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6.2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子曰：“雍之言然。”

【注释】

雍：冉雍，字仲弓，孔子的弟子。与冉耕（伯牛）、冉求（子有）皆在孔门十哲之列，世称“一门三贤”。

南面：出仕为官。

仲弓：冉雍，字仲弓。

子桑伯子：鲁国人，生平不可考证。有人认为子桑伯子即《庄子·大宗师》文中的“子桑户”。战国时期文章多是寓言故事，人名有很多是假托的，不能尽信。

简：一、简单，不繁琐；二、简慢，轻忽怠慢，不恭敬。三、简略，不详细，不认真。

五个“简”字，第一个“简”是不繁琐；“居敬而行简”的“简”是工作方法不繁琐，简单有效率；“居简而行简”，“居简”指内心简慢，“行简”指做事简略，不认真，粗心大意；最后一个“简”指草率。

大：同“太”。

然：对；不错。

【译文】

孔子说：“冉雍可以出仕为官了，他的德行才能、学问修养已经很好了。”

冉雍问子桑伯子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还可以，做事简单扼要而不繁琐。”冉雍说：“做事的时候心存敬畏而方法又不繁琐，用这样的方法去对待人民，不也可以吗？做事的时候内心简慢，行事又不认真，那就太草率了吧？”孔子说：“冉雍说的不错。”

【学而思】

“南面”不是坐北朝南做皇帝，而是出仕为官，古代面南背北是尊位，不独天子称南面，凡诸侯，卿大夫，有土有爵者，有治民之权者，皆可称为南面。

《易经·说卦传·第五章》：“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周文王的后天八卦中，离卦是南方，代表了太阳，光明普照，中道不偏。后世帝王坐北朝南，代表的是实行周文王的内圣而外王的治国之道，对内要提升自身的才德，治理国家要施行王道。所以古代天子、诸侯、卿大夫及州府官员等升堂听政都是坐北向南的，象征着施政以德。

“居敬而行简”，“居敬”，强调的是工作态度；而“行简”，指的是工作方法。

“居敬”，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具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这是理所当然要做到的。可“行简”的意义何在呢？用《淮南子·诠言训》中的一段话来解释就是，“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简不可以合众，大乐必易，大礼必简。”说的是，不采用容易的办法不能治理大事，不采用简单的办法不能使众人步调一致，宏大的音乐必是易学易会的，好的礼仪必是简洁明了的。（来源：《解放军报》）

《道德经·六十章》：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

【译文】治理国家，就像烹饪小鱼一样，不能经常翻动，翻动多了就容易碎掉。用“道法”清静无为的方法去治理天下，所以天神人鬼都能各安其位，所以鬼不会伤人，因此人们不会觉得有鬼。不只鬼不伤人，神也不会惩罚人，因此人们不会觉得有神。不只神不惩罚人，圣人也不干预人们，因此人们也不会觉得有圣人。万物互不相伤，交归于本源，因而天下太平。

“烹”是用文火慢慢地、小心谨慎地烹煮，也就是“居敬”。“烹小鲜”是不折腾，也就是“行简”。

【知识扩展】

《贞观政要·卷八·论务农》：“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百姓安定、国家安宁，关键在于君主，君主能与民休息，不乱折腾，百姓就欢乐，君主多私欲，百姓就痛苦。）

君静则民安。国家出乱子，往往起源于执政者的躁进，隋朝不顾一切地兴办大型事业就是前车之鉴。那么，国家制定政策的基本点应该置于何处呢？唐太宗毫不含糊地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国家必须以存恤老百姓为第一要务，要藏富于民。（来源：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韩昇《百家讲坛·风云唐太宗》《盛世是这样治理的》）

《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五·唐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又作《种树郭橐[tuó]驼传》曰：“橐驼之所种，无不生且茂者。或问之，对曰：‘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凡木之性，其根欲舒，其土欲故，既植之，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shì]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全而性得矣。他植者则不然，根拳而土易，爱之太恩，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离矣。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故不我若也！为政亦然。吾居乡见长人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之。旦暮吏来，聚民而令之，促其耕获，督其蚕织，吾小人辍饔飧[yng sn]以劳吏之不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邪！凡病且怠，职此故也。’”此其文之有理者也。

【译文】柳宗元又曾撰写《种树郭橐驼传》说：“郭橐驼种植的树木，没有不成活、不繁茂的。有人问他其中的道理，郭橐驼回答说：‘我本人并不能够使树木延长寿命并且生长繁盛。大凡树木的本性，树根喜欢舒展，喜欢让人培上陈泥。将树木种植好后，不需挪动它，不需为它担心，离开它后，便不用再去看管它。栽种树木时，就像爱护自己的子女一样，将树木放入土中后，就像将它抛弃了似的，这就使树木的天性得以保全，使树木的本性得到发展了。别的种植树木的人们就不是这样了，他们使树木的根部拳曲在一起，而且更换了新土，对树木的爱护过于深切，担忧过于细密，早晨去看它，晚上又去抚摸它，已经离开了，还要再回头看上一眼。更为过分的人们还要划破树皮，查看它是成活了，还是枯萎了，摇晃着树干，去观察枝叶哪里稀疏，哪里繁密，而树木却与自己的本性日渐脱离了。虽然说是爱护树木，实际却是损害树木；虽然说是为树木担忧，实际却是将树木当成仇人了。所以，人们种树都不如我。办理政务，也是这个道理。我住在乡间，看到当官的人们，喜欢频频发号施令，像是对百姓非常怜悯，但终究给百姓带来祸殃。整天都有吏人前来，将百姓聚集起来，向人们发布命令，敦促人们快去耕地，赶忙收割，监督人们及时养蚕织布，我们这些小人把早餐晚饭都停下来，忙着去慰劳吏人还来不及呢，又怎么能够使我们的生计得以蕃息，并且使我们的天性安然无扰呢！一般说来，人民困窘倦怠，主要是由于这个缘故啊！’”这是柳宗元文章中深含哲理的作品。

《资治通鉴·陈纪九·陈长城公至德元年（公元583年）》：帝览刑部奏，断狱数犹至万，以为律尚严密，故人多陷罪。又敕苏威、牛弘等更定新律，除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等千余条，唯定留五百条，凡十二卷。自是刑网简要，疏而不失。仍置律博士弟子员。

【译文】隋文帝省阅刑部奏章，发现每年断狱结案仍有数万起，于是认为现行法令还是订得过于严密，所以人们多犯法获罪。因此，又敕令纳言苏威、礼部尚书牛弘等人重新修订新律令，删除了旧律令中的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等罪一千余条，只确定保留各种治罪条款五百条，总共十二卷。从此以后，隋朝法律简明切要，疏而不漏。同时，隋朝仍旧设置律学博士及其生徒弟子。

《资治通鉴·隋纪四·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旅骑尉刘炫预修律令，弘尝从容问炫曰：“《周礼》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于前，减则不济，其故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责成，岁终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虑覆治，若锻炼不密，则万里追证百年旧案。故谚云：‘老吏抱案死。’事繁政弊，职此之由也。”弘曰：“魏、齐之时，令史从容而已，今则不遑宁处，何故？”炫曰：“往者州唯置纲纪，郡置守、丞，县置令而已。其余具僚则长官自辟，受诏赴任，每州不过数十。今则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省官不如省事，官事不省而望从容，其可得乎！”弘善其言而不能用。

【译文】旅骑尉刘炫参与修订律令，牛弘曾从容地问刘炫：“《周礼》记载是士多而吏员少，现在吏员比从前多出百倍，减少则无法应付事务，这是什么原因呢？”刘炫说：“古人委任吏员须要有责任有成绩，年终考核成绩，案卷不用重新审理，文牍不求繁多琐碎，吏员的责任，只是掌握工作的要点而已。现在的吏员总是担心文簿要重新审理考核，假若文辞考虑不周密，就会不远万里去追查印证百年的旧案。所以有谚语说：“老吏伏抱文案而死。”事物繁杂这是为政的弊端，这就是吏员多而效率低的原因。牛弘说：“北魏、北齐之时，吏员们办事很从容，现在则怱怱忙忙不得安宁，这是什么缘故？”刘炫说：“过去州只设置长吏、司马，郡只设置郡守、郡丞，县仅设县令而已。其余应配备的僚属，则由长官自己挑选任命，得到诏命后就赴任，每州吏员不过几十人。如今则不然，大大小小的官吏，全部由吏部掌管，零零碎碎的事务都属于考绩范围。减少官吏不如减少事务，官员们的事务不减，却希望他们办事从容，那可能吗？”牛弘很同意刘炫的话，但却不能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