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岁那年，李存葆成为青岛驻军某部守备连指挥班的一名战士，学的是炮兵指挥，军里组织考核时，他的成绩是计算兵第一名。

一次偶然机会，团里举办通讯报道学习班，训练队原本是让一位能写会画的高中生参加。没想到开学当天，那人生病，队长只好让李存葆去顶替。

在学习班学了四天，李存葆写了三篇小稿，发表了两篇，其中《行军小憩》等几首诗歌引起讲课的新闻干事的关注，推荐发表在《青岛日报》《大众日报》上，另一篇也被青岛广播电台广播。这激发了当时并不特别偏爱文学的李存葆的创作热情。

从学习班回来，团政治处便通知李存葆“转行”。1967年，他被调到67军报道组。在那段理性晕眩的年月，眼见军图书馆的藏书即将付之一炬，李存葆用写稿获赠的数百枚像章“买通”了图书管理员，换得了古今中外名著400余册。

因为报道员可独居一室，于是李存葆有了“金屋藏书”的条件。莎士比亚、易卜生、雨果、契诃夫、叶赛宁、王实甫、曹雪芹……这些大师级的作品，把他带进了文学的圣殿。

1979年春，早已调到济南部队文工团工作的李存葆，以作家身份去云南前线作战部队采访。后来，又到广西参战部队生活。在那里，他和前线官兵一起生活了四个月，目睹了很多豪情悲壮的动人故事，官兵们的喜怒哀乐，时时刻刻都在激荡着他的心灵。

在前线，李存葆边采访边写作，十多万字的报告文学和散文发表在报刊上。但是，他的心里一直酝酿着一部刻画英雄人物内心世界和表现部队人物内心矛盾的作品。

李存葆在采访时了解到这样一件事：一个从农村入伍的连队干部，他的家乡属贫困地区，因此生前欠下一笔数目不小的账。他和年轻的妻子感情极深，上战场前，在写给妻子的信中，他真诚地叮嘱，如果自己战死了，她要坚强地活下去，希望妻子和家人，要多想想国家的难处，不要向组织伸手，他欠的账可用抚恤金来还……

当时，部队的同志还没讲完，李存葆就已泪流满面。这就是后来小说及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中梁三喜一家的原型。

直到1982年，在中国作协和总政文化部联合召开的全国军事题材座谈会上，李存葆才将早已构思好的《高山下的花环》同《十月》编辑部编辑张守仁讲了。会议结束后，他没有回济南部队，而是在北京找了一处僻静之地安下身来，火速赶写，仅用半个多月就完成了全稿。

《高山下的花环》的文学史意义，不仅意味着军旅作家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意味着军旅文学创作新局面已经开始，更意味着以李存葆为代表的新一代军旅作家的崛起。朱向前认为，《高山下的花环》为新时期之初的军旅文学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高山下的花环》通过对1979年云南前线一支尖刀连队战斗的曲折描写，将前方与后方、高层与基层、人民与军队、历史与现实有机地勾连起来，深刻地揭示了军队的现实矛盾和历史伤痛，令人振聋发聩。

小说发表后马上引起极大反响，并获得全国第二届中篇小说奖第一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随即连播，社会上刮起了一股“花环”旋风。《小说月报》转载时，加印了80万本，《上海青年报》刊出了特刊，一次印了百万份，累计印数达1100万册。

在新中国成立35周年之际，以《高山下的花环》书籍和人物为造型的彩车作为全国文艺界的唯一代表，驶过天安门广场。

当时，上海电影制片厂为拿到改编权，谢晋辗转请了冯牧转达希望改编拍摄的愿望，并给李存葆拍了一封长达600余字的电报。而在接到恩师冯牧的信函和谢晋长长的电报后，李存葆没有丝毫犹豫，就把《高山下的花环》的改编权交给了上影厂。拍成后反响强烈！

2018.12.15日早7.30分兴安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