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篇博客以为“子弹飞的时间有点长了”，现在看来子弹飞的时间短了还真不行。我就是心里起急才妄下结论，以后遇事还真得沉住气，不然也会被“打脸”。

官方公布高铁掌掴事件的“完整录像”后，网上又出现了多个不同角度的“完整录像”，每一新录像出现都会带来舆论的反转，有网友戏称已经反转四次了，人们被转得晕头转向，包括我自己。现在流传的录像有三四个，其中一个时间相对较长，内容也较完整，看完这个录像后，我的看法有些许变化。

当事一方的王某女一个人，另一方是杨某女和另外一男一女三个成年人和两个孩子，以杨某为主，另外两人（至今身份不明）不同程度地参与了争吵，在事件过程中形成三对一的格局，以杨某为主的“三人团”始终占据优势。事件由两个孩子吵闹踢蹬前排乘客王某座椅后背引起，王某回头制止孩子的行为，杨某指责王某，继而发生争吵。杨某要求王某给孩子道歉，“三人团”中的某男骂王某，王某回骂某男；“三人团”中的某女开始录像，王某也拿手机录像，杨某制止王某录像。

其间，杨某抓住王某“吼”孩子和骂人这两个把柄，自以为占据道德高地，对王某进行指责和诘问，逼迫王某向孩子道歉。王某也感觉被杨某抓到短处，一时言语支吾。正因为杨某自以为占据道德优势，所以在王某坐下后，从身后掌掴王某两下，因为是连击被人误以为只打了一下。当时王某已经坐下，杨某从身后掌掴王某，很像一次“偷袭”。王某被打后站起转身连续掌掴杨某两次，由于第一掌掴与第二掌掴中间相隔七秒，便成了第一次掌掴是自卫，第二次掌掴是“互殴”的区别。又因为王某掌掴的力度较大，且在列车长面前，显示出王某的硬朗风格。但面对“三人团”的强势和杨某的不依不饶，王某的总体表现处于下风。

在双方的争吵中，“三人团”的杨某出面护犊子，打头阵；某女一开始就寻找合适的角度进行录像，以备后续之用；某男开口骂人，在旁边煽风点火。特别是杨某抓住了王某吼孩子和骂街两个把柄不放，三人轮番上阵进行围攻。在三对一的情况下，王某虽然表现强硬，但一直处于守势，这种局面直到“东北大哥”出现才得以改变。

“东北大哥”一直在旁观察，是整个掌掴事件的见证人。在“三人团”势头正盛的时候，东北大哥的几句问话：我看的清清楚楚的，你们那有理啊？三个人吵一个人，列车长来了还吵，有道理吗？你孩子先吵到别人了，你没教育孩子，还跟人吵。骂人也是你先骂的，还不准别人也骂了；打人也是你先打的，还不准人还手了；拍视频也是你先拍的，还不准人拍了。不能以为带了个孩子你就都是理了！”接下来的诘问几乎使“三人团”闷口，也获得乘客们的掌声，这才压住了“三人团”咄咄逼人的气势。

据说，后来王某报警，也有说杨某报警。警方介入后，找王某到派出所做笔录，一待就是七个半小时，据说警方想促成双方和解，杨某一方也恳求王某女和解，并愿意对王某进行精神补偿。如果这是真的话，可见杨某预见到行政处罚对她的不利。而王某态度强硬，不同意和解，要求警方按程序依法处理。警方劝和无可厚非，毕竟小事一桩，而王某性格使然，态度坚决。警方在劝和不成的情况下，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

警方在行政处罚决定中将该事件定性为“互殴”，对王某罚款200元，对杨某罚款500元。这已经区别了双方责任的大小，应该说还是比较合理的，毕竟分出了主次。但对“三人团”中先开口骂人的某男和加入争吵并录像的某女，没有提出批评。王某接受了行政处罚，提出了行政复议。杨某一方没有提出意见。

这是一起因孩子吵闹引发的事件，杨某作为孩子的监护人，没有尽到责任，给乘客带来困扰，理应向大家道歉。更不应该在王某出面制止时，一味强调人家的态度，而忽略自己的责任。“三人团”骂人、打人、录像在先，应该负主要责任。如果论双方责任的话，应该是三七开，王某占三分，“三人团”占七分。这与警方给出的结论虽有出入，但只是量的多少问题。

高铁掌掴事件虽不是什么大事，但此类事件多发，一而再、再而三，人们困惑不已，不得不问一个为什么？

从整个事件过程来看，可以分成两部分，一个是掌掴事件本身，一个是警方对掌掴事件的处理。掌掴事件本身并不复杂，只要认真核实，责任大小一目了然。但随着事件的发展，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警方对该事件的处理上来，这就复杂了。

国人处理此类问题喜欢采用“中庸之道”，这也是中国文化传统和社会习惯。但这个中庸不是孔夫子说的中庸，孔夫子说的中庸是正道的意思，即采取合乎道德规范的合情合理的办法来认识和处理问题，而现实中人们习惯使用的中庸，却是折中或者取中的意思，“中庸之道”变成了折中主义。表现在处理具体问题上，就是“和为贵”和“和稀泥”，或不分对错是非，不讲子丑寅卯，各打五十大板。这种处理问题的态度和方式，简单高效，表面上看似公平，实际上模糊了对错是非，缺乏公平正义。这是其一。

在国人眼里大事坐下来谈判，小事才脸红脖子粗地吵架，故小事一桩不值得大惊小怪，没必要兴师动众，更不愿为此耗费精力，所以在态度上并不重视，处理起来也不认真。这次掌掴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人们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可到现在连一个“完整录像”都没有。你到相信哪个？如果有司将这些录像搜集起来，经过认真梳理和比对，有一个完整的视频，就不至于出现那么多让网友指摘的漏洞了。这是其二。

这类事件的多发，跟人们在一些共公场所不注意他人的感受、缺乏公共意识和社会公德有关。有些人不以给别人添乱为耻，还以打扰别人为能，两个孩子一上车就吵闹蹬踹，家长对此无动于衷，这很可能不是她们一时疏忽，而是根本就没有这个意识。在她们脑袋里没有公共场所这个概念，公共场所与自家没有什么区别，自然也就不可能注意到孩子的吵闹会影响到别人。这也是一种自私心理和缺乏修养的表现。这是其三。

国人有“护犊子”的习惯。凡事动物都“护犊子”，人也不例外，这是基因遗传的需要，是动物的本能。但动物“护犊子”没有对错之分，而人有思维和理性，遇事要明辨对错是非，不能一味袒护。舔犊之情人皆有之，但要明是非、讲道理，不能拿孩子一味“护犊子”，更不能那孩子当挡箭牌，没理搅三分。再有，家长在遇到别人“吼”孩子的时候，有一种“打狗看主人”的心理，认为这有损家长的面子，这也是每遇到这种情况，家长总要情绪冲动的原因之一。这是其四。

不过，后来网友们的争论集中在“互殴”问题上，而且提出了一些很有意义的见解，这可能是该事件中最值得肯定的事情了。

至于高铁掌掴事件多发的原因，说来话长。目前中国正处在一个从农耕社会向工商社会、乡土文明向城市文明的过度阶段。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由于地理和气候条件的差异，又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习俗和风土人情。随着现代化交通工具带来的便利，开启了地方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大融合、大交流，以致于人们还没来得及做好这方面的精神准备。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人口不断涌进城市，一方面带来农村人口下降，造成乡村空心化；一方面也带来了乡土文化与城市文明的冲突。很多在农耕时代不可能遇到的事情出现了，很多过去能接受的事情现在难以接受了。比如文明环境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安静，可很多人没有这个习惯。比如不懂得怎样对孩子进行正常教育和监护，只知道一味地“护犊子”。比如对在共公场所打扰别人习以为常，甚至旁若无人。这些虽然都是小事，却极易引起纠纷。在大交流、大融合的时代，人们应该有底线意识，既要有边界感，又要有包容心，这样才能在现实生活中建立起互相适应的相对舒适的状态。

在高铁掌掴事件的处理上，还涉及到情理法的问题。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情理法都是互通的，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情理法才会发生矛盾。在情理法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当然要法律为先，这就是所谓的法不容情。但在维护法律的权威性的同时，也要适当考虑到情与理，因为不合情理的法一定是不完美的。一个依法的却不合情理的判决，是违背天理人情的。在传统农耕社会中，人们对情和理比较重视，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对法律比较强调，但只有达成情理法的和谐统一，才是完美的境界。

生活在大时代的人们，常常在“抓大放小”的状态下工作，对涉及政治性的全局性的问题比较重视，对一些社会层面的小问题不太重视，遇到如高铁掌掴之类事情会习惯性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其实基层干部身处一线，一天到晚面对的就是这些杂七杂八的民间琐事。大事不用你抓，你也管不了，你的职责就是把这些小事办好。可人们往往对这些本应该认真抓好的小事，从思想上和态度上重视不够，以致在处理上举措失当，让老百姓大失所望。

基层单位直接面对各种社会情况，要有一定的政策水平和法律意识，有办事能力和办事效率，不仅要富有同情心，还要办事公道、认真负责，切不能敷衍搪塞，得过且过。如果将心思放在工作上，这个目标并不难达成。当然也有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问题，还要有对舆情的敏感性和处理业务的娴熟技术。不断积累处理“小事”的经验，制定好处理各种常见性问题的解决文本。人家网上诈骗、放高利贷都有文本，为什么我们没有应对此类事件的文本呢？实践证明，这个文本很重要。

说归齐，还是应该抓紧补上“精神文明”这一课，让高铁掌掴事件永远成为过去。从这个角度来说，高铁掌掴事件的发生，给人们上了一堂“精神文明”的教育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