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答记者时谈到：相关数据显示，美国1%的富裕人口的财富已经超过底层90%的人口的财富总额。美国已经是“1%所有、1%所治、1%所享”的国家。

就此回顾20世纪的美国，看看美国资本如何弄权？

1 反托拉斯法聊胜于无。

1865-1900年间美国工业产值增长500%，与此同时资本加快集中，1901年银行家摩根组建美国钢铁公司，由此开始形成摩根、洛克菲勒、杜邦等八大财团，大资本的影响力可以达到美国社会各个角落。

1890年国会通过《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禁止限制性贸易及垄断贸易，效力很有限，到了1895-1904年间，资本兼并浪潮再次引起广泛的社会忧虑，国会又通过了《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

1924年柯立芝赢得总统大选，他明确提出执政原则：政府主要事业就是帮助企业致富，美国企业的利益等同于国家利益。由此，让大企业得到极为宽松的商业环境，大资本得以快速膨胀，美国经济严重失衡，引爆了经济“大萧条”。

二战爆发送给美国人大发战争财的机遇，借此让美国经济走出“大萧条”阴影。战争时期，美国大资本得到进一步膨胀。

2 军工复合体有恃无恐。

数据表明，二战期间美国国民财富增加一倍。与此同时，美国大资本财富增加更多，战后大资本对于美国社会的支配力明显增加。

艾森豪威尔1961年离职前谈到：时下“一支庞大的军队和一个大规模军事工业相结合，在美国是史无前例的。它的全部影响──经济的、政治的，甚至精神的──在每个城市、每座州议会大楼、每一联邦政府机构内都能感觉到”。他提出要警惕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无序发展、左右美国政治。

军工联合体最初是叫“军工国会联合体”，军工资本可以直接影响国会，这就是真实版的“有钱能使鬼推磨”。

在资本操弄下，不仅军工联合体的影响力不断增大，而且政商“旋转门”日益流行。美国大企业高管摇身一变就是政府高官，政府高官摇身一变就是大企业高管，资本私利与国家公共权力可以公开地相互交换、狼狈为奸。

3 华尔街繁荣带来国运衰退。

60年代起，美国资本开始出现两个大转移，一部分资本投向境外新兴市场谋取更高利润，更多资本投向华尔街金融市场追求更快得利。源于资本加速脱离国内实业，美国国家经济开始衰退。

70年代后，美国实体经济萎缩，又逢全球石油危机，国力衰退开始暴露于天下。在尼克松任期（1969-1973）不得不宣布一系列战略调整：  

1969年尼克松发表谈话宣布：修改美国安全战略，实行战略收缩，用“一个半战争”替代“两个半战争”。

1971年尼克松发表电视演说宣布：用赤字财政来实现充分就业，从此美国政府开始运行赤字预算，财政高赤字一路上升。

1973年尼克松宣布解除布雷顿森林体系，不得不放弃美元与黄金挂钩。

回看近50年，美国政府财政赤字一路上升，美国社会经济“寅吃卯粮”积重难返，而美国大资本日益膨胀，军工资本大发战争财，华尔街日益繁荣。随着此消彼长，大资本对于美国社会的支配力更加强大。

4 华尔街大佬讲了一句话。

今天美国金融资本和军工资本居于社会最高层，两大资本可以随时插手掌控美国社会变局，也可以对美国社会掉以轻心，不在乎美国利益受损。两大资本的利益和美国国家利益已经是两码事，它们有更多利益是来自国际市场。

回看1994年，共和党议长金里奇提出共和党国会新战略：团结一致，反对所有民主党政策，不论政策的具体内容是什么。由此，在大资本的操弄下，美国出现新的“党派政治”，国事决策开始“翻烧饼”。

进入新世纪，治国大计出现四年一翻转，奥巴马签了《巴黎协议》，特朗普一上台就否定奥巴马，拜登一上台再次否定特朗普。英国《金融时报》曾经发文：美国体制正在政党互相刻薄抨击中解体，宪法已沦为两个毒性越来越强的政党的玩物。

再想一想，美国驴象两党同样已沦为美国大资本手中的玩物。

从表象看，今天的美国如同一个掉进陷阱的困兽，已经失去历史方向，政策就地打转。从实质看，今天的美国政治已经成了大资本牵线的皮影戏。

2019年华尔街大佬索罗斯直言：“作为开放社会基金会的创始人，我对打败当下中国的兴趣，超过对于美国国家利益的关心”。

就此回看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爆发，特朗普可以坚持优先确保股市不跌，美国成为全球疫情重灾区。很多美国人都说“从来没有想到过”，面对记者他们要发问：这样糟糕的事情应该是发生在贫穷国家，可是现在发生在美国？

再看看2022年，美国陷入40年未有的经济高通胀，政府在两个月里可以拨出500亿援助乌克兰，这其中大部分都进了军工资本的口袋里。眼见着“寅吃卯粮”的美国社会继续给大资本卖命，国民无奈，媒体发出叹息：这好像就是洗钱。

既然华尔街“对打败当下中国的兴趣，超过对于美国国家利益的关心”，即便是遭遇到40年未有的高通胀，为了保留打压中国的筹码，白宫至今还没有取消特朗普对华贸易战的加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