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2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注释】

仲弓：冉雍。

宰：总管。

先有司：“有司”指主管某部门的官吏，泛指官吏。先有司，有两层意思，一是同上一章“先之劳之”的“先”，主管勤政爱民，给下面的官吏做榜样。另一层意思是要先任命分管各部门的官吏，使人人各司其职。

赦小过：赦免小的过错，不计较，不追究。人无完人，孰能无过。

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微子篇》18.10）

子夏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子张篇》19.11）

举贤才：举用贤能的人才。

人其舍诸：人们不会舍得放弃。

【译文】

冉雍到季氏做总管，请教为政之道。孔子说：“先任命各部门官吏，使其各负其责，不追究他们的小过错，举荐贤德的人才。”冉雍说：“怎么才能知道谁是贤才并举荐呢？”孔子说：“举荐你所知道的，你不知道的，别人难道会舍弃而不举荐吗？”

【学而思】

有司是人才，不是贤才，人才易得，贤才难遇，国家需要人才来管理，更需要贤才来引领。对人才不能求全责备，要懂得赦小过。贤才虽然难得，但只要真的是栋梁之才，最终也会被人所知。

【知识扩展】

《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六十五》：“故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达诸民之情；既知其以生有习，然后民特从命也。故世举则民亲之，政均则民无怨。故君子莅民，不临以高，不道以远，不责民之所不能。今临之明王之成功，而民严而不迎也；道以数年之业，则民疾，疾者辟矣。故古者冕而前旒[liú]，所以蔽明也；统絖[kuàng]塞耳，所以弇[yn]聪也。故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故枉而直之，使自得之；优而柔之，使自求之；揆[kuí]而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必以其善以赦其过，如死使之生，其善也，是以上下亲而不离。故惠者政之始也，政不正则不可教也，不习则民不可使也。”

【译文】所以君子在治理百姓时，不可以不知道百姓的本性，不可以不了解百姓的心理，知道了他们先天的心理和后天的习惯，百姓才能彻底的服从你的政令。所以说，国家治理得好，百姓便爱戴你；政治清明平和，百姓自然没有怨尤。所以君子在治理百姓时，理想不可要求太高，目标不可设得太远，不要责求百姓干能力做不到的事。如果你用古圣先王成功的理想来要求百姓，即使成功，恐怕百姓也要敬而远之，不敢欢迎了。你告诉他们长远未来的目标，百姓做得痛苦，当他们痛苦时，就要避开了。所以古来帝王的冠冕上，垂挂着一串串的玉，正为着警惕自己，不可看得太明察了；用棉絮塞耳，是为着警惕自己，不可听得太精细了。所以水太清澈，就没有鱼还能生存下去；人太精明，就没有人跟你走了。

所以把百姓邪枉的坏事改正过来，使他们自己心安理得；用宽大怀柔的办法引导百姓，使他们自己能寻求本身的完美；度量百姓的资秉，因材施教，使他们自己能找到前途。百姓偶然犯了小的过错，必要找出他的好处，来赦免他；如果犯了重罪，无大过的尽量不要判死刑，帮助他改过自新。因此，上下就能打成一片，融成一体，而不相离了。所以仁惠是施政的先要，施政不当，就没法教导百姓，百姓未会学习，就不能驱使他们。

《资治通鉴·梁纪四·梁武帝天监十六年（公元517年）》：魏人多窃冒军功，尚书左丞卢同阅吏部勋书，因加检核，得窃阶者三百余人，乃奏：“乞集吏部、中兵二局勋簿，对句奏案，更造两通，一关吏部，一留兵局。又，在军斩首成一阶以上者，即令行台军司给券，当中竖裂，一支付勋人，一支送门下，以防伪巧。”太后从之。同，玄之族孙也。中尉元匡奏取景明元年已来，内外考簿、吏部除书、中兵勋案、并诸殿最，欲以案校窃阶盗官之人，太后许之。尚书令任城王澄表以为：“法忌烦苛，治贵清约。御史之体，风闻是司，若闻有冒勋妄阶，止应摄其一簿，研检虚实，绳以典刑。岂有移一省之案，寻两纪之事，如此求过，谁堪其罪！斯实圣朝所宜重慎也。”太后乃止。又以匡所言数不从，虑其辞解，欲奖安之，乃加镇东将军。二月，丁未，立匡为东平王。

【译文】北魏很多人假冒军功，尚书左丞卢同查阅吏部的功绩簿，并加以审核，发现了三百多个冒取官位的人，于是上奏说：“请求集中吏部、中兵二局的功劳簿，核对审查上报的文书，抄写二份，一份放在吏部、一份存放兵局。另外，在军队里杀敌可升一级以上的人，就命令行台军司颁发证书，证书从中间竖着分开，一份交给立功的人，一份送交门下省，以便防止耍花招作假。”胡太后听从了他的建议。卢同是卢玄的族孙。中尉元匡上书请求把景明元年以来内外考核的账簿、吏部任职的文书、中兵的功劳查询记录，以及历次考核中的最高等和最低等的名单都取出来，以便核查冒功盗官的人，胡太后批准了他的请求。尚书令任城王元澄上书认为：“律法最怕繁杂苛刻，治政贵在清平简约。御史台的任务是根据传闻进谏或弹劾官吏，如果知道有冒取功劳官职的人，只须取一本簿籍，调查检验出真假，绳之以法便可。怎能取尚书省的全部档案到御史台去审查，查找二十多年的旧账，像这样追查过失，谁能受得了这种罪责！这实在是贤圣的王朝应当慎重对待的事。”胡太后这才停止追究。胡太后又因为元匡的多次建议都没有被采纳，怕他提出辞职，想要奖励安慰他，就加封他为镇东将军。二月丁未，十六日，又封元匡为东平王。（赦小过）

《资治通鉴·齐纪五·齐明帝建武元年（公元494）》：显宗又上言，以为：“州郡贡察，徒有秀、孝之名而无秀、孝之实；朝廷但检其门望，不复弹坐。如此，则可令别贡门望以叙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门望者，乃其父祖之遗烈，亦何益于皇家！益于时者，贤才而已。苟有其才，虽屠钓奴虏，圣王不耻以为臣；苟非其才，虽三后之胤，坠于皂隶矣。议者或云，‘今世等无奇才，不若取士于门’，此亦失矣。岂可以世无周、邵，遂废宰相邪！但当校其寸长、铢重者先叙之，则贤才无遗矣。

【译文】韩显宗又上书皇帝，指出：“各州郡推举保荐的秀才、孝廉，徒有其名而无其实，朝廷只查他们的门第出身如何，而不弹劾其违实之罪。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以后可以命令下面另以门第资望为举荐标准，以此来品评、选拔读书人，何必又假冒秀才、孝廉之名呢？门第资望，是他们父、祖的功业，于朝廷皇家有何用处呢？有益于现时的是贤才。如果真正有才能，即使如姜太公那样屠牛于朝歌，钓于渭滨；又如箕子那样身为奴隶，周文王、武王也都礼遇而用为臣子，不以此为耻。如果没有才能，即便他是夏、商、周三代之王的后裔，也照样编入仆隶差役之列。有人可能会议论说：‘当今世上实在没有奇才，所以不如以门第取士。’这也是不对的。难道可以因为世上没有周公、召公二人那样的相才，于是就废除掉宰相的位子吗？只要一个人比众人稍有一寸之长、一铢之重，就应当先选拔、录用他，这样就可以做到贤才没有遗漏。（举贤才）

《资治通鉴·唐纪八·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上闻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名，召见，问以政道，对曰：“隋主好自专庶务，不任群臣；群臣恐惧，唯知禀受奉行而已，莫之敢违。以一人之智决天下之务，借使得失相半，乖谬已多，下谀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诚能谨择群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败以施刑赏，何忧不治！又，臣观隋末乱离，其欲争天下者不过十余人而已，其余皆保乡党、全妻子，以待有道而归之耳。乃知百姓好乱者亦鲜，但人主不能安之耳。”上善其言，擢为侍御史。

【译文】太宗素闻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的大名，便召他进宫，问他为政之道，张玄素答道：“隋朝皇帝好独揽各种政务，而不委任给群臣；群臣内心恐惧，只知道禀承旨意加以执行，没有人敢违命不遵。然而以一个人的智力决断天下事务，即使得失参半，乖谬失误之处已属不少，加上臣下谄谀皇上受蒙蔽，国家不灭亡更待何时！陛下如能慎择群臣而让他们各司其事，自己高拱安坐、清和静穆，考察臣下的成败得失据以实施刑罚赏赐，国家还能治理不好！而且，我观察隋末大动乱，其中想要争夺天下的不过十几人而已，其余大部分都想保全乡里和妻子儿女，等待有道之君而归附。由此可知百姓很少有好作乱的，只是君主不能使他们安定罢了。”太宗欣赏他的言论，提拔他为侍御史。（先有司）

前幽州记室直中书省张蕴古上《大宝箴》，其略曰：“圣人受命，拯溺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壮九重于内，所居不过容膝；彼昏不知，瑶其台而琼其室。罗八珍于前，所食不过适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又曰：“勿没没而暗，勿察察而明，虽冕旒蔽目而视于未形，虽黈[tu]纩塞耳而听于无声。”上嘉之，赐以束帛，除大理丞。

【译文】前幽州记室参军、入直中书省官员张蕴古，呈给太宗一篇《大宝箴》。大略写道：“圣人上承天命，拯黎民于水火，救世势于危难。所以以一个人来治理天下，而不以天下专奉一人。”又写道：“内廷重屋叠室、宽大无比，而帝王所居住的不过一片狭小之地；他们却昏庸无知，大肆修筑瑶台琼室。席前堆着山珍海味，他们不过吃几口合口味的；他们却忽发狂想，堆糟成丘，以酒为池。”又写道：“对事物不要无声无息，糊里糊涂，也不要苛察小事，自以为精明；这样虽有冠冕前的垂旒遮住双眼也能看清事物的未成形状态，虽有黈纩挡住耳朵，也能听到尚未发出的声音。”太宗深为嘉许，赏赐给束帛，任命他为大理丞。（赦小过）

《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一·唐代宗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上时居谅阴，庶政皆委于祐甫，所言无不允。初，至德以后，天下用兵，诸将竞论功赏，故官爵不能无滥。及永泰以来，天下稍平，而元载、王缙秉政，四方以贿求官者相属于门，大者出于载、缙，小者出于卓英倩等，皆如所欲而去。及常衮为相，思革其弊，杜绝侥幸，四方奏请，一切不与；而无所甄别，贤愚同滞。崔祐甫代之，欲收时望，推荐引拔，常无虚日；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前后相矫，终不得其适。上尝谓祐甫曰：“人或谤卿，所用多涉亲故，何也？”对曰：“臣为陛下选择百官，不敢不详慎。苟平生未之识，何以谙[n]其才行而用之。”上以为然。

【译文】德宗经常住在服丧的地方，各种政务都委托崔祐甫处理，对他所说的事没有不同意的。当初，在至德年间以后，天下用兵很多，诸位将领竟相论功邀赏，所以官爵的封赏不可能不滥。等到永泰年间以来，天下稍稍太平，然而元载、王缙执政，四面八方向他们行贿求官的人盈于门庭。官大的出自元载、王缙之手，官小的出自卓英倩等人之手，他们都如愿以偿地走了。等到常衮担任宰相，想革除这个弊端，杜绝人们侥幸得官的途径，对各地上奏请求，一概不予考虑，然而由于不加甄别，贤能和蠢才都被遗落。崔祐甫取代常衮出任宰相，想收罗当时有声望的人，于是引荐推举的人每天不断。担任宰相不到二百天，就任命了八百名官员。常、崔二人前后相互纠正，终究没有找到适当的尺度。德宗曾经对崔祐甫说：“有人指责你，说你所任用的官员多沾亲带故，为什么？”崔祐甫回答说：“我为陛下选择官员，不敢不审慎。假如平时不认识，我怎么能知道他的才干德行而任用他呢？”德宗认为这是正确的。

臣光曰：臣闻用人者，无亲疏，新故之殊，惟贤、不肖之为察。其人未必贤也，以亲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贤矣，以亲故而舍之，亦非公也。夫天下之贤，固非一人所能尽也，若必待素识熟其才行而用之，所遗亦多矣。古之为相者则不然，举之以众，取之以公。众曰贤矣，己虽不知其详，姑用之，待其无功，然后退之，有功则进之；所举得其人则赏之，非其人则罚之。进退赏罚，皆众人所共然也，己不置豪发之私于其间。苟推是心以行之，又何遗贤旷官之足病哉！

【译文】臣司马光说：我听说用人者，没有亲疏、新故之别，只以贤能和不肖作为考察对象。被录用的未必都是贤人，如果他是以亲朋故友的关系而被录用，这当然是不公道的；假如是贤人，因为亲朋故友关系被舍去，这也是不公道的。天下的贤人，当然不是一个人所能收尽的，如果一定等待平素认识，熟知他的才干德行再录用，那么所遗漏的贤人也就很多了。古代担任宰相的就不是这样，他让公众来推举，以公正来录用。公众说这是贤人，自己虽然不了解详细情况，但暂时任用他，等到他没有功绩再将他辞退，有功绩就提拔；所推举的是贤人就奖赏他，不是贤人就惩罚他。晋升和辞退，奖赏和惩罚，都是大家所公认的，自己在中间没有丝毫的隐私。假如以这样的用心付诸行动，又有什么遗漏贤人和官不称职的毛病呢！（焉知贤才而举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