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绍忠与浙大西迁

1928年，国立浙江大学成立，张绍忠从厦大带着一名助教和一名技工，转任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兼系主任，当年就开设一年级全部物理课程和实验。他先后聘请了王守竟、束星北、徐红铣、何增禄、郦堃厚、郑衍芬等教授，以及顾功叙、吴学蔺、吴健雄等助教。1935年,因不满“学阀”校长独断专横，愤而离开浙大去南开大学任物理系主任。1936 年，竺可桢任浙大校长，邀请他回校任教，于是返回任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兼系主任。

抗日战争时期，烽火连天、狼烟四起，地处杭州的浙江大学已无一张安静的书桌。在敌机空袭下坚持了两个多月的浙江大学于1937年11月11日，踏上西迁办学的漫漫长途。张绍忠担任浙江大学特种教育委员会主席，协助校长做好西迁之事。可谓历尽艰辛，途经浙、赣、湘、桂、闽、粤、黔七省，先落脚于浙江天目山、建德，再迁至江西吉安、泰和，再迁至广西宜山， 1939年2月 5 日，日军飞机轰炸广西宜山。设在其东门外标营内的浙大校园，数十间房舍被炸毁，加上疾病流行，使师生们处境十分艰难，学校不得不决定再次迁移。竺可桢校长赴重庆与教育部商谈迁校事宜，途经贵阳时，遇到省技术室主任宋麟生，宋劝其将浙大迁到遵义之东的湄潭。于是，陆续派人到贵州遵义和云南建水等地勘察校址。1939年10月16日，竺可桢任命张绍忠为教务长，全面负责浙大的西迁工作。他身先士卒，在日寇敌机的狂轰烂炸和瘴雨蛮烟之恶劣环境中，险些把命都丢了。是年11月15日，日军北海登陆，威逼桂北。竺可桢校长又召集浙大紧急校务会议，决定立即迁校贵州。1940年1月迁至贵州，2月2月22日，浙江大学二、三、四年级师生陆续抵达遵义，并正式复课。5月25日，浙大农学院教授林汝瑶带领第一批22名学生，乘车至三渡关。因三渡关桥未通而改为步行，于次日到湄潭。6月 5日至 9日，浙大农学院分批迁入湄潭。6月10日，浙大农学院正式在湄潭开始上课。9月19日，竺可桢在遵义召开各院、系主任会议，议决一年级下学期迁湄潭永兴，生物系迁湄潭。随后，理学院、师范学院理科系相继迁入湄潭。12月底，浙大一年级也由青岩迁入永兴镇上课。由此浙大在遵义、湄潭、永兴等地坚持办学。

1940年初，浙大迁到遵义，为了尽早找到校址早日上课，一次张绍忠和几位院领导冒雨去永兴。途经一座三根圆木两根滚的小桥，明知过去十分危险，但为了抢时间，他冒险过桥却不慎落水，水势湍急，幸亏身穿一件短呢大衣，把他托起，当冲到一块石头边时，他紧紧抱着石头才幸免一死。经过 工作，浙大在贵州的校舍终于就绪，总体布局是：文学院、工学院和师范学院的文科系设在遵义，理学院、农学院和师范学院的理科系设在湄潭，一年级设在永兴。

在遵义时，张绍忠一家居住在老城大井坎六号。每天一大清早，他就要顶着刺骨的寒风，赶到一两千米外设在桃源山上江公祠的浙大总办事处，为校舍、教室的落实，各院系教师、课程的安排，学生注册、讲义的准备，往往一忙就是一个整天，以确保二、三、四年级能于2月22日准时开课。

好不容易，教学秩序大体恢复正常，竺可桢校长很快就要去重庆受训，时间还长达近两月。行前，将校务委托张绍忠代理，并且书写了5万元的现金支票，另立户头，交由张绍忠签字使用。首任代理校长的张绍忠，接连召开两次行政会议（总第59次和60次），着力化解了浙大与城成小学师生因江公祠校舍纠纷引发的矛盾。接着，又和理、农两院院长胡刚复、蔡邦华赶去湄潭洽勘新校址。在雨中前往永兴、冒险过一小桥时不慎滑倒落水，幸亏紧紧抱住湍流中的一块石头，才免于受难。

刚从湄潭返回遵义，得知一箱箱图书、仪器即将运达，无处安放，张绍忠又马上召开等62次行政会议，决定将总办事处移至何家巷四号，腾出江公祠作图书馆，又分别在南泉寺、柿花园、西蜀会馆、蜡光庙等处临时安置生物、农化、化工、理化、机械、土木等实验室，使教学秩序逐步走上正轨，直至竺可桢校长出差归来。

在前后4次200多天的代理校长任上，张绍忠先后主持召开了17次行政会议（经第32次校务会议决定自第70次起改称“行政谈话会”），为浙大在遵义、湄潭尽快站稳脚跟，得以生存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而在日常工作中，身为教务长的张绍忠恪尽职守、任劳任怨。一方面，他是铁面无私的“包公”。每逢考试，他都会带上几张空白布告到各考场巡视。一旦发现有人作弊，马上查出姓名，填上布告，给予处分，惩处不贷；他负责的招生工作，始终坚持严把质量关，宁缺毋滥，就连竺可桢校长的女儿竺梅，也因成绩不理想，未被录取。另一方面，他又爱才惜才，对成绩优异的学生关爱有加。当他发现工学院化工系学生胡济民物理成绩特别突出，就鼓励他转学至理学院物理系，使之学业有成，留校任教，后来成为科学院院士、核物理学家；即使是因他严格管理心生怨恨、以致偷偷把污物倒在他办公桌上的学生，他也暗中为其开脱，使其保住得来不易的学籍。

领导这样一所大学在战火纷乱中数次搬迁，那么多著名教授学者拖儿带女跟随学校一次次踏上漫漫长途；那么多学生因战火阻隔与家人失去联系，只能以校为家；车船没有着落，经费得不到保证，人员、仪器、图书常常耽搁途中，让人牵心挂肠；敌机空袭，土匪劫道，小人行骗，旅行中随时都有危险和陷阱；每到一地，师生还要立刻投入教学和研究，保证教学时间和效果。张绍忠任劳任怨，常常不能和家人在一起。

在从建德向江西搬迁中，学生分成若干队，每队都有导师一二人率领。途经金华时，刚好金华遭袭，县城转瞬萧条，柴米难得，但浙大师生没有消沉，继续前进，700多箱图书仪器都是师生职工亲自动手装在兵车、煤车和货车上。抵达江西玉山后，由铁路局帮助将图书仪器运抵江西樟树镇。浙大师生转抵吉安后，学校即开始上课，并进行了期末考试，约两个月再迁至泰和。在泰和，师生继续教学，科研也未停止。为了弥补搬迁期间受到的影响，各学院的课程和实验都比以前有所增多。教职工和学生的工作时间和学习时间都自觉延长。导师制在这里继续贯彻。浙大的一切教学工作有条不紊。

得益于他的付出和努力，浙大学子在“流亡”中仍能继续学业。虽然物质条件极其艰苦，但是迎来了物理系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这段时间浙江大学物理系产出科研结论无数。

张绍忠为浙大西迁付出甚多，竺可桢也曾感叹到：“对于内迁事，荩谋之功尤大。”

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返回杭州。之江大学想请他去当校长，但他和浙江大学感情深厚，没有去。但他积劳成疾，身体出现了问题。1947年7月28日，他终于操劳过度去世，终年51岁。

张绍忠逝世后，竺可桢甚是惋惜，作了“十余年得助最多获益最多况离乱同舟瘴雨蛮烟当日梦，二三子成德以教达材以教叹须臾返驾只鸡斗酒故人情”的长联来悼念他。1948年4月葬于杭州万松书院，2001年12月墓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