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做起小说来，总不免自已有些意见的。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以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夠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沒有。中国旧戏上，沒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

《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鲁迅全集》第四卷第三九三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