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沈从文的小说《萧萧》,不禁想到鲁迅的《祝福》。出自两位不同作家笔下的两个妇女形象——萧萧和祥林嫂在精神上竟是这样亲近,俨然互相补充,互相延伸,构成旧中国受封建制度及其道德观念之苦最深的农村劳动妇女命运的悲凉画卷。 鲁迅从他执笔为文之时起,就对封建制度下中国妇女的惨苦命运表现了极大的关注,而且这种关注又特别集中于穷苦农村的劳动妇女。这使他的作品具有了同时代许多以“个性解放”为主旨,以描写青年知识分子在爱情婚姻上的自由为题材的作品所不及的思想深度。 早在一九一八年—七月,他的第一篇白话论文《我之节烈观》,就以磅礴气势历数了道学家们利用“节烈”二字施于妇女暴虐残害的罪恶。文中警辟的思想,不久在小说创作中得到更深刻的形象表现。 他的第四篇小说《明天》(一九二○年六月)就写的是乡镇中青年寡妇、纺线的女人单四嫂子在淫邪的社会包围中,按所谓“贞节”之教活下去的艰难。过了三年,《祝福》出现了。其中那一次又一次受到由别人强加的不幸婚姻折磨,然而竞又恰恰因此被人强加以不“节烈”之名,从精神上践踏致死的祥林嫂,以更大的悲剧力量震撼了万千读者的心。读《祝福》,如听得鲁迅在他论文中的呼号又在耳边震响。 “不节烈的女人……在这社会里,是容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