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稀泥式执法”一直是困扰人们特别是有司的难题。据说这次人大会议上，有委员对“和稀泥式执法”提出了批评，这让人心里略感欣慰。

之所以欣慰，是因为这些年确实见到了不少“和稀泥式执法”，早就对此心有不满。其实“和稀泥”与执法根本不搭界，是两条道上跑的车，后来却混搭在一起了。这真是个问题。

“和稀泥”是不分对错、一味调和、息事宁人。这在民间十分盛行，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基础。中国人历来主张“和为贵”，讲究待人接物、礼让在先，遇到纠纷本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来化解。这是农耕社会的传统文明所致。中国有数千年的农耕社会史，特点是聚群而居、共生共存，造成熟人社会和人情社会。只有遇到大灾大难，在村里无法生存，才会背井离乡，这才有了“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有必要分得那么清吗？于是逐渐形成了中国人际关系之间的相处之道“和为贵”，遇到纠纷和矛盾的时候和稀泥。

比如中国人遇到纠纷不习惯打官司，喜欢找说和人进行调解，好像对薄公堂就成了人生败笔，会受到社会的质疑。中国人还怕打离婚，好像离婚是人生的短处，会被人瞧不起，自觉见人矮三分。其实这些都是农耕社会留给人们的思想包袱。在那个相对静止的社会状态和因循保守的思想观念下，本来很简单的问题，却变得复杂起来。这个所谓的复杂，主要是内心复杂，怕打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平衡，给自己带来伤害，影响亲人和邻里之间的关系。所以在很多情况下，人情关系左右着一切，人们很难捍动这个观念。

西方工商社会讲究契约而非人情，凡事都要有个书面约定，一旦发生纠纷，必须分出个子丑寅卯。现在中国已经进入工商社会了，实行了市场经济，不但讲究信用，也讲究契约。如果民间解决不了的纠纷，可以到法院来解决，那可是个说理讲法的地方，一定会给你个谁是谁非。但法律是重证据的，有承诺而无合同，很难取得法院的支持，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

和稀泥也与中国人的“抓大放小”有关。国人对一些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纠纷，主张胸怀大度，“宰相肚里能撑船”，否则会被贬之以度量狭小、斤斤计较，不是个男人，这无形中有了性别歧视的味道。在遇到一些纠纷时，比如高铁上屡发的霸座、小区扰民和广场舞等等，都是以劝导和劝和为主，提倡忍让和宽容，而不是给出法律的答案。结果变成了屡禁不止，最终很可能使矛盾激化，小事酿成大错。

和稀泥与执法扯到一起，可能是执法者受传统文化和观念的影响，抱着“和为贵”的态度，在处理民间纠纷和矛盾时，采取了和稀泥的态度。可以说是思维和习惯使然，也可以说传统观念侵蚀和影响了法律和执法。如此，便出现了“和稀泥式执法”。如此，解决“和稀泥式执法”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而是一个意识与观念问题了。当然法律也很重要，在司法实践中必须做到是非对错一目了然，这是解决问题前提条件。如果是非不分，一味和稀泥，很可能陷入执法困境。解决“和稀泥式执法”问题，关键是转变思想观念，摈弃和稀泥的习惯。如果不转变观念，哪怕有了法律条文，执行起来也会大打折扣。

和稀泥能解决问题吗？有时能，有时不能；过去能，现在不能。不管是相识者还是陌生人，如果为了面子问题而发生纠纷，可以采取和稀泥的办法来解决，还可能来个不打不相识，最后变成了朋友，这为和稀泥提供了现实理由。但如果牵扯到利益问题，和稀泥就会失去效力，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会加深矛盾。不得不说，和稀泥已经严重过时，不能作为解决纠纷和矛盾的主要方式和手段了。

“和稀泥式执法”是执法人员采取和稀泥的办法来解决民间纠纷和矛盾，这有效率吗？应该说，不管从调解层面，还是法律审判层面来说，都应该在分清是非对错的前提下进行，这样才能保证调解和判决的公平公正。如果说到执法，就更不能“和稀泥”了，执法者必须依法而行，分清是非对错和责任大小，依法进行审理。和稀泥与法的精神是对立的，如果和稀泥能解决问题，还要法律和执法者干什么？所谓“和稀泥式执法”根本不成立。社会上所以有那么多歹人歹事，很大程度上是“和稀泥式执法”给惯出来的。

受传统文化和习惯的影响，和稀泥在社会上还有一定市场，甚至有它一定的道理。但随着社会文明与进步，人们已经深刻认识到和稀泥的危害，对“和稀泥式执法”也越来越厌烦。那种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为调解而调解，为劝和而劝和的作法，不仅不利于纠纷和矛盾的解决，更有损执法机构的公信和权威，有损社会公平和正义，应该彻底杜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