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一个昔日同事的父亲去世。不是死于新冠肺炎，而是死于气管炎。因为几乎所有的医疗力量都调去抗疫，这种病得不到及时救治。她说，托了蛮大的关系，才住进武汉中心医院输液室，还是晚了。她发来了她父亲就医的视频，医院里空空荡荡，医生全副武装。她现在定居美国，春节前专程回来，打算陪父亲过年的，她父亲见势头不对，硬逼她走，于是抢在封城前飞离了武汉。顾此失彼，父女俩没能作最后的告别。

这当然怨不着中心医院。这次疫情，中心医院影响远播，因为它的悲壮。

在武汉，因着同济、协和两家医院的光芒，中心医院的名声一直比较暗淡。其实它的渊源蛮深厚的。最早是一八八零年创建的汉口天主堂诊所。一八九三年发展为汉口天主堂医院。到一九一四年，汉口天主堂医院已壮大成一所颇为齐备的综合性医院。然后，世道大变。一九五二年，武汉市卫生局接管汉口天主堂医院，改组为武汉巿立第四医院。一九五五年，四医院与原武汉市卫生局胜利街休养所改组的武汉市立第二医院合并，成立武汉巿第二医院。直到一九九九年底，二医院才增挂“武汉市中心医院”的院名，那像我这个年纪的人，还是习惯称它为二医院。医院现有南京路院区、后湖院区及谌家矶医养结合示范院区三个院区，另设花桥门诊部。在我心目中，一直视南京路的老院区为它的本尊。

紧邻中心医院的上海路天主教堂，为天主教汉口教区主教座堂，是至今保存完好的百年教堂，一八六六年，由意大利传教士明位笃主教委托另一位意大利教士余作宾修建, 平面布局为拉丁十字形，两层砖木结构，可同时容纳1000多人做弥撒，系罗马巴西利卡式建筑风格。因奉耶稣的义父若瑟为主保，所以它在教内被称为圣若瑟堂，后院曾是武汉修女院。从二者的位置和名称上看，它们之间应该关联很大，但我还没考证出来。不过一为拯救肉身，一为拯救灵魂，医院和教堂挨这么近，我觉得饶有意味，很容易想到地狱与天堂。

以前中心医院最有名的是妇产科，跟同济、协和比也不遑多让，甚至在它们之上。主要原因，是中心医院曾有一位大名鼎鼎的高欣荣医生。我国妇产科界过去有“北有林巧稚，南有高欣荣”的说法，高欣荣医生地位之尊崇可见一斑。

高欣荣一九零五年出生在湖北省鄂州华容镇高家大湾，祖父高开经做小买卖为生，父亲高维舟留学日本九年，民国期间官至海军少将。高欣荣在广州岭南大学夏葛医学院学医，走上从医之路。毕业后进入青岛市立医院工作，这家医院的医生大多都是德、日等外国人。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高欣荣赴美国霍布金斯大学医学院进修妇产科临床，随后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美俄氏研究院学习妇产科病理。一九三九年获医学博士学位，并当选美国医学会会员，旋即回国报效，曾任重庆中央医院、汉口市立医院妇产科正副主任。一九四八年在汉口黎黄陂路三十八号创办武汉高氏医院。一九四九年后，高欣荣历任武汉市第二医院妇产科主任，名誉院长，兼任中华医学会理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武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副主任等职。一九九七年四月在武汉逝世，享年九十二岁。她的两个弟弟高有焕、高有炳都是武汉著名的医生。因为她是中心医院的骄傲，也是武汉的骄傲，在这里就多介绍了几句。

说起来，我和中心医院缘分不浅。二十岁以后，我一直住在那附近。我儿子在那里出生，那时高欣荣医生仍健在。我父亲长期在那里看病，并在那里过世。我妻子在那里做过三次手术，每次我都要陪护十来天。我外甥等几个亲戚也是在那里出生。

我儿子出生在农历新年前夕。那时的年轻人还是比较独立的，不像现在，生个孩子五亲六眷一大帮人簇拥在周围。我一个人守候在中心医院产科，觉得蛮正常。绝大部分人都这样，都只老公一人在身边。男人们等在产房门口，都是即将当爸爸的，自然容易聊到一起，聊的当然主要是老婆孩子。生一个，护士出来报一个，谁谁谁，生了，儿子或者姑娘，家属便赶紧绕到另一边的窗口去看新生儿。那个窗口很小，护士在里边提溜着婴儿像提溜着一团橡皮，顺过来倒过去，把其胯下的性征亮给窗外的家属：“看，是儿子（姑娘）啊……”我们这一代已经比较开明了，不管儿子姑娘，当爸爸了，母子（女）平安，大都是心花怒放兴高采烈的。也有生了姑娘很失落的，到一边抽闷烟。我有一大遗憾。老婆大约夜晚十二点左右进产房，我守了几个小时，找一个熟人医生问了两次，都说还没有。到黎明前，我困得不行，熬不住了，跑到老婆的病床上躺下。这一躺就睡得死沉死沉的，老婆生了护士叫家属没人应，找到病房把我叫醒，这时天已大亮，我错过了最激动人心的那一刻。

而我父亲生命的最后一年都是在中心医院ICU病房度过的。中心医院是武汉市离休老干定点医院之一，有一栋楼叫康泰楼，专为老干服务。我父亲有幸能享受这个待遇，费用政府买单，不然在收费高昂的ICU住那么长时间，我们会压力山大。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要去医院。家属一般不能进入ICU病房，只能视频探望。每天上下午各开放一次，一次一个小时，大家排队，每人几分钟。探视屏幕很小，还时常发生故障。我们因为是老病号的家属，跟医护人员熟了，通融一下，一周会放我们进去一两次，有人情味的违规吧。套上医用服装，零距离地跟亲人呆上一会儿。我父亲是中风，失语，大多数时候神志不清，没法交流，就是静静地站在他身边，顶多拉着他的手。早期他有时似乎能认出我们，眼神里有话。慢慢地，身体越来越衰弱，便完全没有清醒的时刻了，要么双眼紧闭，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昏迷中；要么，即使眼睛睁着，也是一片茫然，说漠然也可以，仿佛跟这世界已无任何关系，甚至跟自己的病痛都没关系。就像众所周知的，浑身插满管子，仿佛一个实验品。就这样，我们看着他一天天地消瘦、萎靡、枯槁，看着生命从他的身体里一点点流逝，直至不成人形。这种漫长的折磨，我觉得远甚于骤逝带来的瞬间剧痛。也许有人会问，都这样了，干吗还要救，不能让他舒适一些地、体面一些地离去吗？唉，这涉及到家庭的、社会的、专业的、法规的、伦理的、道德的……很多方面，真不是在这里能说明白的。总之，这给我留下了深深的负疚，成了我的一个梦魇。父亲去世那天，看到他的遗体，第一眼，悲鸣就从我胸腔喷薄而出，完全抑制不住。

随着这次中心医院被卷入舆论的漩涡，生死成为我们每天关注的焦点，我跟中心医院有关的生生死死的记忆不断在脑海里涌现，它们浓缩成一部手持摄影、大量中近镜头、蒙太奇泛滥的电影，冲击着我的视觉和思绪。这一秒生，下一秒死，从中心医院这座生死门里穿梭，循环往复。于是，生的一刻和死的一刻越来越真切，生活的其余，什么爱恨情仇，什么争名逐利，蝇营狗苟、声色犬马，等等，都虚幻起来。人生如戏？人生如梦？

记得，在我父亲弥留之际，我在中心医院碰到过一个美女同事，由她丈夫陪着去做产检，快要生了。如今她儿子快上学了，相当俊的一个小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