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由孔庙步入国子监时，会看到一幅悬有“乾隆石经”匾额的大展厅，厅里竖立着距今已有二百二十余年的刻石十三经碑林，蔚为壮观。

         知道儒家经典十三经的人不少，但知道乾隆刻石十三经的则是为数不多的学者和专业人士。

         十三经是中国历史上儒家的13部经典著作，分别为《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尔雅》、《孝经》、《孟子》，全书共63万字。数千年来，已经成为国人思想、道德、行为方面标准的书，可谓至高无上。其在中国思想、文化历史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乾隆刻石十三经，顾名思义就是乾隆时期的碑刻十三经，所以又叫“乾隆石经”。石经为189座，加上乾隆《刊石经谕旨碑》1座，总共190座，恢弘大观，是为碑林，置放在北京国子监的东西六堂。所谓的六堂，实际上是古代贡生、监生们的教室。位于辟雍左右两侧，总共33间房，分别为：率性堂、诚心堂、崇志堂、修道堂、正义堂、广业堂。1956年在国子监设立首都图书馆时，“乾隆石经”碑林就此被迁出六堂，移至国子监与孔庙之间的夹道里，也就是我们今天游览时看到的加盖屋顶，对外开放的“乾隆石经”展览大厅。

         作为清代最高统治者的乾隆，同历代帝王一样，深受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也将博大精深的儒家经典十三经视为治国平天下，规范臣民思想、确立伦理道德的读本。正好其时有一位江苏金坛人氏蒋衡，为清代著名书法家。蒋衡在游历长安时见到唐朝的“开成石经”，发现谬误频出，且有残缺，于是下定决心重书“十三经”。为此还婉谢两次出仕的机会。自雍正四年（公元1726）起至乾隆二年（公元1737），经过12年的艰辛付出，一丝不苟地抄完了全套十三经。

        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时任江南河道总督高斌有幸得见蒋衡手稿并献给乾隆皇帝，乾隆喜爱有加，将其藏于懋勤殿，钦赐蒋衡国子监学正。乾隆皇帝由此产生刊刻十三经的想法，又念蒋衡尊经之功，拟以蒋衡所书十三经为蓝本进行刻石。组成了以和珅、王杰为总裁，刘墉、彭元瑞等为副总裁刻石领导班子。四年以后，经过工匠们夜以继日的努力，十三经刻石大功告成，并尊乾隆圣旨立于太学六堂。至此，这一世界上最大、最重、最全的十三经刻石诞生了。较之于东汉的“熹平石经”、曹魏的“正始石经”、唐朝的“开成石经”、五代的“蜀石经”、北宋的“嘉佑石经”、南宋的“御书石经”，“乾隆石经”是我国现存品相最为完好、内容最为完整的一部官刻石经。

       再说，这乾隆皇帝对孔庙情有独钟，在位达60年之久的他，共11次亲临孔庙。属清朝莅临此地次数最多的一位帝王。所以，不难理解他为何将十三经刻石立于孔庙的决定。当乾隆六十年(1795年）十三经刻石完工之时，这位皇上又亲临现场检视，其愉悦之情自不待言。

   正因为国子监有此国宝，今天的游人到此必定要观赏“乾隆十三经”，面对高大的碑林，无不肃然起敬，注目仰视。

  在进入碑林大厅的门楣上悬挂着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先生题写的“乾隆石经”匾额。原来匾额的题写者为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说到这里，还有一段小插曲——莫言先生书写匾额的顺序是从左到右，在常人的眼里，这样有违传统书法从右到左的写法。当匾额挂出来之后，瞬时掀起轩然大波，在社会上弄得沸沸扬扬，引起激烈的争论，诸多学者也纷纷发表看法，各持己见。热闹之后，又归于平静，莫言先生题写的匾额今天仍挂在那里。其实，语言文字是发展的，汉字的书写方式也是发展的，约定俗成作为一种规律，只要人们看得懂、能明白，不在乎书写时的从右到左或从左到右，大家都知道是“乾隆石经”，不至于引起误解。这个道理，恐怕连小学生都知道。

         2011年，北京市文物局曾对“十三经碑林”进行了修葺，展览大厅经过现代化装修，为碑林提供了恒温、恒湿的环境与声控冷光源照明，同时，为每一块石碑都加装照射灯，大厅穹顶也改为传统藻井样式。为了方便游客参观，拟实现数字展览，采用电子播放、触摸显示屏的方式，将已经模糊的碑文补出，让观众阅读碑文的全部内容。这一举措必将使“乾隆石经”得到更好的保护。

        纵观“乾隆石经”，是我国刻石的经典之作，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之一，无论时代如何嬗变，在圹埌的历史沃野中，仍将濡养我们的思想，濡养我们的精神，濡养我们的心灵，使具有深厚根基的国学传统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