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写了“代写回忆录”一文，突然想起，自己写回忆录一定有主观片面性，因为美化自己是一种意识本能。俗话说“顾己不为偏”，对自己美言几句、辩解几句，甚至对缺点和错误有所回护和掩饰，是比较正常的现象。代写就更别说了，收了人家的钱，必然要讨人家欢喜，为之“隐恶扬善”。所以，不管是自己写的回忆录，还是代写的回忆录，凡涉及到自己的地方，都要打个问号。

自己写自己，往往失真，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故此，古人很少写回忆录，别说个人，就是国家也不修本朝国史，而将本朝国史的编修交过后来人。《二十五史》几乎没有本朝人编修的，本朝人只是将一些事实记录在册，譬如帝王的“起居注”，如现在的“大事记”之类，记录帝王的言行。明末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古之人君，左史记事，右史记言，所以防过失，而示后王。记注之职，其来尙矣。”自东汉以后，几乎历代帝王都设史官专司其事，以备将来修史之用。当然还有私人编著的涉及历史的杂记、笔谈等。

本朝人不修本朝史，只有司马迁是个例外。《史记》从三皇五帝一直写到汉武帝。后来东汉班固著《汉书》，晋人陈寿著《三国志》，南朝宋人范晔著《后汉书》，”前四史”的编著，都是后朝人为前朝修史，《后汉书》还是隔代人为之。之后历代沿袭，渐成惯例。

班固说司马迁著史“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不虚美，不隐恶”就是不过分地赞美，也不隐瞒其过失，主要指司马迁对汉代历史和人物的记述。可见当朝人写当朝史也不是不可以，关键在于史官的修养和操守，如司马迁者较为客观、实事求是，但换成其它史官，在一些涉及当朝帝王、尤其像汉武帝那样霸道的帝王，一定会有所隐瞒和避讳。事实上，司马迁著《史记》对一些史实也是有所取舍和委曲的，更何况其它史家呢。道理很简单，受现实客观环境的制约，谁也不敢拿自己的脑袋开玩笑。

《资治通鉴》记载，一次唐太宗李世民向监修国史的房玄龄要史官记载的《起居》，房玄龄说：“史官不虚美，不隐恶，如果您见到了一定生气，所以不敢拿给您看。”唐太宗说：“我跟别的帝王不一样，想亲眼看看本朝的国史，了解一下以前的不足，今后引以为戒。”当时谏议大夫朱子奢对唐太宗说：“陛下圣德在躬，举无过事，史官所述，义归尽善。陛下独览《起居》，于事无失，若以此法传示子孙，窃恐曾、玄之后或非上智，饰非护短，史官必不免刑诛。如此，则莫不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悠悠千载，何所信乎！所以前代不观，盖为此也。”

朱子奢说的入情入理，给唐太宗看《起居注》当然可以，因为您“举无过事”，可这个做法如果沿袭下去，将来遇到不像您那样圣明的帝王，史官们为了保全自身，远离灾祸，很可能“希风顺旨”，哪史书中记载的内容还有真实的吗？“前代不观”当朝之国史，正是这个道理。

但后代修前代之国史也有一些弊病，后代人贬低前朝是一种“政治正确”，就像汉朝人修秦朝史一样，会将秦朝骂得一塌糊涂，几乎都是一面之词，没说多少好话，当然秦人也没留下多少史料，把秦人说得不讲仁义、暴戾不堪、野蛮之至，与后来出土秦简所记载的大不一样。这可能是为了标榜自己正确，故意贬低秦人，以突出刘邦吊民伐罪、取而代之的正义性。

在这方面，汉朝统治者做得比较彻底，以至人们对秦朝的了解很有限，多亏现在出土了大量秦简，使人们能窥探到秦人的一些真实情况。如果秦人不焚书，汉人不扬恶，后代人既看到秦人的记载，也了解到汉人的评说，会对秦朝和秦人有一客观的认识。

唯可惜的是，秦人不写回忆录，只能任汉朝一家之言，弄得到现在还人不人、鬼不鬼的，没有翻过身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