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记
萧红
(一)
鲁迅先生家里的花瓶,好象画上所见的西洋女子用以取水的瓶子,灰蓝色,有点从瓷釉而自然堆起的纹痕,瓶口的两边,还有两个瓶耳,瓶里种的是几棵万年青。 我第一次看到这花的时候,我就问过: “这叫什么名字?屋里不生火炉,也不冻死?” 第一次,走进鲁迅家里去,那是近黄昏的时节,而且是个冬天,所以那楼下室稍微有一点暗,同时鲁迅先生的纸烟,当它离开嘴边而停在桌角的地方,那烟纹的疮痕一直升腾到他有一些白丝的发梢那么高。而且再升腾就看不见了。 “这花,叫‘万年青’,永久这样!”他在花瓶旁边的烟灰盒中,抖掉了纸烟上的灰烬,那红的烟火,就越红了,好象一朵小红花似的和他的袖口相距离着。 “这花不怕冻?”以后,我又问过,记不得是在什么时候了。 许先生说:“不怕的,最耐久!”而且她还拿着瓶口给我抓着。 我还看到了那花瓶的底边是一些圆石子,以后,因为熟识了的缘故,我就自己动手看过一两次,又加上这花瓶是常常摆在客厅的黑色长桌上;又加上自己是来在寒带的北方,对于这在四季里都不凋零的植物,总带着一点惊奇。 而现在这“万年青”依旧活着,每次到许先生家去,看到那花,有时仍站在那黑色的长桌子上,有时站在鲁迅先生照像的前面。 花瓶是换了,用一个玻璃瓶装着,看得到淡黄色的须根,站在瓶底。 有时候许先生一面和我们谈论着,一面检查着房中所有的花草。看一看叶子是不是黄了?该剪掉的剪掉;该洒水的洒水,因为不停地动作是她的习惯。有时候就检查着这“万年青”,有时候就谈鲁迅先生,就在他的照像前面谈着,但那感觉,却像谈着古人那么悠远了。 至于那花瓶呢?站在墓地的青草上面去了,而且瓶底已经丢失,虽然丢失了也就让它空空地站在墓边。我所看到的是从春天一直站到秋天;它一直站到邻旁墓头的石榴树开了花而后结成了石榴。 从开炮以后,只有许先生绕道去过一次,别人就没有去过。当然那墓草是长得很高了,而且荒了,还说什么花瓶,恐怕鲁迅先生的瓷半身像也要被荒了的草埋没到他的胸口。 我们在这边,只能写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而谁去努力剪齐墓上的荒草?我们是越去越远了,但无论多少远,那荒草是总要记在心上的。
(二)
在我住所的北边,有一带小高坡,那上面种的或是松树,或是柏树。它们在雨天里,就像同在夜雾里一样,是那么朦胧而且又那么宁静!好像飞在枝间的鸟雀羽翼的音响我都能够听到。 但我真的听得到的,却还是我自己脚步的声音,间或从人家墙头的枝叶落到雨伞上的大水点特别地响着。 那天,我走在道上,我看着伞翅上不住地滴水。 “鲁迅是死了吗?” 于是心跳了起来,不能把“死”和鲁迅先生这样的字样相连接,所以左右反复着地的是那个饭馆里下女的金牙齿,那些吃早餐的人的眼镜、雨伞,他们好像小型木凳似的雨鞋;最后我还想起了那张贴在厨房边的大画,一个女人,抱着一个举着小旗的很胖的孩子,小旗上面就写着“富国强兵”;所以以后,一想到鲁迅的死,就想到那个很胖的孩子。 我已经打开了房东的格子门,可是我无论如何也走不进来,我气恼着:我怎么忽然变大了? 女房东正在瓦斯炉旁斩断一根萝卜,她抓住了她白色的围裙开始好像鸽子似的在笑:“伞…… 伞……” 原来我好像要撑着伞走上楼去。 她的肥胖的脚掌和男人一样,并且那金牙齿也和那饭馆里下女的金牙齿一样。日本女人多半镶了金牙齿。 我看到有一张报纸上的标题是鲁迅的“偲”。这偲个字,我翻了字典,在我们中国的字典上没有这个字。而文章上的句子里, “逝世,逝世”这字样有过好几个,到底是谁逝世了呢?因为是日文报纸看不懂之故。 第二天早晨,我又在那个饭馆里在什么报的文艺篇幅上看到了“逝世,逝世”,再看下去,就看到“损失”或“殒星”之类。这回,我难过了,我的饭吃了一半,我就回家了。一走上楼,那空虚的心脏,像铃子似的闹着,而前房里的老太婆在打扫着窗棂和席子的噼啪声,好像在打着我的衣裳那么使我感到沉重。在我看来,虽是早晨,窗外的太阳好像正午一样大了。 我赶快乘了电车,去看××。我在东京的时候,朋友和熟人,只有她。车子向着东中野市郊开去,车上本不拥挤,但我是站着。“逝世,逝世”,逝世的就是鲁迅?路上看了不少的山、树和人家,它们却是那么平安、温暖和愉快!我的脸几乎是贴在玻璃上,为的是躲避车上的烦扰,但又谁知道,那从玻璃吸收来的车轮声和机械声,会疑心这车子是从山崖上滚下来了。 ××在走廊边上,刷着一双鞋子,她的扁桃腺炎还没有全好,看见了我,颈子有些不会转弯地向我说: “啊!你来得这样早!” 我把我来的事情告诉她,她说她不相信。因为这事情我也不愿意它是真的,于是找了一张报纸来读。 “这些日子病得连报也不订,也不看了。”她一边翻那在长桌上的报纸,一边用手在摸抚着颈间的药布。 而后,她查了查日文字典,她说那个“偲”字是个印象的意思,是面影意思。她说一定有人到上海访问了鲁迅回来写的。 我问她:“那么为什么有逝世在文章中呢?”我又想起来了,好像那文章上又说:鲁迅的房子有枪弹穿进来,而安静的鲁迅,竟坐在摇椅上摇着。或者鲁迅是被枪打死的?日本水兵被杀事件,在电影上都看到了,北四川路又是戒严,又是搬家。鲁迅先生又是住的北四川路。 但她给我的解释,在阿Q心理上非常圆满,她说:“逝世”是从鲁迅的口中谈到别人的“逝世”,“枪弹”是鲁迅谈到“一二·八”时的枪弹,至于“坐在摇椅上”,她说谈过去的事情,自然不用惊慌,安静地坐在摇椅上又有什么希奇。 出来送我走的时候,她还说: “你这个人啊!不要神经质了!最近在《作家》上、《中流》上他都写了文章,他的身体可见是在复原期中… …” 她说我好像慌张得有点傻,但是我愿意听。于是在阿Q心理上我回来了。 我知道鲁迅先生是死了,那是22日,正是靖国神社开庙会的时节。我还未起来的时候,那天天空开裂的爆竹,发着白烟,一个跟着一个在升起来。隔壁的老太婆呼喊了几次,她阿拉阿拉地向着那爆竹升起来的天空呼喊,她的头发上开始束了一条红绳。楼下,房东的孩子上搂来送我一块撒着米粒的糕点,我说谢谢他们,但我不知道在那孩子脸上接受了我怎样的眼睛。因为才到五岁的孩子,他带小碟下楼时,那碟沿还不时地在楼梯上磕碰着。他大概是害怕我。 靖国神社的庙会一直闹了三天,教员们讲些下女在庙会时节的故事,神的故事,和日本人拜神的故事,而学生们在满堂大笑,好像世界上并不知道鲁迅死了这回事。 有一天,一个眼睛好像金鱼眼的人,在黑板上写着:鲁迅先生大骂徐懋庸引起了文坛一场风波……茅盾起来讲和…… 这字样一直没有擦掉。那卷发的,小小的,和中国人差不多的教员,他下课以后常常被人团聚着,谈些个两国不同的习惯和风俗。他的北京话说得很好,中国的旧文章和诗也读过一些。他讲话常常把眼睛从下往上看着: “鲁迅这个人,你觉得怎么样?”我很奇怪,又像很害怕,为什么他向我说?结果晓得不是向我说。在我旁边那个位置上的人站起来了,有的教员点名的时候问过他:“你多大岁数?”他说他30多岁。教员说:“我看你好像50多岁的样子……”因为他的头发白了一半。 他作旧诗作得很多,秋天,中秋游日光,游浅草,而且还加上谱调读着。有一天他还让我看看,我说我不懂,别的同学有的借他的诗本去抄录。我听过几次,有人间他:“你没再作诗吗?”他答:“没有喝酒呢?” 他听到有人间他,他就站起来了: “我说… …先生… …鲁迅,这个人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的文章就是一个骂 ,而且人格上也不好,尖酸刻薄。” 他的黄色的小鼻子歪了一下。我想用手替他扭正过来。 一个大个子,戴着四角帽子,他是“满洲国”的留学生,听说话的口音,还是我的同乡。 “听说鲁迅不是反对‘满洲国’的吗?”那个日本教员,抬一抬肩膀,笑了一下:“嗯!” 过了几天,日华学会开鲁迅追悼会了。我们这一班中40几个人,去追悼鲁迅先生的只有一位小姐。她回来的时候,全班的人都笑她,她的脸红了,打开门,用脚尖向前走着,走得越轻越慢,而那鞋跟就越响。她穿的衣裳颜色一点也不调配,有时是一件红裙子绿上衣,有时是一件黄裙子红上衣。 这就是我在东京看到的这些不调配的人,以及鲁迅的死对他们激起怎样不调配的反应。 一九三八年 (选自《萧红散文》, 重庆大时代书局1940年6月出版) 回忆鲁迅先生 萧红 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的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的咳嗽起来。鲁迅先生走路很轻捷,尤其使人记得清楚的,是他刚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同时左腿就伸出去了,仿佛不顾一切地走去。 鲁迅先生不大注意人的衣裳,他说:“谁穿什么衣裳我看不见得……” 鲁迅先生生的病,刚好了一点,他坐在躺椅上,抽着烟,那天我穿着新奇的大红的上衣,很宽的袖子。 鲁迅先生说:“这天气闷热起来,这就是梅雨天。”他把他装在象牙烟嘴上的香烟,又用手装得紧一点,往下又说了别的。 许先生忙着家务,跑来跑去,也没有对我的衣裳加以鉴赏。 于是我说:“周先生,我的衣裳漂亮不漂亮?” 鲁迅先生从上往下看了一眼:“不大漂亮。” 过了一会又接着说:“你的裙子配的颜色不对,并不是红上衣不好看,各种颜色都是好看的,红上衣要配红裙子,不然就是黑裙子,咖啡色的就不行了;这两种颜色放在一起很浑浊……你没看到外国人在街上走的吗?绝没有下边穿一件绿裙子,上边穿一件紫上衣,也没有穿一件红裙子而后穿一件白上衣的……” 鲁迅先生就在躺椅上看着我:“你这裙子是咖啡色的,还带格子,颜色浑浊得很,所以把红色衣裳也弄得不漂亮了。” “……人瘦不要穿黑衣裳,人胖不要穿白衣裳;脚长的女人一定要穿黑鞋子,脚短就一定要穿白鞋子;方格子的衣裳胖人不能穿,但比横格子的还好;横格子的胖人穿上,就把胖子更往两边裂着,更横宽了,胖子要穿竖条子的,竖的把人显得长,横的把人显的宽……” 那天鲁迅先生很有兴致,把我一双短统靴子也略略批评一下,说我的短靴是军人穿的,因为靴子的前后都有一条线织的拉手,这拉手据鲁迅先生说是放在裤子下边的…… 我说:“周先生,为什么那靴子我穿了多久了而不告诉我,怎么现在才想起来呢?现在我不是不穿了吗?我穿的这不是另外的鞋吗?” “你不穿我才说的,你穿的时候,我一说你该不穿了。” 那天下午要赴一个筵会去,我要许先生给我找一点布条或绸条束一束头发。许先生拿了来米色的、绿色的还有桃红色的。经我和许先生共同选定的是米色的。为着取美,把那桃红色的,许先生举起来放在我的头发上,并且许先生很开心地说着: “好看吧!多漂亮!” 我也非常得意,很规矩又顽皮地在等着鲁迅先生往这边看我们。 鲁迅先生这一看,脸是严肃的,他的眼皮往下一放向着我们这边看着: “不要那样装饰她……” 许先生有点窘了。 我也安静下来。 鲁迅先生在北平教书时,从不发脾气,但常常好用这种眼光看人,许先生常跟我讲。她在女师大读书时,周先生在课堂上,一生气就用眼睛往下一掠,看着他们,这种眼光是鲁迅先生在记范爱农先生的文字曾自己述说过,而谁曾接触过这种眼光的人就会感到一个时代的全智者的催逼。 我开始问:“周先生怎么也晓得女人穿衣裳的这些事情呢?” “看过书的,关于美学的。” “什么时候看的……” “大概是在日本读书的时候……” “买的书吗?” “不一定是买的,也许是从什么地方抓到就看的……” “看了有趣味吗?” “随便看看……” “周先生看这书做什么?” “……”没有回答,好像很难以答。 许先生在旁说:“周先生什么书都看的。” 在鲁迅先生家里作客人,刚开始是从法租界来到虹口,搭电车也要差不多一个钟头的工夫,所以那时候来的次数比较少。记得有一次谈到半夜了,一过十二点电车就没有的,但那天不知讲了些什么,讲到一个段落就看看旁边小长桌上的圆钟,十一点半了,十一点四十五分了,电车没有了。 “反正已十二点,电车也没有,那么再坐一会。”许先生如此劝着。 鲁迅先生好像听了所讲的什么引起了幻想,安顿地举着象牙烟嘴在沉思着。 一点钟以后,送我(还有别的朋友)出来的是许先生,外边下着的蒙蒙的小雨,弄堂里灯光全然灭掉了,鲁迅先生嘱咐许先生一定让坐小汽车回去,并且一定嘱咐许先生付钱。 以后也住到北四川路来,就每夜饭后必到大陆新村来了,刮风的天,下雨的天,几乎没有间断的时候。 鲁迅先生很喜欢北方饭,还喜欢吃油炸的东西喜欢吃硬的东西,就是后来生病的时候,也不大吃牛奶。鸡汤端到旁边用调羹舀了一二下就算了事。 有一天约好我去包饺子吃,那还是住在法租界,所以带了外国酸菜和用绞肉机绞成的牛肉,就和许先生站在客厅后边的方桌边包起来。海婴公子围着闹的起劲,一会按成圆饼的面拿去了,他说做了一只船来,送在我们的眼前,我们不看他,转身他又做了一只小鸡。许先生和我都不去看他,对他竭力避免加以赞美,若一赞美起来,怕他更做的起劲。 客厅后边没到黄昏就先黑了,背上感到些微微的寒凉,知道衣裳不够了,但为着忙,没有加衣裳去。等把饺子包完了看看那数目并不多,这才知道许先生我们谈话谈得太多,误了工作。许先生怎样离开家的,怎样到天津读书的,在女师大读书时怎样做了家庭教师。她去考家庭教师的那一段描写,非常有趣,只取一名,可是考了好几十名,她之能够当选算是难的了。指望对于学费有点补助,冬天来了,北平又冷,那家离学校又远,每月除了车子钱之外,若伤风感冒还得自己拿出买阿司匹林的钱来,每月薪金十元要从西城跑到东城…… 饺子煮好,一上楼梯,就听到楼上明朗的鲁迅先生的笑声冲下楼梯来,原来有几个朋友在楼上也正谈得热闹。那一天吃得是很好的。 以后我们又做过韭菜合子,又做过荷叶饼,我一提议鲁迅先生必然赞成,而我做的又不好,可是鲁迅还是在桌上举着筷子问许先生:“我再吃几个吗?” 因为鲁迅先生胃不大好,每饭后必吃“脾自美”药丸一二粒。 鲁迅先生不游公园,住在上海十年,兆丰公园没有进过。虹口公园这么近也没有进过。春天一到了,我常告诉周先生,我说公园里的土松软了,公园里的风多么柔和。周先生答应选个晴好的天气,选个礼拜日,海婴休假日,好一道去,坐一乘小汽车一直开到兆丰公园,也算是短途旅行。但这只是想着而未有做到,并且把公园给下了定义。鲁迅先生说:“公园的样子我知道的……一进门分做两条路,一条通左边,一条通右边,沿着路种着点柳树什么树的,树下摆着几张长椅子,再远一点有个水池子。” 我是去过兆丰公园的,也去过虹口公园或是法国公园的,仿佛这个定义适用在任何国度的公园设计者。 鲁迅先生不戴手套,不围围巾,冬天穿着黑土蓝的棉布袍子,头上戴着灰色毡帽,脚穿黑帆布胶皮底鞋。 胶皮底鞋夏天特别热,冬天又凉又湿,鲁迅先生的身体不算好,大家都提议把这鞋子换掉。鲁迅先生不肯,他说胶皮底鞋子走路方便。 “周先生一天走多少路呢?也不就一转弯到×××书店走一趟吗?” 鲁迅先生笑而不答。 “周先生不是很好伤风吗?不围巾子,风一吹不就伤风了吗?” 鲁迅先生这些个都不习惯,他说:“从小就没戴过手套围巾,戴不惯。” 鲁迅先生一推开门从家里出来时,两只手露在外边,很宽的袖口冲着风就向前走,腋下夹着个黑绸子印花的包袱,里边包着书或者是信,到老靶子路书店去了。 鲁迅先生的记忆力非常之强,他的东西从不随便散置在任何地方。鲁迅先生很喜欢北方口味。许先生想请一个北方厨子,鲁迅先生以为开销太大,请不得的,男佣人,至少要十五元钱的工钱。 一九三九年十月 (选自《回忆鲁迅先生》, 生活书店1940年7月出版)
2020.3.21日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