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注释】

舜有臣五人：传说是禹、稷、契[xiè]、皋陶[go yáo]、伯益等人。

天下治：“治”，安定，太平。天下太平。

乱臣：《说文》：“乱，治也。”此处所说的“乱臣”，应为“治国之臣”。

十人：周公旦、召公奭[shì]、太公望、毕公、荣公、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宫括、文母（太姒）及邑姜（姜子牙之女，武王之王后）。“十人”只是一个概述，这里只是把武王时期重要人物列举出来，具体是哪些人，难以考证。

才难：贤才难得。“才”是德才兼备的人，人才很多，贤才难得。

唐虞之际：唐尧与虞舜的并称。亦指尧与舜的时代。尧是帝喾[kù]之子，初封于陶，后又封于唐，所以称陶唐氏。舜，生长于有虞氏部落，因此称虞舜。

有妇人焉：指的是周文王的正妃，即周武王的生母。也有说是周武王的王后邑姜。

此句并非轻视女性，保护女子和儿童是男人的义务，保家卫国本是男人应该做的事，男人的工作被女人做了，更加体现了“谁说女子不如男”。

“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与尧舜有贤臣五人对比，武王有治国之臣十人，贤臣中有女子一人，男子九人。虽然武王时期人才比尧舜时期多，但是贤才难得，男女加在一起也只有十个人而已。

【译文】

舜有五位贤臣而天下太平。周武王说：“我有治国之臣十人。”孔子说：“贤才难得，难道不是这样吗？尧舜时期贤才算是兴盛了，武王时期更加鼎盛，但贤才也只有女子一人，男子九人而已。

周朝文王时期已经得到天下三分之二诸侯国的拥护，仍然事奉殷朝。周朝的德可以说是最高的道德了。”

【学而思】

至德是一种理想境界，与圣人、仁人一样，是孔子为世人树立的榜样。孔子推崇尧舜和文王并非有意为之，如同后世推崇孔子一样。《子张篇》19.20 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同理，尧、舜、禹、文武周公、孔子这些历代先贤一生为善，则“天下之善皆归焉”。

“三分天下有其二”指周文王，文王以服事殷，武王夺取天下，所以孔子赞美的是文王而不是武王。《左传·襄公四年》：“文王帅殷之叛国以事纣，唯知时也。”儒家不赞同轻易发动战争，元朝张养浩在《山坡羊·潼关怀古》写到“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天下安定，统治阶级却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百姓不好过，如果国家混乱，战祸不断，百姓也会受苦。

学习《论语》要参读《史记》《春秋左传》等史料来理解，不能用现代人的观念来理解古人的社会观。比如在《史记》中记载的“文王受命称王”，后世儒者认为《史记》记载有误，这是用后世一统国家的“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的观念解读历史，但是在殷商时期，有没有“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的观念？现代人认为“文王受命”是“政治造势”，但在当时有没有“政治造势运动”的观念？

【知识扩展】

岳麓书院门前的一副对联：

上联：惟楚有材       下联：于斯为盛

（全联意思为：楚国真是出人才的地方啊，岳麓书院更是英才齐聚之会所。）

清嘉庆十七至二十二年（1812-1817年），袁名曜任岳麓书院山长。门人请其撰题大门联，袁以“惟楚有材”嘱诸生应对。正沉思未就，明经（贡生的尊称）张中阶至，众人语之，张应声对曰：“于斯为盛”。这幅名联就此撰成。

上联“惟楚有材”，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虽楚有材，晋实用之。”

下联“于斯为盛”，出自《论语·泰伯篇》：“唐虞之际，于斯为盛。”

《资治通鉴·宋纪七·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魏司徒崔浩，自恃才略及魏主所宠任，专制朝权，尝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数十人，皆起家为郡守。太子晃曰：“先徵之人，亦州郡之选也；在职已久，勤劳未答，宜先补郡县，以新徵者代为郎吏。且守令治民，宜得更事者。”浩固争而遣之。中书侍郎、领著作郎高允闻之，谓东宫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校胜于上，将何以堪之！”

【译文】北魏司徒崔浩，自恃才能谋略很高并被北魏国主所宠爱信任，独揽朝中大权。他曾经推荐冀、定、相、幽、并五州的士人几十人直接做郡守。太子拓跋晃说：“早先征聘的人才，也是被作为州郡官入选的，他们担任这一职务已经很久了，辛勤劳苦却一直没得到过朝廷的报答，应该首先补充他们作郡县守令，让新征聘的人代替他们做郎吏。而且太守、县令管理百姓，应该由经历过世面有经验的人来担当。”但是，崔浩坚持力争，派这些人就任。中书侍郎兼著作郎高允听说后对东宫博士管恬说：“崔浩恐怕免不了一场灾祸。为了顺遂自己未必正确的私心而同朝廷有权势的人对抗争胜，他将用什么来保全自己呢？”

魏主以浩监秘书事，使与高允等共撰《国记》，曰：“务从实录。”著作令史闵湛、郗标，性巧佞，为浩所宠信。浩尝注《易》及《论语》《诗》《书》，湛、标上疏言：“马、郑、王、贾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内诸书，班浩所注，令天下习业。并求敕浩注《礼传》，令后生得观正义。”浩亦荐湛、标有著述才。湛、标又劝浩刊所撰国史于石，以彰直笔。高允闻之，谓著作郎宗钦曰：“湛、标所营，分寸之间，恐为崔门万世之祸，吾徒亦无噍类[jiào lèi]矣！”崔浩竟用湛、标议，刊石立于郊坛东，方百步，用功三百万。浩书魏之先世，事皆详实，列于衢路，往来见者咸以为言。北人无不忿恚[huì]，相与谮浩于帝，以为暴扬国恶。帝大怒，使有司按浩及秘书郎吏等罪状。

【译文】北魏国主任命崔浩兼管秘书事务，让他和高允等人共同撰写《国记》，对他们说：“一定要根据事实撰写。”著作令史闵湛、郗标，性情乖巧、奸佞，很受崔浩宠信，崔浩曾经注解《易经》《论语》《诗经》《书经》，闵湛、郗标就上疏建议说：“马融、郑玄、王肃、贾逵所作的注解，都不如崔浩的准确有深度，我们恳求陛下没收国内由这些人作注的各种书，颁布崔浩的注本，命令全国上下都来学习。我们还请求陛下下令让崔浩继续注解《礼记》，使后人将来能看到正确的释义。”崔浩也极力推荐闵湛、郗标有著书立说的才能。而闵湛、郗标反过来又建议崔浩把他所撰写的《国史》刻在石碑上，以此来显示作者崔浩的秉笔直书。高允听说这件事后对著作郎宗钦说：“闵湛、郗标所搞的这一切，若有一点差错，恐怕就会给崔家带来万世的灾祸，我们这些人也不会幸免。”崔浩竟然采纳了闵湛、郗标的建议，把《国史》刻在石碑上，立在郊外祭祀的神坛东侧，占地一百步见方，这一工程共使用劳力三百万。崔浩写北魏祖先们的事迹，每件事都非常详细真实，他把这些陈列在交通要道上，来来往往过路的人看见后都用这些做为谈论的材料，北方鲜卑人对此都非常愤怒，他们纷纷向北魏国主说崔浩的坏话，认为这是大肆张扬祖先的过错和污点。北魏国主大怒，派有关部门调查处理崔浩和其他秘书郎吏的罪。

初，辽东公翟黑子有宠于帝，奉使并州，受布千匹。事觉，黑子谋于高允曰：“主上问我，当以实告，为当讳之？”允曰：“公帷幄宠臣，有罪首实，庶或见原，不可重为欺罔也。”中书侍郎崔览、公孙质曰：“若首实，罪不可测，不如讳之。”黑子怨允曰：“君奈何诱人就死地！”入见帝，不以实对，帝怒，杀之。帝使允授太子经。

【译文】当初，辽东公翟黑子被北魏国主所宠信，奉命出使并州，在并州接受一千匹绢布的贿赂，事发后，翟黑子向高允讨计说：“主上审问我时，我是应该把实情说出来呢，还是应该把它藏起来不承认呢？”高允说：“你是朝廷宠臣，犯了罪就应该讲实话，这样或许还会被皇上赦免，不能再次欺骗皇上。”中书侍郎崔览、公孙质则说：“如果你讲实话自首，很难预测皇上该怎么处理你，不如隐瞒不说。”翟黑子埋怨高允说：“你为什么要引诱我去置身于死地呢？”翟黑子入宫拜见北魏国主，没有把实情讲出来，北魏国主大怒，斩了翟黑子。后来，北魏国主又派高允教授太子拓跋晃经书。

及崔浩被收，太子召允至东宫，因留宿。明旦，与俱入朝，至宫门，谓允曰：“入见至尊，吾自导卿；脱至尊有问，但依吾语。”允曰：“为何等事也？”太子曰：“入自知之。”太子见帝，言“高允小心慎密，且微贱；制由崔浩，请赦其死！”帝召允，问曰：“《国书》皆浩所为乎？”对曰：“《太祖记》，前著作郎邓渊所为；《先帝记》及《今记》，臣与浩共为之。然浩所领事多，总裁而已，至于著述，臣多于浩。”帝怒曰：“允罪甚于浩，何以得生！”太子惧曰：“天威严重，允小臣，迷乱失次耳。臣问，皆云浩所为。”帝问允：“信如东宫所言乎？”对曰：“臣罪当灭族，不敢虚妄。殿下以臣侍讲日久，哀臣，欲丐其生耳。实不问臣，臣亦无此言，不敢迷乱。”帝顾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难，而允能为之！临死不易辞，信也；为臣不欺君，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之。

【译文】等到崔浩被捕入狱，太子拓跋晃召高允到东宫，留他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拓跋晃与高允一同进宫朝见，二人来到宫门时，拓跋晃对高允说：“我们进去拜见皇上，我自会引导你该做些什么。一旦皇上有什么问话，你只管按照我的话去回答。”高允问他说：“出了什么事吗？”太子拓跋晃说：“你进去自然就知道了。”太子拜见北魏国主说：“高允做事小心审慎，而且地位卑贱，人微言轻，所有的一切都是由崔浩主管制定的，我请求您赦免他的死罪。”北魏国主召见高允，问高允说：“《国书》都是崔浩一人写的吗？”高允回答说：“《太祖记》由前著作郎邓渊撰写，《先帝记》和《今记》是我和崔浩两人共同撰写的。但是崔浩兼事很多，他只不过是总揽了一下《国书》的大纲而已，并未亲自撰写多少，至于撰写工作，我做得要比崔浩多得多。”北魏国主大怒说：“高允的罪行比崔浩要严重，怎么能让他不死呢？”太子拓跋晃很害怕，说：“陛下盛怒之下威严凝重，高允这么一个小臣被您的威严吓得惊慌失措、失去理智而语无论次了。我以前曾经问过他这件事，他说全是崔浩一人干的。”北魏国主质问高允说：“真的像太子所说的那样吗？”高允回答说：“以我的罪过是应该灭族的，不敢用虚假的话欺骗您。太子是因为我很久以来一直在他身边侍奉讲书而可怜我的遭遇，想要放我一条生路。实际上，他确实没有问过我，我也确实没有对他说这些话，我不敢胡言乱语欺骗您。”北魏国主回过头去对太子说：“这就是正直呵！这在人情上很难做到，而高允却能做得到！马上就要死了却也不改变他说的话，这就是诚实。作为臣子，不欺骗皇帝，这就是忠贞。应该特别免除他的罪，作为榜样而褒扬他的品质。”于是，赦免了高允。

于是召浩前，临诘之。浩惶惑不能对。允事事申明，皆有条理。帝命允为诏，诛浩及僚属宗钦、段承根等，下至僮吏，凡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为。帝频使催切，允乞更一见，然后为诏。帝引使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余衅，非臣敢知；若直以触犯，罪不至死。”帝怒，命武士执允。太子为之拜请，帝意解，乃曰：“无斯人，当有数千口死矣。”

【译文】此时，北魏国主又召见崔浩前来，亲自审问他。崔浩恐慌迷惑回答不上来。而高允当时却是件件事申述得明明白白，有条有理。北魏国主于是命令高允写诏书：诛斩崔浩和他的幕僚宗钦、段承根等人，以及他们的部属、僮仆，共有一百二十八人，全都夷灭五族。高允犹豫不敢下笔，北魏国主多次派人催促，高允恳求再晋见北魏国主一次，然后再写诏书。北魏国主命人将他带到自己跟前，高允说：“崔浩被捕入狱，如果还有其他别的原因，我不敢多说。如果仅仅是因为他冒犯了皇族，他的罪过还达不到被处死的程度。”北魏国主大怒，命令武士逮捕高允。太子拓跋晃为他求情，北魏国主的怒气才稍稍平息，说：“没有这个人，当有几千人被处死。”

六月己亥，诏诛清河崔氏与浩同宗者无远近，及浩姻家范阳庐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并夷其族，余皆止诛其身。絷浩置槛内，送城南，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宗钦临刑叹曰：“高允其殆圣乎！”

【译文】六月己亥（初十），北魏国主下诏，诛斩清河崔氏老幼和与崔浩属于同一宗族的人，不管血缘关系的疏密远近；与崔浩有姻亲关系的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都被诛灭全族，其他人都只诛斩罪犯一人。崔浩被放在一个四周都是栏杆的囚车里，由士卒押送到平城南郊，押送士兵几十人在崔浩的头上撒尿，崔浩悲惨地嗷嗷呼叫，在路上行走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宗钦在临近斩首时感叹说：“高允近乎于圣人呀！”

他日，太子让允曰：“人亦当知机。吾欲为卿脱死，既开端绪；而卿终不从，激怒帝如此。每念之，使人心悸。”允曰：“夫史者，所以记人主善恶，为将来劝戒，故人主有所畏忌，慎其举措。崔浩孤负圣恩，以私欲没其廉洁，爱憎蔽其公直，此浩之责也。至于书朝廷起居，言国家得失，此为史之大体，未为多违。臣与浩实同其事，死生荣辱，义无独殊。诚荷殿下再造之慈，违心苟免，非臣所愿也。”太子动容称叹。允退，谓人曰：“我不奉东宫指导者，恐负翟黑子故也。”

【译文】过了几天，太子拓跋晃责怪高允说：“人也应该知道见机行事，我想替你开脱死罪，已经有了好的开端，可是你却始终不照我说的去做，使皇上气愤到那种程度。现在每次回想起来都令人心有余悸。”高允说：“史官，是要记载人主的善恶，作为对后人的鼓励或劝诫，因此，人主心生畏忌，对自己的行为举止都十分小心谨慎。崔浩辜负了圣上的大恩，用他自己的私欲盖过了他的廉洁，用他个人的爱憎好恶遮住了他的公正秉直，这是崔浩的责任和错误。至于书写皇上的起居生活，谈论国家行政的得失，这是史官的重要任务，不能说这有多大罪过。我和崔浩事实上是一同从事这项工作，生死荣辱，在道义不应该不一样。我接受殿下您使我再生的大恩，如果违背自己的良心得以幸免，这不是我所愿意做的。”太子拓跋晃容颜感动，不断赞叹。高允退下后对人说：“我之所以不按照太子的引导去做，就是为了怕辜负了翟黑子。”

人才：崔浩

崔浩（381年—450年），字伯渊，小字桃简，清河郡东武城（今河北省故城县）人。南北朝时期北魏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

崔浩出身北方大族清河崔氏，早年自比张良。历仕北魏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三朝，是太武帝最重要的谋臣，为促进北魏统一北方做出重大贡献。屡次力排众议，判断时机，辅佐太武帝灭亡胡夏、北凉等国，击破柔然，解除了来自北方和关中地区的军事威胁，打开了通往西域的商道。拜太常卿，迁司徒，封东郡公。

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崔浩受“国史之狱”牵连，被夷灭九族，时年七十岁。

贤才：高允

高允（390年－487年），字伯恭，渤海郡蓨[tiáo]县（今河北省景县）人。北魏时期宰相、文学家。历仕五朝，备受尊礼。太和十一年（487年）去世，享年九十八岁，追赠侍中、大将军、司空公、冀州刺史，谥号为文。

《魏书·列传·卷三十六》：高宗重允，常不名之，恒呼为令公。“令公”之号，播于四远矣。

（高宗敬重高允，通常不呼他的名字，习惯称之为“令公”。于是“令公”之号传遍四方。）

令公：古代对中书令的尊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