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编剧钱林森在2019中国电视艺术创新峰会上的演讲）

我的发言其实是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小问题，但这几年却是我遇到的大得不能再大的大困惑了。

“主旋律”是1987年提出的，可主旋律创作的实践可能要早得多，诸如早年间的电影《南征北战》《小兵张嘎》《李双双》《林则徐》等，即便拿到现在来看，我也认为它们是主旋律影片。但那个年代还没有电视剧。

钱林森

而1987年提出“主旋律”后，有了诸如《大决战》《开国大典》《建党伟业》《建国大业》《毛泽东》《长征》等一大批主旋律影视大片，则已经在主旋律创作中悄然注入了时代的集体意识或集体无意识，那就是都不约而同书写：大历史、大事件、大人物和大情怀。

再往后，《鸡毛飞上天》《大江大河》等等一大批关注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中的创业者为主要表现对象的优秀作品，使主旋律的内涵更丰富，外延更开放。

我困惑的是：主旋律究竟是选题上的概念，还是艺术表达上的概念呢？

其实这也许是个伪命题，属不属于主旋律在业界并不是问题。问题是，主旋律题材是否还有拓展的空间？尤其是电视剧对于革命历史的书写是否还有更广阔更自由一点的空间？

往往我们在表现革命历史的时候，总会选取史料记载的国家领导人的丰功伟绩和重大历史事件作为表现对象。但是，重要领导人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不允许胡乱虚构，或者说允许虚构的空间很小。

编剧们就只能尽可能地按照文史记载的节点和官方认定的结论，字句必纠地去结构故事，组织剧情。这样严格遵从史实的创作当然值得赞赏，也是主旋律的主流形式。

但除此之外，能否通过对历史进程中更多鲜为人知的事件和小人物，去拓展主旋律题材的创作空间呢？换句话说，除了彪炳千秋的史册记载上的事实，是否能允许影视剧创作透过记载的历史事实，去进行一定虚构的历史表达呢？

这样的表达可能与已经发生的事实存在出入，但并不意味着对历史精神的违背。它和史学家所不同的是，史学家注重的是“已经发生了什么”的确定性，而影视剧的艺术表达则注重于“可能会发生了什么”的艺术虚构的想像力。

当然，这样的想像力和虚构并不是要脱离历史真实或民族主流价值观，而是必须建立在真实历史事实基础之上，融入了创作者对某一特定历史事实的主观感受，而戏剧化重构的艺术呈现。

借用文艺复兴时期一位意大利批评家的观点，他说：“历史不能违背史实，但诗人却不然，他借虚构来摹仿辉煌的事迹，不是按照他们实有的样子，而是按照他们应当有的样子。”

这个观点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实有的样子”，一个是“应当有的样子”。我以为，前者应该是史学家们基于对历史负责所做的学问，后者才是文艺家们的创作和想像的空间。

历史“实有的样子”无以重复，但历史“应当有或可能有的样子”里揭示出来的，恰恰是历史的精神本质。影视剧的主要功能不是复制历史教科书，而是诉诸于人们情感的审美语境，这是给观众有一种代入感的情感体验。

“绝字三部曲”前两部

举本人自已在创作中的困惑来求教于大家。《绝境铸剑》是“绝字三部曲”中的第二部，这部剧从策划开始，就明确是作为古田会议七十周年和新古田会议五周年的献礼剧来做。

我“埋”进二三十公斤的文史资料半来月之后，感觉光凭有据可查的文字史料，古田会议前后红四军内部高层的斗争风云，就足以“敷衍”出一篇中国革命史上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篇章了。

可等我继续“埋”在史料堆里一个多月后，却感觉最初填满思维空间、具有历史确定性的史实和伟人们都渐渐远了，什么原因？是因为在史料记载中“实有的样子”中，几乎没有想像的空间，否则你就很难跨过史学家守着的那道门槛。

所以，我们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仰视的镜头压低，并聚焦在一支小队伍和一批小人物身上。这不是刻意逃避大事件和伟人们，而是感到自已真的缺乏用电视剧的语境来复制教科书的能力。

同时发现，在大量的文字记载中，散落着无数的底层指战员们的闪闪光点，而古田会议的精神落脚点不正是在这些基层队伍和红军战士们组成的基座上吗？

我们就做了这样一个创意：放弃古田会议高层的正面斗争，通过一支基层队伍的成长来侧面表现古田会议决议的政治正确性。而这一支小队伍和一大批小人物也不是脱离时代真实性的胡编乱造，他们的形象种子其实都埋在那二三十公斤的史料土壤里。

我有一个比喻，就是把史料里的东西都摘过来，扔进一个搅拌机里搅拌后，再用它捏出一个个新的人物形象和特定事件来，虽然与记载中的人和事原貌不一样了，但DNA一定能达到99.99%的相似度。

我们的总策划袁主任一句话定了性，他说，我们是以故事诠释古田会议的精神。袁主任说的“故事”这两个字里恰恰包含了历史“应当有的样子”。

这故事讲得是一支从农民赤卫队起家的小队伍，和一批成份复杂的贫苦农民、城镇小商人和小业主小人物，参加革命之初各有各的诉求，纪律涣散，漫无目标。然而，这支队伍以及这批小人物们，和中国革命最重要的古田会议交集了，就注定他们的命运和人格造就将被时代所改变。

于是，脱胎换骨式地从农民赤卫队员成长为革命军人，队伍从散漫个体聚集达到了政治方向一致的人民军队，这正是我们想用来诠释古田会议精神的故事架构，在似是而非的人物群像和故事叙述中，融入的是创作者对那段革命历史的主观感受，和对革命先烈的高度赞扬。

其实，我的发言真正想说的就是，希望影视剧创作能让编剧们从复制教科书的要求下稍微解放一点，让艺术家们找到能充分展开艺术想像的创作空间，使宝贵的革命历史，能够以历史教科书和诗共存，并达到殊途同归的社会效果，这样更有利于对红色基因的传承。

【文/钱林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