，在很大程度上源于鲁迅其时主观抒情的需要。借助羿的悲剧遭遇和心态，鲁迅曲折地表现了自己在世界观转变前夜孤独、寂寞、愤懑，渴望新的战斗生活的情怀。通观《奔月》，不仅主人公羿面临的那种荒凉寂寥，只能与乌鸦麻雀为伍的环境和鲁迅其时独居厦门、“不闻战叫”的处境类似，而且人物众叛亲离的遭遇，也与作家其时运交华盖的生活坎坷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对应关系。“嫦娥弃夫”和“逢蒙叛师”的情节设计是最明显的两个例子。有关羿对嫦娥无微不至的关切、嫦娥不耐生活之清苦独自服药飞升、羿渴望复仇而又无可报复的心态等描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鲁迅长期以来对周作人深挚的手足之情和“兄弟失和”给鲁迅强烈的心理冲击。逢蒙形象的塑造，更毫不隐晦地以高长虹背叛并诽谤攻击鲁迅的自私卑劣广告作模特儿，如作家本人所说的： “那时就做了一篇小说和他开了一些小玩笑”。在《两地书》中，鲁迅曾剖白：“我先前何尝不出于自愿，在人生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而现在呢，人们笑我瘦弱了，连饮过我的血的人，也来嘲笑我的瘦弱了。……这实在使我愤怒，怨恨了，有时简直想报复。”《奔月》里羿挫败逢蒙的阴谋并尖刻地嘲笑对手 “你真是白来了一百多回”“偷去的拳头打不死本人”，以及他怒火填膺、张弓射月的描绘，正是作家上述心境借历史人物、事件为载体的形象化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