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新近出版的随笔集《米兰讲座》，集结了他在国外的一些讲座记录和关于国外媒体的采访回答。对中国读者来说，《米兰讲座》提供了一个认识余华的新鲜视角，比如他的国际声名、作品在海外的接受情况、对疑惑和偏见的回应与澄清等。当面对国外的读者和媒体时，他是余华，也是一位中国作家。

余华说，他没有离开中国的理由，要叙述中国，就必须生活在中国。 努力书写中国人的生活 很多国内读者应该并不了解中国作家余华的国际声名。他的作品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丹麦、日本、韩国、泰国、印度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他还曾获得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法国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塞尔维亚伊沃·安德里奇文学奖等。 2018年11月，余华前往意大利，在米兰国立大学连做3场讲座。在讲座即将结束时，余华说，他很满意这次意大利文学之旅，在讲座中看到那么多意大利的朋友，而且以年轻人为主，还有很多中国留学生。 汉学家傅雪莲是余华作品在意大利的翻译，她将余华到达意大利的消息发到社交网络。“我在其他国家的翻译们很嫉妒，他们问傅雪莲，为什么余华总是去你们意大利而不来我们国家？”余华在讲座现场说。

2013年10月，余华接受《洛杉矶书评》编辑梅兰的采访。梅兰问余华，为什么他的作品可以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读者？

余华说：“我很难解释这个现象，只能用幸运这个词汇，我确实非常幸运。我在中国拥有很多读者，在西方也有不少读者喜欢我的作品。我在写作时从来没有考虑读者是否会喜欢，更不会去考虑西方读者是否会喜欢，因为读者是各不相同的。我是一个对自己很严格的作家，与同时代的中国作家相比，我的作品很少，因为我从来不宽容自己，必须要让自己非常满意才会将作品拿去出版。如果有什么成功的经验的话，那就是我写作的时候精益求精。” 在2007年10月回答波士顿广播电台评论员威廉·马克思的一系列提问时，余华也曾谈到不会考虑读者的兴趣和需求。

他说，他尊重读者，但不会因为他们的兴趣而改变自己的写作，所谓众口难调，他只能按照自己的方式写作。 谈及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在国内外的接受情况时，余华说：“有些问题我在中国读者这里不会遇到，可是在西方读者那里可能会遇到。我只是努力写下中国人的生活，重要的是生活是包罗万象的，包括了历史、情感和梦想等等。”显然，余华知道中国的读者熟悉他笔下故事的那种时代感，因为那是他们熟悉的生活，但西方读者会对这些感到陌生，而且还会敏感于其中一些涉及政治的因素。 “我希望英语读者在品尝白亚仁（《在细雨中呼喊》的英语译者）优美的英文时，可以想象中文的美丽。然后我更希望英语读者可以感受到中国人的生活态度和生活历史，这和西方人的生活有所不同；最后我真正希望看到的就是英语读者能够在这本中国小说里读到他们自己的感受，或者唤醒他们记忆深处的某些情感。”余华说。

2009年4月，余华接受意大利《共和国报》采访时被问到，为什么依然选择留在中国？余华回答：“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我觉得自己应该生活在中国。……我没有离开中国的理由。我要叙述中国，就必须生活在中国。” 让人物自己去寻找命运 图书电商的畅销书榜单上，余华的《活着》一直居高不下。读者喜欢这部作品，除了其中的故事，或许也体味到了余华创作过程中一些精彩的文学技巧。 在2019年于英国牛津大学的一场讲座中，余华解释了他在《活着》中描写福贵失去儿子后，关于“盐”这一意象的运用。“我在写到福贵把家珍背到身上离开有庆的坟墓来到村口，家珍看着通往县城的小路说有庆不会在这条路上跑来了，这时候我必须写出福贵看着那条月光下小路的感受，我找到了‘盐’的意象，这是我能找到的准确的意象，因为盐对于农民是很熟悉的，还有盐和伤口的关系众所周知。……这里需要情感释放出来的句子：‘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满了盐。’” 余华曾向威廉·马克思介绍过自己创作《在细雨中呼喊》时的一些创作心理。

这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之前他已经写作7年，有5部短篇小说集。“说实话我那时候对写作一个很长的故事没有把握，此前我最长的故事也没有超过五十页，那时候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将一个故事写到三百页，可是我想写作一个长篇小说的欲望非常强烈，我告诉自己：别管那么多了，写吧。于是我开始写作《在细雨中呼喊》了。写作其实和生活一样，生活只有不断地去经历，才能知道生活是什么；写作只有不断地去写，才会知道写作是什么。” 余华说，《在细雨中呼喊》让他真正明白了什么才是写作的乐趣，长篇小说让他有足够的时间来倾听虚构人物的声音，这使他意识到，“虚构的人物其实和现实中的人一样，都有自己的人生道路。作者应该尊重笔下的人物，就像尊重他生活中的朋友一样，然后贴着人物写下去，让人物自己去寻找命运，而不是作者为他们寻找命运。” 如今，余华的作品已经自有风格，是一些文学爱好者学习、模仿的对象。

走上文学道路，他也有他的“老师”。年轻的时候，余华迷恋、学习川端康成的写作，被他对细节的描写所吸引。 “长期学习一个作家，也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作家对我来说，已经不是让我飞翔的翅膀，而是一把枷锁把我给锁住了。我感到自己的小说越写越差，这意味着我学川端康成学到没有自己了，我掉进了川端康成的陷阱。” 这个时候，余华遇到了卡夫卡。1986年，他读到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里面关于马的描写极其自由，想让马出现就出现，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知道了写作中最重要的是自由。” 从那以后，余华“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但在文学前进的路上依然会进入到某些困难的时刻，比如心理描写。

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威廉·福克纳。在阅读福克纳的一个短篇小说时，他终于知道如何去进行心理描写，“就是让心脏停止跳动，让眼睛睁开”。 不是为了写变化而去写变化 一些国外的媒体和读者希望能从余华的作品中阅读中国的时代变化。还是在2018年11月的米兰讲座中，余华曾主动谈及这种变化。“时代在变化，作家的生活也在变化，那么写作肯定也会变化。假如中国没有变化，我不会写出《兄弟》《第七天》这样的作品。作家不是为了写变化而去写变化，是由于作家生活的时代变化以后，作家自己也变化了，所以他自然而然就会写出这样的作品来。”余华说。他表示自己现在已经写不出《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这样的小说，因为已经没有那个时候写作的情感和想法等必要条件，他只能写现在的作品。

还是在《洛杉矶书评》编辑梅兰的那次采访中，余华肯定了文学与时代、现实世界的关系。他引用了复旦大学教授张新颖的说法，“……文学如果不和任何东西发生关系，那么文学是个什么东西？文学可能不是个东西了”。 作家这份职业带给余华的成就感，也正是因为文学的现实意义。“写作让我拥有了两条人生道路，一条是现实的，一条是虚构的。有意思的是，当现实的人生道路越来越贫乏之时，虚构的人生道路就会越来越丰富，这是我为什么写作的原因。

作为一个作家，我知道小说是无法改变现实的，但是小说可以改变读者对社会现实的看法，这是让我感到自豪的理由。” 这几十年里，不仅社会在时代中变化，语言也在变化。余华否认中文西化的问题，而是认为冲击来自网络语言，他时常看不懂新冒出来的一些语言，但他也认为，语言自有其发展规律，“语言其实一直在自我更新，有价值的新语言会留存下去，没有价值的会自然消亡。” 在国外的一些讲座中，余华还曾谈及他和其他中国作家的趣事花絮。比如他曾谈及自己和莫言同住一个宿舍的事情，当时他们都在参加北京师范大学和鲁迅文学院合作的创作研究生班。余华说，莫言知道他所有的毛病，他也知道莫言所有的毛病。他们当时的写字桌朝着同一面墙，中间用两个柜子隔开，可是柜子中间有缝，两人通常在写累的时候互相对视。余华说，他一看到莫言的眼睛，灵感就没了。莫言也有一样的感觉，于是去捡了本挂历挂到柜子上，“从此以后我们都看不见对方了，写作就变得顺利了。” 1998年，余华与莫言、苏童、王朔同游意大利。“王朔说了一路的笑话，苏童说了一路的英语，我们四个人里面只有苏童会说英语，……当时苏童负责对外关系，王朔负责财务支出，莫言和我是没用的两个。”

在意大利的那一个月里，他们有一半的时间是在房间里玩扑克牌。

2020、8、28日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