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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济驿的重送之谜

 

一

 

       杜甫在思想上生活上，与严武房琯这些高官，有着密切的个人情感关系和共同的社会价值取向。这两种关系实际上又是互相结合才得以长期的保持和发展的。平心而论，房琯、严武以及杜甫，他们都是唐代社会中比较积极健康的一群人。

         杜甫与严武，更是有着直接的生活关系的。严武主政成都期间，对杜甫的照拂也是最直接和最实际的。而自从宝应元年约五月期间与严武一别，这时以经有一年了。严武不在成都，杜甫的各方面都要受到一些影响的。所以，他在这一年里，对于严武的思念，可以说是深之又深的。《述古三首之一·赤骥》这首诗，或多或少所流露出的思念之情，无不与严武最为密切。这不能不教我们回想一下，为什么宝应元年六月十七日，代宗召严武为东西川节度使入朝，杜甫送严武一直送到了绵阳的奉济驿，差不多都快要出剑门了。

         据《资治通鉴·唐纪·宝应元年》的记载，六月，代宗以兵部侍郎授严武东西川节度使，并召其入朝。但七月十八日，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反，以兵扼要害，严武入朝之路受阻。严武入朝主要是奉诏监造玄粛二帝的桥陵。严武出蜀时，杜甫陪送他到绵州的奉济驿，二人分手时，还有诗相酬唱。不过，也许他们分手不几天，就发生了徐知道叛乱事件，严武被困于距剑门关不远的地方。这就是史书上所谓“严武不得进”。

         对于蜀中发生的这次地方军阀的军事叛乱，被代理严武一职的成都尹高适迅速平息。

         朝廷是六月壬戌（六月十七日）任命严武为兵部侍郎东西川节度使的，七月癸巳（七月十八日）徐知道反，八月己未（八月十四日）徐知道为部将杀，剑南悉平。徐知道军事叛乱，前后仅二十六天。据此，我们按时间可能性推测：严武自成都启程，不会在六月十七日的。而应该是将近七月之后。因为，朝廷诏书发送日期是六月十七日，但是到达成都，估计最快已经是七月一日前后。严武从成都做准备至少一两天，启程，到达绵州应该就是徐知道叛乱的七月十八日。不过，即使严武是七月一日以后才能离开成都，那么，这应该是严武宝应元年的第一次出蜀还是第二次出蜀？杜甫的诗，为我们留下了一些疑问，同时也明晰了我们对于历史事件的复隐。

 

二

 

       钱谦益在《杜诗笺·八哀诗·三掌华阳》的笺考中说：“是年四月，召武入朝，为二圣山陵桥道使，却六月出镇。七月，徐知道反，以守剑南，武九月尚未出巴。故杜甫有‘何路出巴山’之词。而云知道守要害拒武，武不得进，何背谬之甚也”！

         钱氏以杜诗证史书之误，我们发现或多或少还是有些道理的。我们看杜甫《奉送严公入朝十韵》，为了方便了解此诗，照录全诗如下：

 

鼎湖瞻望远，象阙宪章新。四海犹多难，中原忆旧臣。

与时安反侧，自昔有经纶。感激张天步，从容静塞尘。

南图回羽翮，北极捧星辰。漏鼓还思昼，宫莺罢啭春。

空留玉帐术，愁杀锦城人。阁道通丹地，江潭隐白苹。

此生那老蜀，不死会归秦。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

 

         诗句中有“宫莺罢啭春”，说明春季已经过去，正是四月五月。而“鼎湖瞻望远”，说明二帝之崩，他们已知。所谓“瞻望远”，就是在做入朝的准备，还没有启程。这说明杜甫确有夏初送严武入朝之事。而《奉送严公入朝十韵》是写于成都的。诗句“愁杀锦城人”就是证明。

         但杜甫在绵州送严武的诗《送严侍郎到绵州同登杜使君江楼》，却又别是一番景象。我们还是把全诗录下：

 

野兴每难尽，江楼延赏心。归朝送使节，落景惜登临。

稍稍烟集渚，微微风动襟。重船依浅濑，轻鸟度层阴。

槛峻背幽谷，窗虚交茂林。灯光散远近，月彩静高深。

城拥朝来客，天横醉后参。穷途衰谢意，苦调短长吟。

此会共能几，诸孙贤至今。不劳朱户闭，自待白河沉。

 

       诗句：“归朝送使节，落景惜登临”，说的就是绵州与严武的将别。惜登临的“惜”字，用得非常传神，说明送别分手之时，已经非常临近了。诗中还说：“栏峻背幽谷，窗虚交茂林”，这是对于夏季的描写。“茂林”二字，就是对夏季景色的传神描写。

         以上二首诗，无疑是从成都到绵州的完整记录。但《奉济驿重送严公四韵》这首诗，究竟写于何时？就不太好说了。我们先看完整的这首诗，写了些什么内容：

 

远送从此别，青山空复情。几时杯重把，昨夜月同行。

列郡讴歌惜，三朝出入荣。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

 

       这首诗从季节的描写上，还不能说就是秋天。但内容说到了严武的“三朝出入荣”，所谓三朝即玄、肃、代三帝。出是朝廷迁巴州刺史的严武为成都尹，入朝奉新君唐代宗之诏，监造玄、粛二帝桥陵，所以是出入荣。不过，他们到达奉济驿，好像只过了一夜。为什么诗的标题却是“重送”这样的字眼呢？重送不用说是第二次之远。那么第一次的奉济驿的远送就要早于这一次。但是，我们无法在杜甫的诗集中找到第一次奉济驿之送的信息。我们只能判断：杜甫奉济驿一送严武的诗，可能遗失了，一送严武于什么时间，现在看来，已经是一个谜了。不过，从诗的气氛看，应该是没有紧张气氛的，说明杜甫与严武的奉济驿重别是在徐知道叛乱之前。

 

三

         杜甫奉济驿重送严武的这首诗里诗看不到明显的季节。但是，严武所作《巴岭答杜二见忆》这首诗里，已经有明显的秋季特色，严武的诗句里写道：

 

江头赤叶枫愁客，篱外黄花菊对谁？

跂马望君非一度，冷猿秋雁不胜悲。

 

    诗中“江头愁客”是杜甫，“篱外黄花”是严武。这最后的四句诗里，“赤枫”、“黄花”、“冷猿”、“秋雁”这么多的秋季特征，不能不说入秋以后，严武依然在“巴岭”。而一句“跂马望君非一日”，说明严武别杜甫以后，也一直挂念着他的平安。

         再看杜甫《九日奉寄严大夫》一诗，也颇多秋的消息：

 

九日应愁思，经时冒险艰。不眠持汉节，何路出巴山？

小驿香醪嫩，重岩细菊斑。遥知簇鞍马，回首白云间。

 

       这首诗写于严武《巴岭答杜二见忆》之前。诗中“小驿香醪嫩”，应是奉济驿之忆。不过，从此诗中有“九日应愁思”来看，或者奉济驿相别之后，已经发生了剑南兵变。诗中的“冒艰险”、“出巴山”就是证明。险者，徐知道以兵扼剑阁，艰者，巴山路难。所以杜甫担心严武“何路出巴山”。何路二字说明出巴山的不易。九日，杜甫写了两首诗，另一首诗《九日登梓州城》写道：“弟妹悲歌里，朝廷醉眼中。兵戈与关塞，此日意无穷”。这里的“朝廷醉眼”、“兵戈关塞”都说明与对严武的思念是分不开的，也说明《九日奉寄严大夫》写于自绵州初游梓州。此日，杜甫在南，严武在北，以严武《巴岭答杜二见忆》有“卧向巴山落月时，两相千里梦相思”二句看，这首诗所答，好像不是杜甫九日奉寄所问。这首诗应稍早。而严武提到杜甫的“见忆”诗，可能没有保存下来。但严武九月九日前，已经“卧向巴山”了，但所谓的“卧向”，不是已经在巴山，而是 巴山将至。而杜甫九日寄出的那首诗，严武可能入秦才能收到。

         严杜二人酬唱相送的诗，现在看来似有保存不完整之疑。但毕竟是他们在历史发生时刻的见证。例如杜甫的《九日奉寄严大夫》一诗，劈头就说：“九日应愁思”。“九日”这个日期，我看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很可能他们自绵州奉济驿别后，不久，杜甫又有了新担心，才于九月九日寄诗慰问的。实际上，此时已距八月十四日平息兵变将近一个月，严武的行程按当时的速度，也就是出剑阁登秦岭的样子。尽管杜甫担心严武“何路出巴山”，而严武的实际情况却是“跂马望君非一日”，说明严武出剑阁是无虞的，这就不是需要杜甫担心他，而是严武在担心杜甫。这种信息时空的慢误，对于今天的人来说，是很难体会得到的。

         所以从《资治通鉴》的记载中，是看不到杜甫《奉济驿重送严公四韵》中的“重送”是从何而来的。如果我们把“重送”二字重新品味一下，就会有一个全新的思路了。这就是说，严武从宝应元年之春到秋末的这一段时间里，出入蜀的次数究竟为几何？现在可以肯定地说，这半年之中，杜甫是两次送严武出蜀，而不是一次。

         钱谦益首先怀疑《资治通鉴》失载严武宝应元年之春的一次出蜀。他在《八哀诗·三掌华阳》中说：“武之初镇，《通鉴》既失载，而再镇则载于宝应元年六月。是年四月，召武入朝，为二圣山陵桥道使，却云七月徐知道反，以守剑阁，武九月尚未出巴，故诗有‘何路出巴山’之句，而云知道守要害拒武，武不得进，何背谬之甚也！胡三省泥于《通鉴》，乃云武只在镇剑南。《唐书》盖因杜诗，致有此误”。

         钱氏的怀疑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假如因为四月出蜀入朝，那么“九月尚未出巴”又作何解释呢？即四月五日到七月十八日，总共只有一百余日，而从六月十七日到八月十四日，总共六十余日，严武如何往返两次成都？据杜甫的诗看，严武五月仍然在成都。请看杜甫《严公仲夏枉驾草堂兼携酒馔》：

 

竹里行厨洗玉盘，花边立马簇金鞍。

非关使者征求急，自识将军礼数宽。

百年地辟柴门迥，五月江深草阁寒。

看弄渔舟移白日，老农何有罄交欢。

 

         诗中的“非关使者征求急”，是与严武劝杜甫做官相关，“五月江深草堂寒”中的“五月”与诗标题“仲夏”完全吻合，说明严武宝应元年五月犹在成都，那么从四月到五月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严武怎能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往返成都到长安一次？我们知道，四月五日玄宗崩，十三日以后，肃宗又崩，四月二十日太子李豫已即位。从太上皇玄宗驾崩到太子即位只有十五天时间，假如从玄宗崩日即昭告天下，那么玄宗驾崩的消息也不可能立刻传到成都，何况十三日之后又有肃宗驾崩，而帝王崩后，不急于昭告天下，也是常有的事。所以严武四月出蜀是没有时间做基础的。

         郭沫若先生在《李白与杜甫》中说：“（杜甫）宝应元年（762）的秋天去梓州，广德二年（764）的春天回成都。去是因送严武赴京，回是因严武第二次入蜀”。此说的框架没有问题。但他在《年谱·史事札记》中又说宝应元年“严武到任后时访草堂，七月严武入朝，甫送之至绵州，转赴梓州就章彝。六月，（李）辅国进博陆王，六月（十七日）召还严武，监修二帝陵，以高适为成都尹。（七月十八日）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反，以兵扼剑南，严武不得出。八月，知道被高适击败。（十四日）为羌将所杀”。郭沫若这些说法，据《通鉴》汇。然严武三次入蜀，仍然不能得到印证。即使从严武广德二年的入蜀，也不能推出是三次入蜀。

         《通鉴》的记载，目前还无懈可击。如召严武的日期是“六月壬戌”，即六月十七日。徐知道反在“秋，七月癸巳”，即七月十八日，徐知道被杀，是“八月，己未”，即八月十四日。顺便一说，冯至先生在《杜甫传》里，将此日换算为八月二十三日，不知何故（见冯至《杜甫传·再度流亡》）。按《资治通鉴》所载，宝应元年八月大事，自己未（十四日）至乙亥（三十日）共十六天。如果己未为二十三日，则八月乙亥，就推到九月九日矣。从徐知道兵变到遭杀，前后只有二十六天，这段时间，俱在初秋，杜甫有诗可证。问题是，杜甫诗中好像有一次春送严武的事，我们没有注意。

         如《奉送严公入朝十韵》中说：

 

宫莺罢啭春，空留玉帐术。

愁杀锦城人，阁道通丹地。

 

       宫莺“罢啭春”，即诗人想象长安皇宫里的鸟，已经不能在春天里鸣叫了，即春天已经过去。锦官人是送严武的杜甫，阁道即上剑阁的路，丹地即丹墀之地，暗指朝廷。这次奉送严武的原因，诗的开头就明明白白地说了：

 

鼎湖瞻望远，象阙宪章新。

四海犹多难，中原忆旧臣。

 

       鼎湖是传说黄帝乘龙升天之处，《史记·封禅书》有载，我们根据严武五月尚在成都推算，此处指玄粛二帝之崩。而且代宗也已即位，皇子为元帅，这就是“象阙宪章新”。那么，据此推则：严武从成都启程的日期，大致在六月底至七月初。因为代宗六月十七日的诏书送达成都大约约需十五天时间，这样，严武最快也是六月底才能启程。

         而严武的诗《酬别杜二》，也应证了“鼎湖象阙”之事。我们看严武的诗是这样说的：

 

独逢尧典日，重睹汉宫仪。

未效风霜劲，空惭雨露私。

 

       尧典日，就是新老皇帝交接之日。肃宗崩于四月丁卯（十八日），代宗即位于己巳（二十日），这个尧典日，两天就完成了，在蜀的严武，无论如何也赶不上这个日子的。所以严武的出巴，只能“再睹汉宫仪”而已。这表明严武四月之前，会有一次出蜀之行。他自长安归蜀之日，二帝还在世。如今事态非常意外，仅仅几个月，就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国事变化。所以，杜甫在诗中叮嘱严武，“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看来杜甫和严武都把这次出蜀，看得非同一般，可能他们还很难猜测朝政的平稳过渡。

         杜甫和严武现存这一段时间的诗，都是围绕着严武出蜀为二帝监陵之事。只是杜甫《奉济驿重送严公四韵》中的“重送”二字，实在不知因何而有重送之事。

         我们根据现有资料中的可能性分析：如在宝应元年之春，严武出蜀一次，约春末夏初归蜀，出蜀时，杜甫送他到绵州奉济驿分手，这也是为什么六月末七月初，杜甫“重送”严武，也是在奉济驿分手，而且有“重送”四韵之诗。第二次即现存之诗可证，无须再重复说。据实际情况而论，宝应元年为玄宗建陵，已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严武两次出蜀相隔的时间都很短，说明第一次是临时征召还朝，严武是桥陵的监造，所以未及交接镇蜀权柄。第二次是朝廷人事调整确定，严武的官职也加升了，还任命高适代理了成都尹。严武去了长安以后，不少人认为二帝陵寝监造结束以后，他可能是宰相人选。可见朝廷人事调整的力度还是相当大的。

         入朝后的严武，为了不使他的“几时盃重把”的愿望落空，广德元年，朝廷授以杜甫京兆功曹参军。学者们普遍推测，这应该是严武推荐的奏效。而此时唐中央政府，对于蜀中东西川分合的问题也也逐渐达成共识。高适是这一策略的倡议者，所以严武入朝，高适便代理严武成为成都尹。因而广德二年之春，严武重返蜀中，东西川合为一道的事，就完全落实下来了。此说见钱谦益《八哀诗·三掌华阳》笺。至此，严武三次镇蜀，可表述为：

         第一次为上元二年（761）十月，由巴州刺史为东西川节度使。

         第二次是宝应元年（762）六月，由东西川节度使为兵部侍郎东西川节度使。旋入朝监造二帝桥陵。

         次三次是广德二年（764）三月，严武自西京入蜀，任剑南东西川节度使至永泰元年（765）四月辛卯，因猝死而终。

         有意思的是，钱氏在“三掌华阳”的考证中，关于严武出入蜀的时间上多有纰漏。他说《新唐书》“盖因杜诗，致有此误”。切莫轻看这句话。我发现，朱景玄的《唐朝名画录》、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这些唐代的美术理论家的著作中，已经有了从杜诗里面获取历史资料的现象存在。如对于曹霸、韩幹、韦偃等人的记载来源，无不与杜诗有关。因而我推测：《新唐书》的编写集体，未始不曾从杜甫的诗中受到一些启发，整理出一些有用的的历史资料来。而钱谦益把《新唐书》中的一些不足之处，说成是“盖因杜诗”，就没有道理了。他考证《旧唐书》对东西川分合的始末甚详。但是，严武的“三掌华阳”，每一掌的来龙去脉，仍然不是很明晰。现据钱氏的说法整理如下：

         乾元元年（759）六月，由京兆尹，贬巴州刺史，旋迁御史中丞绵州刺史（年月不详）。

         宝应元年（762）四月入朝（小立按：杜甫《严公仲夏枉驾草堂兼携酒馔》一诗说明：严武五月犹在成都）。杜甫有《奉严公入朝十韵》，严武有《酬别杜二》为证（小立按：此二诗都不是写于四月）。钱氏说：宝应元年九月，严武尚未出巴。按钱氏说法，即四月入朝，严武已在长安。那么严武何时从长安来到成都呢？显然钱氏的时间推算是错误的。他没有注意到杜甫《奉济驿重送严公四韵》这首诗之标题中的“重送”二字里的前一次送，究竟在何时有此一送才合理。这是值得我们纠正钱氏之说的地方。

         怎么看“诗中有史”？这不是一个小学问。但绝对不是一个很神秘的学问。不能因为诗歌艺术中有一些看似不实的辞藻就认为诗与史无关。只要我们把诗歌中的事理搞清楚了，诗中对事所做的概括也就浮出诗的“水面”了。诗歌先天就不是为史而诗的。因此，要从诗歌中还原出“事实”来，还需要运用非诗歌的方法，比如，考证、鉴赏、分析、判断等等这些理性的思维，然后对于诗歌再加以新的丰富的重新认识，才能获得复隐真实的基础。这正是诗学的特殊魅力，同时也是诗歌神秘的地方。我们研究诗歌的人，往往要走很多的弯路，所以，诗歌面向大众的门槛是越筑越高了，而不是越筑越低了。能不能让诗歌的欣赏既轻便又透彻？我看这是完全可能的事情，其中最关键的障碍就是要通过理性的思维解除非理性的屏障。那么，读诗，将是最有魅力的文学享受了。我们的前人如郭沫若先生在这方面做过一些自觉或不自觉的尝试，值得我们思考，比如他说：

 

       诗人为了修辞，往往使用些不准确的字眼，解诗的人，是不好看得那么死板的（见《李白与杜甫》209页）

 

         郭沫若批评诗人，使用了“不准确的字眼”的说法，肯定是错误的。他指的诗人，不是拙劣的诗人，而是优秀的诗人。所谓“不准确的字眼”，实际上正是诗人独特的语言思维。这些语言思维，与散文和历史的表述肯定是不一样的。比如“飞流直下三千尺”。芦山的瀑布会有“三千尺”之高吗？没有，绝对没有那么高。假如经过测量，庐山瀑布只有三百尺，那么一句“飞流直下三百尺”的诗，会有那样浓浓的诗味吗？当然就没有了。同样，本来“骑驴三十年”就是不错的诗了，可是，为了使用准确的字眼，一考证，竟然得出一个“骑驴十三年”的“准确字眼”，那么，“骑驴十三年”会不会更加有诗味呢？

         所以我们说，科学理性地兼包美学理性，是更高更完美的人类理性发展的必然趋势。郭沫若先生所谓“解诗的人是不好看的那么死板的”思维，正是科学理性和美学理性兼包的思维萌芽。诗和史的计算方法和计量尺度，不完全一致，但却是兼包统一的，是人类在精神和理性各方面都能得到发展的合理存在。我们既需要夸张的浪漫，也需要严密的谨慎。尊重科学的规律，尊重艺术的规律，这是人类社会各种学术平等发展的合理需求。这与科学与艺术的功用发展也是并行不悖的。一个伟大民族的文化里，必然是科学与艺术同样繁荣昌盛的。文学艺术不可能随着科学的繁荣而日渐衰退，如果是那样，人类的存在与草木萋萋何异？

         现在我们重回《述古三首之一·赤骥》这首诗的探讨上来。杜甫别离严武的一段日子里，报国无门的郁挫的心情难以排遣，他借古劝今地说：“古时君臣合，可以物理推”，他借批评“秦时任商鞅，法令如牛毛”，揭露粛代二朝行政之流于形式。他甚至怀疑代宗有实现中兴之主所必备的才能，并警告他们，别把兴国之功据为己有，连大臣们的辛勤汗水也一概抹杀，若想实现中兴大业，别忘记代不乏才。

         杜甫的这些批评，还是切中时弊的。这是这组诗的基本精神所在。《赤骥》一章，以晦涩艰难之辞，委婉表达了作者复杂的心理反射。一方面，个人的前途渺茫，一方面，亲爱至朋又不在身边，同时，国家的命运又令他非常担忧，这几种即统一又相互分割的心中牵挂，交互回环，读来令人心潮起伏。

 本文选自作者赵小立《杜甫马诗里的诗话与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