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蛙》讲述的是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反映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描述国家为了控制人口剧烈增长、实施计划生育国策所走过的艰巨而复杂的历史过程。
我从小住在医院的宿舍区，每年春秋两季的计划生育工作我亲眼目睹了其热烈火爆惨烈之处。所谓计划生育工作就是将育龄期的妇女带到医院要么进行流产手术，要么上环等等一系列的强制性手段。那时，医院里总是人头攒动，热闹得很。那里聚集了镇上，乡村等各个级别负责计划生育工作的干部和等着做计划生育手术的妇女，还有那些陪同的家人。而医院内部，早已组织好了一整套的医疗小组，手术室常常是从早上进行到晚上，手术一台接一台的做，只有中午医生们才能在医院食堂集体进餐，休息一下。我回家要穿过医院食堂，有天经过时，听到里面正在吃饭的卢医生说有个妇女一上手术台，全身肌肉紧张，哆嗦，无论如何也无法松驰，这种情况下根本无法注射麻药进行手术，只好让她下来，她一下来就好了，可是一上手术台又是这样了。
这样的日子，最累责任最大的是那些最基层的村计划生育干部。之前，他们要将全村育龄妇女动员起来，该做节育手术的就做节育手术，不符合生育政策要流产的就要流产，要做绝育手术的就要做绝育手术。那些妇女，每到这样的季节就跑到外地亲戚家躲起来了，她们的目的无非是想再生。那时，农村的墙上到处写着有关计划生育政策的标语口号：“头胎是女孩，间隔五年持证怀”，“宁可血流成河，不许超生一个”，“生男生女都一样，女儿也是传后人”、“严禁引产，违者罚款”、“少生能致富，多生穷一生”等等。在农村也发生过一些因此而致人于死的事件。在《蛙》里看到的还只是冰山一角。那时，村级的计生专干一看到哪家的育龄妇女又怀了，先是去他们家做工作，工作做不通的，罚款，罚款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啊，那就强行带到医院做手术。那时，在医院的厕所里，经常有些无辜的小生命葬身。而那些逃跑了的，家里的财产都会遭到重创，轻者，家里的粮食被带走，重者，住的房顶被掀掉。
那时，我家隔壁住的是潘医生，他来自农村，所以每年春秋两季的计生手术期间，他家里便成了那些乡下亲戚们的栖身之处。那个时候，镇上大大小小的旅馆全住满了来做手术的妇女，各村按片分区的住。手术做完后，这些妇女还要休息几天，等到手术伤口长好拆线了才能出院。那时，镇上卖柴鱼的最赚钱了，因为术后喝柴鱼汤利于伤口修复。医院的大门口也聚集了各种卖东西的商贩。
有天中午我放学回家，刚进大院门，看到有群人围在那里。有个男人高兴地说他爱人引产引下来一个活着的男婴，他赶紧抱走了。这种情况，计生专干是没办法。而流产手术是最痛苦也是有风险的手术，弄的不好就会有人命危险。
那时，医院的护士也是最忙的，她们不仅要给住在本院的病人输液，还要给住在外面旅馆的手术病人输液。我记得我的好朋友桔子那时常常端着一个医用的托盘，奔走于镇上的大小旅馆给那些术后的妇女输液。
那些因为超生被罚款的家庭，很多因为无法承受，都跑到外地打工去了，那些孩子就成了可怜的留守儿童。因为超生，有的家庭因此而致贫。
结婚后，我又住在学校。住我隔壁的王老师头胎是女孩，他来自农村，对生男生女有很重的想法，夫妇俩一直想再生一个，后来，他爱人偷偷怀上了。王老师是体制内的人，这种情况下如果超生那会受到惩罚的，而且连他单位的领导也会因为计划生育一票否决权而受处分，所以，单位每年都要组织育龄妇女体检，名曰体检，实为检查有没有偷着怀孕。夫妇俩常常偷偷议论：“哎呀，现在天还冷，我穿的多，等到夏天了，别人会看出来的”。“等到夏天，你就躲到外地你姐姐家去”。
这个在这种恐慌与担忧下生出来的孩子，后来取名“赫赫”，实为“吓吓”（音hei)，吓出来的孩子。
后来，王老师想调到城里去，可是因为计划生育的问题被否决，一直进不了城。
也有很多家庭将超生的孩子从小便放在亲戚家里寄养的，这种从小不在父母身边长大的孩子，心智多少有些阴影.他们一直长到很大了才回父母身边，而且不敢叫自己的父母为爸妈，他们的父母也对外说这是他们家的亲戚。
其实，农村超生的也有他们的特殊性。在农村，生产力还是相对落后，农活和一些重体力活还是需要有男劳动力，那些生女孩的家庭，只有拼命生。而且，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思想也相当严重，家里没有男孩就会被看不起甚至欺负。再者，农村家庭还是希望有男孩将来可以养老。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影响最大的是城里人。而对农村，基本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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