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文学的出路何在？
▲主持人
范墩子（青年作家）
▲访谈人
贺绪林（作家，《关中匪事》原著作者）
樊志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农业历史博物馆馆长）
高凤香（青年作家）
李大唐（青年作家）
史欣博（云南大学文学院2017年硕士毕业生）
王朝英（杨陵高级中学语文教师）
范墩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命脉是乡土文学，从鲁迅到当代，乡土文学的写法与命运可谓是一波三折，经历了各种重大的变革，对此评论家早已进行过细致的评判。这其中，我觉得经过莫言、贾平凹、韩少功、阎连科、残雪等这批作家的努力，现代汉语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解放，今天我们暂且对这批作家在技法和深层思想的表达方面不去作细微的探究，我们不妨来思考一下乡土文学的出路问题，毕竟在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的情况下，农村正面临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在这方面，大家怎么看？
贺绪林：中国是农业大国，农耕文明源远流长，因之乡土文学一直占据着中国文学的主流。远的不说，就说现当代，从鲁迅到柳青，再到高晓声，再到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他们的成名作几乎都是乡土文学。而随着近年来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日渐“空心”化，导致乡土文明崩溃，同时也导致乡土文学在逐渐式微。可乡土文学会消失吗？我持乐观态度。只要中国还有农村存在，乡土文学就不会消失。
然而，乡土文学的边缘化是无法阻遏的历史潮流。文学和乡土原本是相亲相爱的，可如今城市在吞噬着乡村，乡村在飞快的消亡，乡村文明也在逐渐崩溃，乡土写作不再成为主流，写作者都焦虑不安，寻找写作乡土文学新的突破口。未来的乡土题材写作，只能在多元语境下，与其他流派的写作范式相融合，而难以再以独立的姿态傲立于世。
时代在飞速变化，如果乡土文学的抒写还停留在记忆中，这就是写作者的病灶。那种乡土中国的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的美学要素早已失去异域情调的感觉，而变得如此普遍、单一而雷同。乡土经验已经不再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和神秘性。再者，在文学更新换代的暗流中，当下活跃于文坛的80后、90后作家群体中，已经有一大批人完全失去了农村生活的经验。乡土题材的文学作品已经不属于他们书写的范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代人将引领新时期的中国文学。到这一代人以一个群体成为中国文学的中流砥柱时，乡土文学还会有一席之地吗？不能不为之担忧。
早有人提出“新乡土文学”这个命题。评论家邢小利说过这样的话：“寻求新的乡土文学美学，一则需要时日，二则需要艺术视野更为宽广、艺术追求更为新锐的力量型作家。”这话说的中肯。“新乡土文学”的美学原则正在悄然形成，它期待着更为新锐的作家站在当下的高度去感受、去发现，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乡土文学文本。
史欣博：乡土文学在中国当代城市化进程中，首先应该坚守地域文化。文化自信是乡土文学创作的基石，倘若缺乏对独具个性的地域文化的自信，那么所生造出来的乡土文学也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根浮萍。
乡土文学试图在城市化进程中突围就必须以地域文化作为依托，正如鲁迅所言：“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长期以来，众多作家立足不同的文化区域，努力开掘不同地域间文化的异质性，创作出了诸多优秀的作品。地貌、水土、风俗、传说等文化符号沉淀在文本之中。丹纳曾提出了影响文学创作的三因素说，即“种族、时代、环境”。乡土文学的创作与这三要素关系密切，特别是其中的“环境”。乡土作家大多自幼成长在具有浓郁地域风情的乡间村落，有着独特的生命体验，乡土的方言土语、地理地貌、民俗民居等文化符号渗入到他们的血液之中。
其次，乡土文学需要自觉趋避“审丑化”“庸俗化”倾向。近年来，不少乡土小说家为了博得眼球，获取媒体关注，刺激读者感官，纷纷在作品中大量的书写民间文化中丑陋的一面。民间尽管存在着落后与蒙昧、残酷与丑陋、封闭与保守。但是有的乡土作家将民间文化视为丧失现代性，充斥着落后与愚昧的杂货铺，夹杂着几千年来的腐臭气味没有丝毫生机，大量的暴露其中的阴暗面和丑态，这就走向了极端片面。重新以民间价值立场审视民间人物的价值，以民间视角解读作品人物才是正确之道。
如“土匪”这一形象在一般文本重常被视为是残暴野蛮的代名词，而在《昨日风雨》中的“刘十三”等艺术形象却为我们展现出了不同的“匪文化”，“匪文化”属于民间话语系统下的文化形态，有着独立的价值观念和伦理法则，思维方式更趋于感性而并非理性规驯下。这种野性状态与现代理性精神格格不入，将人类从理性精神的约束下解放回归到人类童年时代的自由放纵，以深埋于内心深处的原始冲动毫无顾忌的释放肆意狂欢。面对当下社会出现的精神颓废和肉体萎靡，贺绪林老师开始重拾原始的生存图景，对侠客及土匪进行诗性的想象描摹尼采认为价值重估就是要以酒神尺度取代过去以基督为尺度的评价标准，用对生命的审美评价替代过去的伦理评价，要驱逐宗教礼法对人的束缚从而进行价值重估。尼采说，我的看法是所有生命和增长所需的欲望与力量都是以道德禁忌来证明的。这是因为道德本能的去否定生命。我们如果要释放生命，那么就必须消灭道德。当生命得到充分解放，甚至完全不再遵循法律规范，陈思和认为这些土匪们身上所体现出的是生机盎然的民间激情，显现出狂放野性的生命力且包容着对性与暴力的沉醉。超越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桎梏，体现出自由自在的民间世界。土匪们缺乏理性精神的捆缚却多了野性力量的迸发，离经叛道之下是对规则的颠覆，对匪徒行事准则的肯定实质上是对自由人性的肯定。贺绪林小说中的土匪头子身上不但拥有着酒神式的生命强力，充溢着饱满的生命意志。他们也蕴涵着强大的破坏力与颠覆力，生命中的虚无与死亡淋漓尽致的表露在他们身上。土匪们展现出的来自生命底层的欲望之火，没有掩饰的沉浸在迷醉的状态中。自我的原始本能随时会迸发乃至沸腾，这些土匪重情重义，有侠盗之风。土匪们纵横其间却有着自己的行为法则。原始的生命狂欢颠覆了应有的道德伦理法律束缚，建构起欲望释放的乌托邦江湖。
乡土文学的出路正在于滋养作者成长的地域文化，积极从地域文化重汲取养料，拓宽写作视野开掘写作深度和重构的力度，努力以独特的审美趣味和深厚的文化积淀支撑文本。乡土是带有自由自在意味的文化空间，乡土作家要自觉站在民间价值立场下关照这一问题，要具有本土审美意识和独特的审美视角。重塑乡土作家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古老乡土中存活的悠久文化。古老乡土中存活的悠久文化大多都未被规范化与驯化，譬如野史传说，民歌志怪、风俗俚语等均呈现出自由自在的本来面貌。乡土作家要善于把区域内山野乡间的民间因素都整合在自己的文本中，荒凉而壮美的自然风貌、人文景观共同组合成了民间世界的画卷。
樊志民：不管是历史上还是在现在，乡土文学恐怕永远是文学的重要选题之一。邹德秀教授曾说过，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传统农业文化，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这一文化不仅是农村的文化、农民的文化，而且也是城市文化，官、商、兵乃至知识分子的文化”。它历史久远，内涵丰富，贯穿古今，渗透在各个领域。以至于在今天我们仍能处处都感觉到它的存在和影响。截至目前，我们在中国还看不到一部纯而又纯的非乡土文学作品，西方可能有那是人家的工业与城市化进程比我们要早一些。京、沪有一些市民文学作家，他们或对琐碎、精细的市井生活有着精到的记录与描述，甚或倾注表达了他们的赞赏与讽讥，但尚不足以反映或体现波澜壮阔的工业化进程的大格局与大视野。
我是研究农业历史的，很可能有一点学科偏爱情结。我认为农业与农村、工业与城市既有时序发展的前后差异，亦有生产、生活特质的本质区别。工业的即获性与农业漫长的生产周期、工业对原材料的物理加工与农业对动植物的温情关照、工业社会是地缘关系而农业社会
是血缘关系、一刚一柔，一动一静，一张扬一含蓄，百般差异不一而足。总之，我感觉到工业与城市那样的快节奏、快发展、快变化，讲究的是科技、效益、市场、信息与商品化，而没有给文学留下太多的空间。若有，也只是快餐、流览式的生理与观感满足，甚至没有留下咀嚼与消化的空间与时间。
我们若把中国乡土文学的发展放到一定的历史空间去认识，它或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与层次：一是对传统农村的记录与描述，山药蛋派是也，他们都是农村土生土长的作家，有着比较深厚的农村生活基础，他们善于选择和运用挚朴的语言、通俗的情节、生活化的场景表达浓郁的民族风格和地域风情；二是在城乡二元结构格局下，对现代化的的憧憬与城乡反差的比照，着意于反映农村的贫穷落后与破败、农民的保守愚昧与狡黠等。很长一段时间的伤痕与知青文学是也，他们所揭露与批判的阴暗面大多与农业农村农民有关；三是对乡村及其乡村文化逐渐消失的怀念惋惜与保护性呼吁，冯骥才等一批作家现在做的或正是这样的事情。陈忠实的《白鹿原》也具有浓郁的儒家乡贤文化追忆情结；四是对理想乡土世界的寻觅与追求，这或是乡土文学的最高层次，我姑且把它名之为“新乡土文学”。对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更多地表现为想回又回不去的乡思与乡愁。
以我自己的经历而言，至今进入梦境的仍多是儿时的家乡。我可以把记忆深处的东西娓娓道来，如数家珍。但是农村的那一段生活也是我有生以来最为苦难的经历。当在农村受够了苦的时候，当时唯一的念想就是能尽快地摆脱这样的环境与走向另一片天地，是它给了我不断拼搏的动力，那时我更多地看到了黑暗愚昧与落后。但是进城以后，城里人在很大程度上是视我们为另类的，很长时间融不到他们的圈子里。当然我们看城里人，也像《废都》里写的那样光怪陆离。当我费尽千般辛苦，终于变得接近或者更象一个城里人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失去了许多，包括一个中国农民千百年来附着在他们身上应有的优点与缺点。某些失去的东西或属不得已而为之，某些或属必欲弃之而后快，但当你追求的终极目标与现实大相径庭时，这时的惋惜与懊悔之情往往难以言表。我向往青山绿水、田园风光、亲情睦邻、休戚与共，我想回去，但能回得去吗？一种情况，是适彼乐土重回桃花源；另一种情况，是如夸父一样渴毙在追赶太阳的路上……
高凤香:评论家韩春燕说，我们当前创作的最大问题是，好多作家跟在新闻事件后面追赶社会热点，好一点的是将新闻事件展开，以文学的方式去挖掘人物心灵的成长过程，表现人性的冲突与撕裂，以此来靠近和展现所处的时代，而有的只是罗列事件，成为时代表层肤浅的记录者，这也凸显了面对精彩纷呈的传奇时代文学的无力。她说，文学对于现实本应具有穿透力，要能够面对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看到背后的本质性的东西，文学要有这样的能力和预见性，对所处时代的走向应该具有预言的功能。
对中国“三农”问题有着强烈忧患意识的耿旭博士曾经给我讲过这样一段话：
新农村小康发展的关键人物是农民，未来农民的前途在于密切与社会消费者的需求结合。城市消费者需要安全营养的食物，需要美丽舒适的环境，需要更多的与自然牵手的机遇，需要身心健康。农村不只是种田的地方，还是个人与自然交接的田园，是与青山绿水结缘的优美圣地。农民不止种田，生产粮食，养鸡放牛，还可以做最理想的向导，为到农村来的客人提供一条龙的餐饮旅游服务。中国需要的是6亿农民家庭企业家，建立一个草根式的经济服务体系，使农民成为社会上有尊严的新经济的贡献栋梁。
耿旭博士正在着手准备秦巴山区新农村建设的研究课题，他要以秦巴山区为研究地域，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农村农民农业发展的光辉大道。这些年，国家城市化的发展几乎抽空了农村的丁壮劳力。耕地大面积减少，农村滞留的人口越来越少，一个个空巢村庄耸立在曾经肥沃的田野上。中国未来的农村到底应该走向哪里，谁来耕种土地，谁来为国家的粮食安全集思广益？等等这些问题，作为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乡土作家，都应该予以关注。我觉得，我们不应当只是历史的见证者和记录者，更应该有一定的前瞻性，有一定的预见性，要透过空巢村庄愈来愈严重的社会现象，思考中国农业的时代走向。要经常跟走在时代前沿的“三农问题”研究专家切磋，琢磨中国农村的发展前景，提升我们对“三农”问题的思考广度与深度，然后再通过文学作品呈现出我们的思考、我们的建构，呈现出村居生活理想状态的“桃花源”，为新农村的决策者与建设者明晰一个宏伟的蓝图。
李大唐：乡土文学，顾名思义，就是与故乡、故土题材有关的文学作品。几千年农耕文明延续至今，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仍然一个“乡土中国”。这个“乡土中国”，承载着中国文化的固有基因和根本血脉，是我们整个民族文艺复兴的泉水之源、灵魂之光和振兴之基。作为文学的根本母题之一，从故乡到远方再到故乡，每一个时代的作家，都有其不同的刻画和表述。鲁迅先生有他的绍兴农村，沈从文有他的凤凰山乡，汪曾祺有他的高邮故乡，贾平凹有他的商州山水，虽然描述的时代各不相同，但写活了当时的风土人情与人物命运。至于说中国乡土文学的出路何在？我认为，中国的“三农”问题解决不完，中国的乡土文学便不会消失。对于一个地区的作家群来讲，不管你是用小说、散文还是诗歌体裁，只要你找对了与自己天性相切合的表达方式，深含感情，来表叙故乡人民的所思所想，把上天赋予你的使命发挥出来，你就可以做到第一。对于杨凌作家群来说，你如果能够结合后稷教民稼穑的历史功绩，写出农科城及自贸区的真正意义；能够写出农业科技工作者、小知识分子及公务员、小区搬迁户、职业农民、广大农村人的所思所想，把你的天分发挥到极致，你就有可能写出当代、当前全省乃至全国最好的乡土文学作品。
王朝英：说到“乡土文学“往往让人联想到的是奇趣盎然、野气扑鼻的田园、土地或黄泥的墙、乌黑的瓦还有牵着黄狗的小男孩。但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这样的场景离我们是越来越遥远，年轻一代人的乡土生活经验与老一辈人的经验已有很大的差异。城市文明的规范已经渗透到乡村中,曾经的乡土社会已经不复存在。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乡土叙述也慢慢变得边缘化,但谁也无法阻遏历史的潮流。所以现在，我们更应多关注的是新时代背景下，农村城镇化进程，新土地改革，以及城市文明对乡村的影响等等这类题材，未来的新乡土文学，必将呈现的是多元化。不同的作家，不同的生活体验，对乡土文学的创作主旨是不同的，无论是对人性的关怀，还是对社会的反映，无论是讴歌还是批判，无论是展望还是追忆，都将不是单一的题材和风格。
（求索文学社首次沙龙，2017.12.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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