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6@365两方“行六部主事颖(金代官印收藏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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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官印收藏是印章收藏的一个重要门类,也是金代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景爱、孙文政先生编著的《金代官印》一书,在《金代官印集》的基础上又收集到新发现的“金代官印”三百余方,收集到金代官印九百余方,将公开发表的金代官印九百余方,全部录入《金代官印》一书。
而孙文政先生的《金代官印资料汇编》,将公开刊物书籍等资料上关于金代钱币发现研究资料收集于一书,成为研究金代官印的重要参考资料。
近年来,在东北等的民间陆续发现了一些金代官印,这些官印绝大部分是农民在田间劳作时候,偶然发现,这些官印,许多都为民间收藏爱好者收藏,其中不乏珍品。而这些官印绝大部分没有被收入相关书刊,也为被金史研究界所重视!
官印是铜铸造的“档案”,其上面的文字,按照景爱先生的说法,可以补正《金史.地理志》、《金史.百官志》;修订“年号之误”、“时间之误”;补“史实之阙”。
这些新发现的金代官印,对金史的研究起到不缺修误的作用
下面以两枚“行六部主事印”为例,介绍金代官印在这方面的作用。
这两枚“行六部主事之印”,出土于东北金源重地的信州一带。这两方官印大致尺寸相同,长宽约为62.5*63毫米,形制相同,资料分别为573克和554克。
下面是一方官印上面的铭文。
在这方官印的印台两侧,上分别刻有“至宁元年五月”和“上京行六部造”,印背是刻有“行六部主事印”。
在另一方这种官印,其印背两侧分别刻有“贞祐四年五月”和“礼部造”的铭文。
在《建宇轩藏印》一书收藏有一方这样的官印:
这方“行六部”的大小、形制、印文的写法与上两方官印差不多,而铭文为“行六部主事印.贞祐五年四月.上京行六部造”。
下面我们从两方面研究这种“行六部主事印”,首先是从收藏的角度。
印文基本写法相同,应该出自同一“印模”,下面是其中一方的印文与拓片:
下面是这三方“行六部主事印”的印面照片的比较图: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这三方“行六部主事印”是同模。出自一个模具。当时铸次不同,在结果上,包括重量、印文的具体的写法上都是有差异的。特别是由于出土的环境的不同,保存条件不同,腐蚀程度不同,品相差异不小。
根据《金史》记载,各部“主事四员,从七品”,又根据《金史》的印制记载,“七品印,一寸二分,銅,重十六兩。”,金代一寸约合50毫米,这种“行六部主事印”,边长62毫米,正好约“一寸二分”,而金代,一两约合“40克”,重量在554-573克,大约合14两。应该看为大致符合“金代印制”的规定。
有人说,辽金官印,其九叠篆印文缺乏美感,缺乏艺术性。下面是这种官印的印文与电脑九叠篆字体形成的模拟印文之间的比较:
电脑九叠篆字体循规蹈矩,缺乏变化与灵性的缺点,在这方模拟官印上表现的十分突出。
这种官印的印文中,“部”字的写法十分有特点,下面是这个“部”字写法与其他金代官印中的“部”字写法的比较图:
这个比较图,让我们发现金代官印中“部”字的基本写法,也看到这个“部”的叠篆写法,笔划圆润,灵动,极其富于美感!可能是这些叠篆“部”中最漂亮的。
下面是电脑九叠篆的“部”字与这方官印的叠篆“部”字的比较图:
二者之间的差异是不言而谕的!
作为重要部门,特别是主管铸印部门,铸造自己使用的官印,用料是非常讲究的,笔者收藏至宁年间的“行六部主事印”,锈壳脱落处,露出的铜质颜色是“金红色”,这种材质据认为是含有部分贵重金属。
下面我们从历史研究角度,从古代官印的“铜铸档案”的属性研究这三枚“行六部主事印”。
这三方官印的铭文为我们带来许多丰富的信息。
它们的铭文依照时间,可以列为下表:
第一方“行六部主事印”,其铭文“至宁元年五月”和“上京行六部造”,说明这是地方“行省机构”铸造的官印,时间上是“至宁元年五月”,而“至宁元年五月”正是卫绍王将年号“崇庆”改元为“至宁”的日子,是真正的“至宁”年号开始使用的日子。
而第二方官印的铭文“贞祐四年五月”和“礼部造”,说明这方官印是金宣宗的中央政府铸造并且颁发的官印,这表明,在金章宗的“贞祐四年”,由于局势险恶,金代在一些地区陆续将来“行省”,金代后期的战事“行省制度”开始正式施行。
第三方,即建宇轩的“行六部主事印”的铭文“贞祐五年四月”和“上京行六部造”。
说明金宣宗政权,虽然南迁汴京,仍然对东北金源重地加强控制,在金上京建立“上京行省”工作已经完成,并且开始运作,开始自行铸造官印。
因此,至宁元年的“行六部主事印”给以我们信息是,至少是在“至宁元年”,已经建立了“上京行省”,在《金史》中,关于“上京行省”的信息非常模糊,“置废年月均不详”。在《金史》中有“兴定初,宣抚使蒲鲜万奴有异志,…,持胜走上京,告行省太平.”记载,在《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辽金卷》中,有“上京行省”这样的记载,“辖区:上京路、东京路;治所:会宁府;置废年代:约贞祐四年至兴定二年三月”。
而那枚“贞祐四年五月”、“礼部造”的“行六部主事印”,出土与东北信州、隆州一带,应该是东北的“上京行省”或“辽东行省”之物,是中央颁发的礼部铸造的官印,其铭文“贞祐四年五月”符合历史记载。
那枚“贞祐五年五月”、“上京行六部造”的“行六部主事印”说明作为独立的“行省”——“上京行省”仍然存在,而且在行使职权。
而“至宁元年五月”的“上京行六部造”的“行六部主事印”则说明早在卫绍王的“至宁元年五月”,“上京行省”的设置已经基本完备,开始铸造地方所用的官印。
因此,在卫绍王时期,“上京行省”的设置可能要早,可能在卫绍王继承皇位之初。
根据景爱先生的《金代官印》一书,在金代官印中,明确写有地方权力机构铸造官印非常少见,似乎以“地方性行六部”名义铸造的官印只有“上京行六部”一家。
下面是《金代官印》中,制款为“上京行六部造”的有关官印的统计表:
我们注意到,金宣宗时期的“同知辽海军节度使事印”的颁发日期是“贞祐二年十月”,实际是“公元1214年九月”,而那方卫绍王时期的“行六部主事印”,颁发日期是“至宁元年五月”,即“公元1213年五月”,二者颁发日期相差一年多,而铸造的单位都是“上京行六部”,这说明,卫绍王建立的“上京行省”,到金宣宗继位之后,仍然存在,至少延续到“贞祐四年五月”,因此,“上京行省”的设置时间大致是从卫绍王时期的“至宁元年五月”到金宣宗时期的“兴定二年三月”,甚至可能更早,提前到卫绍王的“崇庆年”。
以“行六部”为直接名称的官印,目前除去上述“行六部主事印”外,仅有《金代官印》一书收录的“行六部侍郎印”:
仅从“行六部”三字的写法看,与“行六部主事印”的“行六部”写法虽然有区别,但是风格相近。当年东北出土的官印,不少落入日本人之手,这方“行六部侍郎印”也应该是东北之物。
下面是西安钟鼓楼广场出土的金代官印中的两枚“主事印”:
这两方官印都是金代晚期金哀宗正大时期的官印,属于“陕西行省”自行铸造的官印。其铸造精美程度,形制,官印名称的写法,都与东北金上京地区出土的类似官印有很大区别。
以上我们介绍了金代“行六部主事印”,从三方“行六部主事印”的铭文信息,结合其他关于“上京行六部”的资料,我们为“上京行省”的设置与废除时间有了一个大致的研究,这种研究,正是“以金补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