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人，自古及今，是一个神一样的存在，即便是现在，高度发达的各类网络信息沟通工具，便捷的交通，逐渐开化乃至开放的交往观念，媒人还是如影随形地附着着社会的发展，有形或隐形于各个层阶、角落，不论城乡，也不论贫富贵贱。只不过，称呼稍有区分，城里叫“介绍人”，解放前的革命队伍里叫“组织”，达官显贵之间叫“红媒”，乡下一般就叫媒人，至于媒婆的叫法大概源于对这个行当老年女性居多且戏曲形象里总以过于能说会道而略带些贬义的称谓吧。 在关中西府，尤其在笔者印象很深的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笔者发蒙伊始，便多多少少耳濡目染了有关媒人的三三四四，比如，什么人叫媒人，怎样才能当媒人，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媒人，媒人的基本功，媒人的难场（作难之处），怎样成为一个成功的媒人，以及媒人的报酬、隐退的时间节点等等。

我们本家有个堂姐，年龄要比我们大好几岁，大约是十六七还是十七八岁的样子，在这个年龄的姑娘，一般要给寻婆家了，再早些的年代，甚至年龄更小些就要动手找。因为是本家的事，本家之内大家都很关心，母亲便抱着成人之美的心理想撮合给娘家邻居的一个后生。其实母亲也没有说过媒，没有任何经验的，根本不知道怎么做媒人，只是觉得对两个年轻人比较了解，看着长大的，对两边大人也比较了解，觉得门第上没什么差别，便热心地做起媒人来。这时，我才知道，任何人都可以尝试做媒人的，只是能不能成为一个成功的媒人，主要看结果，也可以说，完全看结果的。我也知道了当媒人，首先的动机是热心。感觉经过四五年的过程吧，堂姐终于出嫁给了那个后生，母亲算是一个成功的媒人了吗？好像还不是，只成功一次，还不算一个成功的媒人。回顾母亲做媒人这几年的时平淡、时曲折、时惊喜、时惊吓的“前途光明”而”道路不平”的经过，虽说功成名就，但其中甘苦，母亲自知，其实我们也大略知道的。因为年龄小，期间许多纷繁杂乱的“外交”沟通活动，是不大避讳小孩子的。大概过程说起来简单，先要征求双方家长意见，所谓“父母之命”，双方家长欣然同意后，母亲便张罗让两个年轻人“预面”，即第一次见面。不要以为乡下的婚姻全部为封建包办，毕竟是新社会，解放几十年，新的社会道德风尚还是很有影响力的，更何况母亲是上过几年学的人，这在他们这一辈里尤其是女性里极少有的。在我们家第一面，堂姐、后生、母亲，好像父亲也在一边坐着，我记得，全程中，后生半低着头，堂姐也一样，而且堂姐的头还偏向一边，两个人不怎么说话，好像他们之间一句也没有说，全是母亲介绍了这边又介绍那边，当着面又问这个问那个，场面比较机械清淡，一点也不“热烈”。在我看来，这么严肃的气氛，恐怕要“黄”了。结果出乎意料，按照规程，预面结束前，如果两个人无意见，要有一个简单的表示。即男方要给女方十块人民币，女方假意推辞后收下，然后要扭扭捏捏地给男方一个手帕。如果，男方没相中，边会说“姑（或者姨），我还有事我先走了”，下炕走人。女方如不同意，是断不能接人家递过来的十块钱的，坚决推辞，口里说“不要不要我不要”，男方便会明白意思，好说好散。那天的预面快结束了，母亲已经在做结束暗示，之前拘谨了一下午的后生很快从口袋里掏出十块钱，递给堂姐，堂姐不伸手，母亲说道，给你你就拿上吧，堂姐才扭扭捏捏地接过去，却不见回音。母亲知道有个过程，便道，XX（堂姐名字），你看你还有啥说的没，堂姐有点恍然，抖抖索索地从被窝里伸出手，手里是一个崭新的手帕，第一步，大功告成！

预面成功的确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下来这四五年的经过才是真正的历练和考验，在西府这样一个讲究很多、传统很深的乡下，两个从未谋面的青年男女，两家互不相识的家庭成员，十里不同俗的风气差别，间杂经济状况、家务琐事、观念转变，还有性格差异的逐步暴露等等，实在是一个“工程量”浩大的艰巨任务。每年固定要走动至少两三次，春节不用说，“忙毕”是个重要节点，对方家里或亲近家族有大事如婚丧嫁娶之类另说。每每这走动之间，互相出现诸如态度问题、礼节问题，实际上大多数属于“芝麻粒”之类，双方都要分别到我母亲这里告状，母亲便不厌其烦地发挥“跑断腿，磨破嘴”的媒人基本功，耐心地说，诚恳地劝，也疾言厉色地批评产生疏漏或者耍小心眼的一方，偶尔还要搬动父亲这个乡间知识分子说两句，总算坚持到水到渠成的那一天。总结起来，就按母亲这次说媒的过程，我觉得媒人除了有热心、耐心、爱心，关键是要能看准，这个需要眼力，主要是双方家庭要基本门当户对，双方当事人要基本在一个认知（文化程度）在一个层面，为何说基本，是因为女方一般都要求男方文化程度要高一些，这在如今也是个大的潜规则，城里城外，概莫能外。其次，要能说，且能说出个道道来，要让生了变心的一方回心转意，要让“下不了台阶”的一方借坡下驴，而且还要及时将前边积下的隔阂问题清零，断不能再提。但从我知道的当过媒人的其他长辈来看，还有一个规则，说媒的人一般要“体面些”，一般要是大户人家的长辈、村干部，还有因做事公道、邻里关系较好而在乡村具有一定声望的人。一方面，说媒就是保媒，这个保人当然需要一定的信誉声望，另一方面，一旦进入保媒程序，出些或多或少的问题，这个保人能够利用自己的声望“压住”阵脚，不至于生出大事。即便是保媒失败，这个媒人也还要发挥居中“断后”之责任，在纠纷处理尤其是利益处理上参与裁判，掌握公平，不至于双方闹到诉讼或出别的上不了台面的下策。堂姐的事成了之后，上门找父亲母亲说媒的很有几波，大约还是觉得父母人可靠，属于能看准人，能说成事吧。但后续也没有几个下文，我觉得母亲肯定是觉得其间有什么不合适（当事人或者家庭）便委婉地推掉了。每每说起来，母亲便说，麻烦很，麻烦很，再不说媒了，媒鞋难穿很。但真正有她觉得很不错的邻居小伙子大姑娘，又觉得自己不管便有些说不过去，一时“技痒”，又去撮合。

在我印象中，母亲做媒的次数不多，但成功率不低，但也不是没有“失手”的时候，只一件，让我对母亲的做媒能力发生怀疑，也让母亲自己懊悔不已，甚至成为心病。母亲有个闺蜜，关系十分要好，属于农闲时节总在一起做针线活，且有说不完的话的同伴。这个阿姨有个妹妹经常到她姐家来，母亲第一次见到的时候，便印象很好，在农村，说印象好，主要是长相，其次看性格，再次看勤快与否，多次“考察”后，母亲终于忍不住给闺蜜说起她的心事，想把其妹妹介绍给我们家一位很亲的亲戚，种种原因，我不能说的太具体。闺蜜想都没多想，便一口答应，双方都是基于相互长期的了解，觉得对方的家人能有什么差别，便很快进入程序，预面，来回走动，看忙毕，说彩礼，扯鞋面，订婚，不一而足。其间也不免波澜曲折，但总归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候。只是，只是，后来，两个人的婚姻倒还顺利，但这个女方和结婚以前反差太大，自私自利不孝敬老人，甚至还出口粗俗野蛮，和以前几乎扮若两人。母亲一想起来便是锥心的痛，后悔不已。从此以后，对说媒这件事便慎之又慎。

说起媒人的报酬，不值一提，至少在那个年代，多是抱着顺手做好事的想法，很少想到什么酬劳。而且，母亲说媒，起因总是觉得“这个娃乖，家里人老实，我得管”，或者“这个女子心疼，懂事，咋还没个好主，我得操个心”，更不用说，人家家长愁眉苦脸地上门来，认为我的父母毕竟有些文化又有些声望，找你也是“抬爱”人吧。家境殷实但人品有些问题的，母亲是不会应接的。在预面到成婚这几年里，男方每每去丈人家，先要到我们家来，一份挂面，一包糖，就和走亲戚没什么两样，成婚之后吗，会给父亲送来一双布鞋，这就是母亲说的难穿的“媒鞋”。到后来，经济渐渐发达，生活水平逐渐提高，感谢媒人的表示肯定会水涨船高，但我印象感谢母亲的就是那几样东西。再后来，乡下也有了“职业”媒人，就和城里有了婚介所一样，但把一种充满了传统讲究和人情风俗的婚姻媒介简化成为一种“工作”、一个“项目”，乃至“生意”，是我未料，更是母亲百思但不得其解的。社会变化太快了，光怪陆离，眼花缭乱，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岂是母亲一个初小文化程度的家庭妇女能够预见。

再后来，大家都知道了，在日新月异的都市生活里，在很多情况下，哪还需要媒人，网络几可包办一切，月内、周内闪婚，乃至秒婚者不计其数，慢慢地，大家也不以为怪。即便是在农村，QQ、微信、陌陌渐次普及，切割着传统，撕裂着文化，说是开放，说是文明，但家庭观念屡屡淡漠，拆分婚姻如喝凉水一般随随便便，母亲在世时每每大呼小叫“这世道怎个了得”，可这世道就这样了，每天都是这样“怎个了得”的事。这恐怕已经不是见仁见智的事了吧。

可是，能怎么样？只有回忆，回忆回不去的过去，怀念值得值得怀念的人和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