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中原地区长期受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战国以后主要是匈奴，为抵御匈奴，赵国、燕国都修筑了长城，当时赵国的李牧便以抗击匈奴而闻名。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派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收复河套之地，并修建长城。

后来内地爆发了秦末战争和楚汉之争，秦朝无暇北顾，匈奴不断做大，一位叫冒顿的匈奴首领统一了匈奴诸部，对后来的汉朝形成严重威胁。汉高祖刘邦曾亲率大军三十多万企图一举消灭匈奴，结果被冒顿的四十万匈奴大军围困在白登山上，后虽侥幸逃脱，却无力与匈奴再战，只得采取了和亲政策，奉上丰厚的物资，来结好和安抚匈奴。直到几十年后的汉武帝时期，才养精蓄锐，开始北伐匈奴。

这之后的两千多年间，中原王朝一直受到北方少数民族的威胁，不仅有北方的匈奴，还有西北地区的鲜卑、契丹、羯族、狄族、羌族，后来又有突厥、女真、蒙古等。历史上中国的边患主要在北方。

这只是社会文明和礼仪教化的问题吗？有人以为北方少数民族文明程度较低，缺乏教养，不事生产，掠夺成性。这似乎说不过去。如果是本性使然的话，一群天生的强盗，为什么还有和平相处和互市交易的时候呢？这个问题在古人眼里，百思不得其解。直到现代科学发展后，人们才认识到北方少数民族是游牧生产方式，受制于自然环境的影响，而天气变化是有周期性的，每遇气候寒冷的周期，会影响植物的生长，冬天更是难以生存，牲畜会冻饿而亡，生产急剧下降，为了生存只能南下而牧马，靠掠夺粮食和财物为生。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当然，不管什么理由，都不能作为侵扰和掠夺他人的借口。但人类是被自然规律左右的，当时人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一自然周期律。如果匈奴认识到这一规律，应该采取一些自救措施，比如多储存一些牧草和食物，以备灾年；中原农耕民族也没必要修筑长城来抵御，而应该发展畜牧业和骑战之术，与之开展“拉锯战”，凭着天时地利人和，一定不会输给游牧民族。但对当时的匈奴来说，除了冻饿而死之外，只有南下一条路，自然没有更好得解决办法。而中原农耕民族也一样，于是才有了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分界线——长城。

假如当时人们认识到这一自然律，有没有一种中间路线可走呢？我觉得有可能。如果当时双方的政治家发现了这个周期律，认识到北方游牧民族南下是气候使然，不得已而为之；而中原农耕民族也认识到游牧民族的南下是生存所需，势在必然，于是双方坐下来商量，世界上的人都有生存的权力，何必非要置人于死地呢。商量的结果，每当寒冷周期来临，在中原北方农耕地区划出一个地带，给南下的游牧民族使用；待寒冷周期过后，游牧民族自愿北归，将土地还给农耕民族。或者划出一片可耕可牧的地区，使牧民和农民杂居之，既缓解了牧民之困，也利于农牧产品的交易，会大大促进生产力发展。

但这个想法是无法达成的，一是双方并没有认识到这个寒冷的自然周期律，二是农耕与游牧已经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文化，三是涉及到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游牧民族要生存就得南下，农耕民族要生存就必须有土地，双方的文化差异更加深了对立，这一目标在和平谈判中很难达成。问题就摆在那，不能主动解决，只好被动解决；不能谈判解决，只好武力解决。回顾两千多年的历史，除了元朝和清朝这两个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外，中国最大的边患都来自北方游牧民族。

但也有双方打得精疲力尽，意识到谁也消灭不了谁的时候，和平在讨价还价中实现的时候，最为典型就是北宋时期的檀渊之盟。檀渊之盟其实是南北方之间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在战争解决不了问题之后，通过谈判达成的一种生存平衡。后来被渔猎民族女真和游牧民族蒙古所破坏，打破了这一平衡，使中国进入南北分治和改朝换代的大事变。

现在看来，人类社会的一些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由自然力支配和引发的。如今的地缘政治之争、资源支配之困继续扰着人类，可人们却纠结于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没有看到历史发展的大势和自然环境的变化对人类生存的影响，奢谈主义和价值，并以此划线，挑动对立。千百年之后，人类一定会为自己的行为而悔恨，就像农耕民族误解了游牧民族，而游牧民族也不理解农耕民族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