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斗士李敖先生说：“写白话文前三名的，前五十年至后五百年的是：李敖、李敖、李敖！这话够狂傲的！”我认为白话文第一名该是鲁迅先生，但我又认为李敖先生的文章却是文采飞扬，气势磅礴，特别是他的短评，更厉害，他在《世论新语》自序中说。

老友段宏俊办《世界论坛报》，拉我写“世论新语”专栏，虽在文体上、范围上，不同于一千五百年前的著作，但在落墨不多、为文恣肆上，却媲美前人。我曾自负性地写实说“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嘴巴上骂我吹牛的人，心里都为我供了牌位”，设想我如果写的不是白话文而是文言文，则早生一千五百年，其前三名，也非我莫属。刘义庆后五百年出了欧阳修、苏东坡，千百年后重看他们的文章，却发现他们文胜于质，文字优美、思想贫乏。我想我若生在古代而以文显，纵笔所之，亦必于文言文上有以开拓新境界。

    我这些话，并非狂言。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在比较务实的清朝文章家眼中，实在漏洞百出。清朝的方苞少有文名，并以此自矜，后来到了北京，见到万斯同，万斯同跟他说，你整天迷恋古文，其实唐宋八大家中，除了韩愈文章中稍通圣贤之道外，其余七家，做了一辈子的文章，所说多空洞无裨实际。方苞经这一点醒，改治经学，以“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自期。他是桐城派开山祖师，桐城派作文标榜“义法”。“义”是“言有物”，“法”是“言有序”，立意固佳，可是他们的才具却跟不上。他们在义上虽然不像宋朝人明朝人那样空疏无学，但在思想上还是难脱中国道统乃至宋明理学的樊笼，则其“义”也，也就无足观；至于“法”上，更是放不开，从佛经的禅语、到语录的口语；从骄文的徘语、到诗歌的集语。……在在都是他们严防之列。结果文章选出来、写出来，谨严有余、变化不足；规格林立、雄奇独缺。论思想，不能超迈古人；论文字且在古人之下。桐城派在作文上下了那么大的功夫，结果空忙了一场，更使中文头巾气了。

   白话文看起来虽是口语易写，但在文字上，由于正宗基础太薄弱，真正能写得好一手白话文的，并不多见，反倒是走上“新八股派”、“新之乎者也派”、“旧的吗了呢派”、“新鸳鸯蝴蝶派”等错路上去，再加上思想上的混乱与无知，所以论文字、论思想，殊多败绩。这种败绩，直到李敖出现，才一切改观。

李敖先生是个斗士、狂士、历经磨难，久经沙场，有胆有识，学识丰富，不怕天，不怕地，不信邪，不怕鬼，直刺官场腐败，直接揭名人疮疤，够大胆的。李敖狂的有本钱！

                                             2016.5.23

                                          安城史志办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