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分子标志的非小细胞肺癌术后复发预测专家共识》（2022）要点

【摘要】 近年来，肺癌在筛查、手术、放化疗、靶向治疗以及免疫治疗等各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目前手术切除仍是局限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最重要的治疗方法，但仍有很多患者在术后5年内出现局部复发或远处转移。目前，NSCLC患者复发风险的评估主要基于临床及病理特征，并不能准确地区分不同复发风险的患者。随着新型检测手段的发展，已发现了多种可能在NSCLC中具有预测发风险的分子标志。为归纳总结NSCLC患者术后复发相关的分子标志，我们制定了基于分子标志的NSCLC术后复发预测专家共识。共识主要围绕早期NSCLC患者，从分子层面对疾病复发风险进行探讨、归纳和总结。希望能够为早期NSCLC患者提供更多更有价值的预测复发风险工具，从而为疾病管理提供更多帮助。

1  背景

肺癌是中国当前新发病例和死亡病例最多的肿瘤。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统计，2020年中国新发肺癌人数82万，肺癌死亡人数71万，均远超其他恶性肿瘤。非小细胞肺癌（NSCLC）是肺癌的主要类型，约占所有肺癌患者的80%-85%。目前手术仍是NSCLC患者首选的治疗方法，

只有接受了根治性手术才有彻底治愈的可能。然而NSCLC患者术后复发转移是影响患者预后的关键因素，如何防止术后复发是医生和患者都非常关注的问题。由于NSCLC存在异质性，包括组织学类型、分子特征和驱动基因等，使得患者复发存在较大差异。既往传统的临床研究主要根据病例临床因素（临床分期、吸烟史、性别、组织学类型和手术方式等）作为分析的指标，通过统计学方法对临床特征与复发关系进行分析，得到NSCLC的复发因素，帮助医生对NSCLC患者进行术后复发预测。随着近年来对肺癌生物学理解的加深，NSCLC分子检测取得了重大进展，故临床需要了解肺癌分子机制是如何影响早期可手术NSCLC患者的复发的。

2  NSCLC驱动基因变异

2.1  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基因突变

EGFR突变是NSCLC中最主要的驱动基因变异亚型。该基因的激活性突变可以促进细胞的异常增殖、分化以及血管增生，并能抑制肿瘤细胞的凋亡。

2.2  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

基因变异 ALK重排/融合［常见伴侣包括棘皮动物微管相关蛋白样4（EML4）、TFG、KIF5B等］是NSCLC中继EGFR突变之后第二个明确可用药的肿瘤驱动基因，在NSCLC中变异比例为2%-7%，多见于不吸烟的年轻肺腺癌患者。

2.3  KRAS基因变异

KRAS是肺腺癌中的高频突变基因，其热点突变位点按突变频率依次为G12、G13、Q61。KRAS在高加索肺腺癌患者中突变频率高达25%，在东亚肺腺癌患者中则低于10%。

2.4  MET基因变异

MET外显子14跳跃突变或MET扩增是NSCLC的已知驱动基因变异。

2.5  ROS1基因变异

ROS1重排/融合被公认为NSCLC重要的分子亚型之一，在NSCLC中发生率约1%-2%。ROS1融合伴侣包括CD74、SLC34A2、TPM3、SDC4、EZR、KDELR2、CCDC6等。在晚期肺癌中ROS1对患者生存率的影响仍然存在争议。

2.6  BRAF基因变异

BRAF在肺腺癌、肺鳞癌中突变频率分别约为8%、5%，多见于吸烟患者。BRAF突变通常分布在整个外显子11和15中，其中大多数突变发生在编码激酶催化结构域的外显子15上。

2.7  RET基因变异

NSCLC中≤1%的患者携带RET重排/融合，且几乎全部为肺腺癌。RET重排/融合为明确的驱动基因变异，其最常见的融合伴侣是KIF5B，第二个常见的融合伴侣是CCDC6，其他融合伴侣包括NCOA4、EPHA5和PICALM等。

2.8  TP53

编码p53蛋白的肿瘤抑制基因TP53的突变在NSCLC的所有亚型中都很常见。

共识一

EGFR常见突变中，与携带EGFR L858R突变的患者相比，携带EGFR 19Del的患者术后复发风险更高（2A级）。

ALK重排/融合阳性患者术后预后更差，尤其是携带EML4-ALK融合变异体3（E6; A20）的患者（2A级）。

KRAS突变为潜在的NSCLC不良预后因素（2B级），其中KRAS G12C突变在肺腺癌中是相对较明确的复发高危因素（2A级）。

MET扩增是NSCLC术后的独立不良预后因素（1 A级），小样本研究提示MET外显子14跳跃突变同样是不良预后因素（2A级）。

TP53突变可能是NSCLC术后不良预后因素，且不能从辅助化疗中获益（2B级）。

3  免疫相关分子标志

3.1  TMB

TMB一般指特定基因组区域内每兆碱基对（Mb）体细胞非同义突变的个数。

3.2  PD-1/PD-L1

针对PD-1和PD-L1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为NSCLC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机会。

3.3  肿瘤微环境（TME）

TME即肿瘤细胞产生和生存的内环境，存在大量与肿瘤细胞密切联系的非肿瘤细胞、组织及活性分子，对于肿瘤的发生、生长和转移起着重要作用。

3.4  肿瘤新抗原负荷（TNB）

TNB是反映肿瘤细胞中总的新生抗原数量的一个指标，通常以每百万碱基（Mb）肿瘤基因组区包含的肿瘤新生抗原数量来表示，现阶段可作为TMB的补充评估指标。

共识二

基于目前证据，TMB、PD-L1尚不足以作为NSCLC术后的预后因素（2A级）。

肿瘤中亚克隆基因突变或拷贝数异常占比较高的NSCLC患者术后复发风险较高（2A级）。

目前研究显示，TME相关免疫细胞可能与NSCLC患者术后复发相关，但尚需更多研究以明确其预测复发的意义（2B级）。

TNB可能为肺腺癌预后因素，但尚缺乏其作为NSCLC术后复发风险预测因子的证据（3级）。

4  肺癌多基因检测

多基因表达预测模型目前已应用于NSCLC患者术后的复发风险分层。

共识三

多个预后基因的表达可以整合用于肺癌患者术后的复发风险分层；推荐IA期-IIA期R0切除的非鳞NSCLC进行肺癌14基因（BAG1、BRCA1、CDC6、CDK2AP1、ERBB3、FUT3、IL-11、LCK、RND3、SH3BGR、WNT3A、ESD、TBP、YAP1）的mRNA表达检测，无论EGFR阳性或阴性患者，肺癌14基因检测均可识别出能够从辅助化疗中获益的中/高风险患者（1A级）。

5  微小残留病灶（MRD）

MRD是指经过治疗后，传统影像学［包括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PET/CT）］或实验室方法不能发现，但通过液体活检发现的癌来源分子异常，代表着肺癌的持续存在和潜在的临床进展可能。

共识四

早期NSCLC患者行根治性切除术后，MRD阳性提示复发风险高，需进行更密切的随访管理并考虑更积极的干预策略。但MRD检测方法及评定标准需要规范化，其稳定敏感性还有待提升。在MRD检测阴性的情况下，建议结合其他分子标志来综合评判NSCLC患者术后复发风险情况（2A级）。

6  基于临床病理因素构建的预后预测模型

  除上述基于分子标志物预测NSCLC术后复发风险相关性的研究外，Liang等国内学者基于临床病理因素构建的可切除NSCLC生存列线图（nomogram）在预后预测方面也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研究表明，单纯基于临床病理因素构建的预后预测模型也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并且与分子标志物的预后预测具有相互独立的价值。

目前WHO肺肿瘤分类将原位腺癌（AIS）和微浸润性腺癌（MIA）定义为没有或有限的组织学侵袭性成分的癌症，研究发现MIA和AIS患者的生存率没有显著差异，并且AIS和MIA患者术后5年无复发的概率为100%。此类患者无需进行相应分子检测预测术后复发。

共识五

基于临床病理高危因素构建的预后预测模型也具有重要预测价值，且与分子标志物、驱动基因的预后价值相互独立（2A级）。

浸润前病变（AIS和MIA）及其他预后好的患者，术后可不进行相应分子检测（2A级）。

7  总结

早期肺癌是一种可通过手术治疗实现治愈的恶性肿瘤。尽管早期NSCLC患者整体预后较好，但大约30%的早期NSCLC患者在术后5年内复发。针对该问题，本共识首次归纳总结与NSCLC根治术后患者复发、转移密切相关的分子标志 ，为针对性地采取干预措施，从而降低复发和转移事件的发生提供参考。

〔本资料由朱明恕主任医师根据《基于分子标志的非小细胞肺癌术后复发预测专家共识》（2022）编写〕

（本共识刊登于《中国肺癌杂志》2022年第10期。如欲全面详尽了解，请看全文）

                  2022.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