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在那想看书而没有书的年代，哪个人藏有一本或一部好书，很危险，很勇敢，因此也显得很神秘。“他为什么会有这本书而没有被抄走呢？”“他藏有这本书的消息为什么会泄漏出来呢？”“泄漏出来之后为什么没有被上级部门没收呢？”……这一些问题接踵而至，使我们对这个人敬佩起来。

 

　　我中学的同学曹齐（当时叫曹本厚），现在是上海著名的书画家，在文革时期却是我经常交往的小朋友。他的家住在静安区泰兴路一带，离我家不远。我们一起走过他家附近的一条弄堂时，他轻声告诉我，这里边有一个男子，藏下了一部《约翰·克利斯朵夫》。我听说立即在弄堂口站住，如临圣境。直到今天，我走过那里，脚步还会放轻。

 

　　我的另一位中学同学康云家里，很奇怪地有一本邱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一本，只有一本，而那部书的中文版是四本。我为了翻翻这本书，曾有很长时间每星期约几个同学到康云家玩，他们打扑克，我坐在一旁翻那本书。同一个房间里，康云患病的祖父一直在咳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