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的口才                        韩石山

                                                             （2010年9月在台湾与敬泽在文学馆前留影）

     李敬泽的职务，在我的印象里是“快闪”的。《人民文学》副主编的印象还不深，已是主编了，主编刚记住不久，又是中国作协的党组成员，书记处的书记了。这个还没记清，又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了。好在虚长十几岁，不太老也可以装个老，见了面就直筒筒地叫他敬泽，而敬泽居然也还答应。

第一次见敬泽，是2007年春天，在中国作家协会一次新会员的评议会上。我俩分在一组。此前吸收会员，也有这个程序，多是在北京城里，找一堆作家或评论家来，提出看法，供领导参考。这次听说是金炳华书记的主意，说是可以叫几个下面的同志嘛。于是我这个下面的同志就被叫来了。我们是小说组，办法是每人分几个申请者的材料，先看材料再发言。敬泽坐在我的对面，一坐下掏出一个短短的烟嘴，按上烟吸起来，一面随意地翻翻面前的材料。轮到发言了，看了材料的先说，其他人有意见说，没意见就过。

那两年，时兴少年作家，且年龄越来越小。记得轮到某省的一个少年作家，高中学生，出了一本书，文字也不错，看材料的认为该通过，很有几个附和的。不料敬泽冷冷地说：

“快别害人了，叫孩子好好念书吧！”

就这么一句话，这个少年作家，从比喻的意义上说，就被扼杀在摇篮里了。

轮到我了，我看的材料里有某省一位美女作家，出了三部长篇小说，还是作家出版社出的。我认为该通过。别人都没说什么，独有敬泽说，此人他知道，写的那叫什么呀。我说，三本全是作家出版社出的，编辑是某某某，意思是，这是正式出版物，三本呐。敬泽绝不松口，说某某某嘛，他那儿全是自费出版的。就这样，一个美女作家，至少这一次，活生生地拒于作协门外了。

这小子敢说。这是我头一次见敬泽留下的印象。

转年秋天，中日韩三国作家，在汉城举办文学研讨会。中国作家协会派出一个十数人的代表团，铁凝、莫言、雷抒雁、苏童、李敬泽，从团长到团员，皆一时之选。阴差阳错，我也忝列末座。跟这么多大腕在一起，除了有酒的宴会上多喝几杯外，无论开会还是游览，只能是观言察色，规行矩步，不敢有半点儿差池。铁凝的优雅，莫言的憨厚，雷抒雁的沉稳，苏童的机灵，都一一看在眼里，独独对敬泽估摸不透。

这次会上，几个明星作家都大出锋头，除了大会发言外，还有专题讲座。敬泽似乎更特殊些，文学大刊的主编，又是评论家，几乎每次会上，都有他的发言，要么是主讲，要么是评议。他也真行，平挺着个脸，一口京腔，不疾不缓，不枝不蔓，头头是道而又左右逢源。有理论的透辟，却没有理论的艰涩，有叙说的亲切，却没有叙说的冗烦。几分真诚，几分调侃，拿捏得分毫不爽。新意嘛，谈不上。又一想，这是所谓的国际研讨会，给了神仙也只能是这个样子。

会上如此，会下呢，去什么地方游览了，迈着懒散的步子，这里踅踅，那里瞅瞅，似乎一切都了无新意。常是大队人马在这儿聚着，他呢，踱到一边去了。初以为是去思考什么去了，几次过后方始发现，是躲到一边吸烟去了。

此行还知道，敬泽的老家是山西芮城，也只是老家而已，生在天津长在北京，实际跟山西没有多深的联系。我也无心攀这个老乡。这样的人见得多了，只要不以山西为耻，就可说心怀故土，桑梓情深了。

韩国归来，各回各家，又不是什么大美女，分手也就分手了，一点没有想念的意思。

真正对敬泽有所了解，是后来的台湾之行。这次赴台，是文化部组织的，部长领队，除代表团外，附设一个专家团，团员多半是文化部下属机构的负责人，还有几个大学教授，同时给了中国作协四个名额。去的人是李敬泽、叶梅、杨克和在下。敬泽还是专家团的团长。

这次不能说什么阴差阳错了。我知道谁是第一推动力，只是我这人有股子假清高，总觉得感激的话，应当存在心里而不应当说在嘴上。也不是从不表露，逢上酒会，敬泽多半坐主桌，偶尔也有坐在一起的时候，此时我常会主动举杯敬酒，重重地说上句：感谢啊！估计乱哄哄的，他也弄不清我在感谢什么。

台湾之行，最主要的一项活动是“文化论坛”，敬泽是大陆方面主要发言人之一。他的发言风格，在韩国已有领教，这次又有所不同。上次所谓的国际会议，中日韩各说各的，虽有翻译，也只是意思而已。这次的两岸文化论坛，可就不同了。台湾方面，文化界知名人士不少，多是有身份的，比如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历史博物馆的馆长、美术院的院长、文学馆的馆长，还有这个研究所的所长，那个学会的会长，更是一糊片。此其一。其二是，都用国语发言，不存在语言障碍，文化程度又都不低，你有个小幽默，全能听出来，你有个小纰漏，说不说是一回事，不明白则是不会的。外表上欢欢喜喜，却不能说没有暗中较量的意思。较量也许言重了，说细心鉴赏，则绝对不错。

人太多，发言分四个大组，我们这个组交流的主题是文学与民俗。

敬泽的讲题是《大陆和台湾：互相阅读》。虽说早就写了讲稿，他是玩电脑的，电脑在面前搁着，偶尔瞥上一眼，似看不看，加上语速不紧不慢，有时还故作思考状，更像是漫不经意，信口开河。

“你要干什么？”劈面先问上这么一句。接下来说：“这样一句话，由我说出来和由在座的某位台湾朋友说出来，是一样的，也是不一样的；记录下来、落在纸上是一样的，但是，在口语中，语调、重音，乃至说话时的表情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可能使这句话，在特定语境中表达的意思和情绪有很大的不同。”

对这种语调、表情的不同，他认为此乃历史对这个老大国家的赐予，不必惋惜且应当加倍珍爱：汉语的分途发展，如同两个兄弟各自带着母语去经历世界和人生，他们多年后坐在一起，发现他们的口音和表达有相同也有不同，这种相同是珍贵的，使他们兄弟相认，这种不同也是珍贵的，正是这种不同表明，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拓展了母语，使这母语变成一种更广阔、更丰富、更具弹性、更具表现力的语言。

文中的事例，明明都是事先写好的，但他讲起来，就像他刚刚想到似的。最后两段甚是精彩，是这么说的：

“不久前，我和一位常住北京的台湾出版人吃饭、喝酒，他让我见识了台湾人的酒量和豪爽，他说的一口‘国语’在他激动和亢奋时我几乎就听不清，但是，有一句话，他说了，我听清楚了，字字入耳，他说：读书让人越读越近。他说得真是好，文学的一个根本功能，就是让我们相互走近。儒家说，推己及人，就是像看待自己一样想象别人，昆德拉又说：文学让人理解他人的真理，就是说，要在别人的想象中看待自己。这两个方向的想象，都会使人走近、使人贴心，使人满怀信心地确认我们的共同之处，也使我们把相互间可能的差异和对差异的理解，视作使我们的共同生活变得丰富和美好的因素。所以在今天这个场合，我真正想说的只是：让我们互相阅读，让我们在阅读中相互走近。”

辩才无碍！我听了由衷地赞叹。

写这篇文章前，在电脑上浏览，见一位也还有名的作家说：一个文学人到了北京，有两件事不做会后悔的，一是吃顿烤鸭，再就是跟李敬泽聊天。想来这老兄，是拿自己的特例当成了通例，烤鸭有钱就能吃，敬泽岂是有空就能见的？或许是对敬泽的口才太了解了，看了这句不靠谱的话，由不得想笑。这句话可以改为一句谐后语：

烤鸭与敬泽——两张煮不烂的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