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研究白川汉学的经过和目的

连登岗

我是从1996年开始研究汉字学的，最先是因为教学的需要，主要研究汉字的发展史、汉字的性质、结构、功能、应用和汉字教学等问题。从2002年开始，又加入了汉字规范的研究。直到2012年，一直埋头研究中国的汉字学，对国内的汉字学研究历史和现状的概况有一定了解，但对国际汉学研究情况，概不了解，也不知道白川静。大约在2011年前后，在书店看到过白川静所著《常用字解》，翻了翻，认为其中对一些字的解释存在很多错误，也就放下了。直到2013年，白川汉字学才真正走进我的视野。2013年8月，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世界汉字学会第一届年会”，听了同组的日本学者张莉女士题为《关于日本汉学家白川静的文字学体系》的报告，才晓得白川静是一位汉学大家。张莉女士扼要介绍了白川静的文字学体系，并举例介绍了白川静对“”、“鸟占”、“神梯”等系列汉字的独特解释。对于白川静的这种解释，我直觉地感到不对劲，但由于对白川氏的学说缺乏足够的了解，一下子也拿不出足够的理由来反驳它。这样一来，反倒激起了我对白川汉学的兴趣。

会上张莉女士给我们赠送了她的专著《白川静文字学的精华》（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年12月出版）。会议之后，我阅读了张莉女士研究白川静的著作，阅读了白川静的《常用字解》、《汉字白话》、《汉字》，还阅读了刘海宇、白冰等学者研究白川学的论著，接着就开始撰文，阐述自己对白川汉学一些问题的看法。

最初发表我的意见，是2015年8月21-23日，在由中国人民大学承办的中国文字学会第八届年会上，我报告了自己研究白川静的成果《白川文字学“圣神文字”说的失误提要》，略谓：

“已故日本著名汉学家白川静毕生致力于汉学研究，研究领域涉及汉字学、甲骨学、金文学、中国商周史、中国商周文化史、《诗经》等。著述丰硕，构思宏伟，见解独特，构建了一个宏大的学术体系，世称“白川学”。白川学的重要构成部分与基础性、支柱性的学科是其‘白川文字学’。‘白川文字学’内容丰富,涉及到汉字研究的许多方面,大致包括包括汉字理论、汉字实践与研究方法三大块。理论是对汉字的理性认识,主要有汉字本体论、汉字结构论、汉字功能论和汉字发生发展论。汉字实践是指对具体的汉字的研究和解说。研究方法是指他研究汉字的方法及其方法论。三者互相联系，互相支持，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不同于众的汉文字学体系，世称‘白川文字学’。

白川文字学的一大发明是‘神圣文字’说。 这种学说认为，中国战国以前的汉字是一种‘神圣’文字。所谓神圣文字，包括这样几层意思：第一、这种文字是从具有神圣性质的记号中发展来的。第二、这种文字主要用于神事活动和铭文铸造。第三、在古人眼中，这种文字是具有神力的文字。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他对于汉字的一系列整字与字素作出了不同于自《说文解字》以来传统的解释。白氏的‘神圣文字’说，视觉独特，观点新颖，颇能给人以启发，其中却有合理之处。然而，考诸史实，按诸逻辑，白氏对所谓‘神圣文字’大多数字的解说是靠不住的；他关于当时汉字的主要用途的看法是偏颇的；他对于古人的汉字观的看法也是偏颇的，因而，他把战国以前的汉字定性为‘神圣文字’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

白川氏把中国战国以前的汉字视为‘神圣文字’，其实是一种误解。他之所以对汉字产生这种误解，究其原因只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对商周社会思想文化的认识存在着偏颇。白氏认为，在文字形成的时期，人们仍被神话性的世界观支配着。其实，商周时代的中国人，固然仍然具有神话性的世界观，但更多的是现实性的世界观。第二、他的研究方法存在着缺陷。其缺陷主要有：以观念范围事实，以假设作为论据，以部分代替全部，以日本推论中国。他对汉字的认识，前提有误，方法有误，而其结果的失误自然在所难免。

目前，白川静的汉字学以及他以汉字学为重要基础所作的中国古代文化的系列研究成果，有许多著作已经翻译为汉语，被介绍到中国，在学术界和一般读者中产生并正在产生较大的影响。一些译介者，对白川学的成就推崇太过，而对他的失误无所察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读者，由此而可能引发的一个后果就是，部分读者包括一些学人对战国之前的汉字与中国文化产生相应的误解。为了坚持真理，抵制谬误，对历史和现实负责，对学术和文化负责，对白川学负责，有必要对包括白川汉字学在内的白川学进行认真全面的研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而做出正确的评介，以消减其流弊，发挥其正面作用。”

这个报告，在本组研讨会上未曾激起涟漪。倒是在另外一个组的台湾学者蔡哲茂，找到我，想看我的全文。因全文当时未能成文，我就简单地向蔡教授介绍了自己对白川汉学的基本看法。会后，2015.8.26日，蔡教授给我发了电子信函，称：“自北京會後，讀到論文集中先生大作提要，深感先生學植深厚，能洞察域外學者研究的優劣，令我十分佩服。惜僅能一睹提要，若先生大作發表，希望能惠賜大作，讓我能先睹為快，仔細拜讀。”2016年12月，我将写成的两篇文章寄给蔡教授，蔡教授阅读后，回了信函，称“大作剖析白川氏的錯誤非常正確。日本這類學者不少，而他們故步自封，驕傲自大，也時有所見。連先生大作發表，也許能發聋振聵。”我又寄给蔡教授两篇新作。蔡教授回复称：“大作對白川氏的批判非常中肯。不僅翻譯作品對白川氏過於推崇，甚至有一些金文的詮釋，學界也誤以為是白川氏的發現。前不久京都大學的友人淺原達郎也指出，金文太保簋的彔子聖是王子彔父也是武庚的說法，最早是貝塚茂樹，但中國學者都以為是白川氏首發，實在失察。”蔡哲茂教授系台北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古文字与古代史专家，日本國立東京大學東洋史學博士。他曾翻译过白川静的《甲骨文的世界》，对白川学颇为熟悉，他的肯定，增强了我研究白川学的信心。

第二次发表研究白川汉学的成果，是2015年11月。是月22-24日，我在上海参加了由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主办的“文字网出土文献语料库关联系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大会上报告了论文《白川静“神圣文字说”对“口”与“告”的解说的失误——白川静神圣汉字说的失误（二）》，当即被《中国文字研究》录用，后修改更名为《白川静“神圣汉字说”的失误（一）》，刊于《中国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辑，2017年7月。《中国文字研究》是中国大陆唯一的文字学核心刊物，该刊发表了这篇文章，是对我研究白川汉学成果的首次公开肯定。

第三次发表研究白川汉学的成果，是2016年11月。 是年11月16日一20日，我在韩国大邱市庆北大学，参加了“‘汉字与文化’国际学术大会”，我向大会报告了自己的论文《白川静对中国战国以前汉字系统的看法及其失误——白川静神圣汉字说的失误之二》。河永三先生对这篇文章进行了讨论，肯定了文章的观点和主要内容，同时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因这篇文章篇幅较长，后来分为两篇，题名为《白川静对中国战国以前汉字系统的看法及其失误——白川静“神圣汉字说”的失误之二》和《白川静对中国战国以前汉字系统的看法及其失误——白川静“神圣汉字说”的失误之二下》，分别发表在(韩国)《汉字研究》总第19辑，2017年12月30日，和(韩国)《汉字研究》总第20辑，2018年4月30日。此外，我在研讨会上所作《对河永三教授讨论的答复》，刊登于(中国台湾)《中文》季刊，2016年第4期。河永三教授是韩国汉字研究所所长，世界汉字学会秘书长，国际著名汉字学家。他对我研究白川汉学成果的肯定，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

第四次发表研究白川汉学的成果，是2016年12月15日至19日。我在广州参加了华南师范大学召开的“首届古文字与出土文献语言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白川静关于“才”字系列字具有神圣性解读的失误》，得到肯定，后刊于张玉金教授主编《出土文献语言研究(第三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20年8月版。）

第五次发表研究白川汉学的成果，是在2017年8月。是月18-23日，我参加了在贵阳孔学院召开的中国文字学会第九届年会，在小组研讨会上报告了论文《白川静释“凶”系列字之误》，载《中国文字学会第九届学术年会论文集》第370-383页。后更名为《白川静释胸部文身系列字之误》，刊于韩国《汉字研究》总第24辑，2019年8月。

第六次发表研究白川汉学的成果，是在2017年9月。是月9月16日，我在湖北宜昌三峡大学参加了“世界汉字学会第五届年会”，在小组讨论会上发表了论文《白川静“文”字“表现殷人文身说”的失误》，后更名为《白川静“文”字“表现殷人文身说”的破绽》，刊于《中国文字》(国际期刊)，总第3期，2018年4月。。

第七次发表研究白川汉学的成果是在2019年10月。是月11-15日，我在郑州市河南大学参加了中国文字学会第十届学术年会，在小组讨论会上报告了论文《白川静释人体额头文身系列字之误》，后更名为《白川静释人体额头文身字“彦、彦、颜”之误》，刊于《汉字研究》总第33辑，2022年8月30日。

第八次发表研究白川汉学的成果是在2024年1月。是月24至26日，我在上海华东师大参加了“汉字文明传播与亚洲共同体构建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白川汉学的形成与汉字文明传播》，在大会上做了发言，论文收入《汉字文明传播与亚洲共同体构建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手册》。

第九次发表研究白川汉学的成果是在2024年10月。是月17至21日，我在上海华东师大参加了《“汉字属性知识挖掘与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国际学术研讨会跨学科研究及汉字知识挖掘”国际学术研讨会——世界汉字学会第十届年会》，提交论文《商周文字及其文化跨文化解讀的誤區——以白川靜為例》，在会议上做了发言，论文收入《世界汉字学会第十届年会——汉字属性知识挖掘与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国际学术研讨会跨学科研究及汉字知识挖掘会议论文集》。

2013年时至今，断断续续，对白川汉学研究已经持续了十多年，撰写的文稿，除了上述已经发表的而外，还有十多万字的成品和半成品存放在电脑中。我之所以耗时费力坚持研究白川汉学，大约有这样几层原因：

第一、出于好奇，想对白川汉学有一个真切的了解。这个愿望现在可以说是基本完成了，我阅读了绝大部分的白川静汉译著作，对于他的汉学目的、思想、方法、基本观点，有了系统的了解，疑问得到解释，好奇心已经满足。

第二、驳斥错误，坚守正确。白川汉学中有许多错的东西：对商周的许多汉字做出了错误的解释；对中国商周文化做出了许多错误的描述。在他的笔下，商周汉字都成了巫术的工具，都具有某种神性。在他的描述中，商周时代是一个巫术时代，人们的观念都充满了鬼神思想，人们的行为都具有巫术性质。这种解释和描述当然不符合商周汉字和商周社会思想文化的实际。作为一个汉字和汉文化研究者，对于这种错误的解说和描述，自然有着驳斥错误，坚守正确的责任。

第三、辩别是非，以正视听。白川静的著作是用日文撰写，并且在日本出版发行的，本来在中国并无多大影响，但是，近年来白川静的许多著作汉译本在中国出版发行，进入大众视野。虽然古文字学界，对白川汉字学不大理会，然而普通读者却对白川汉学颇感兴趣，一些文化学，例如汉字文化学、人类文化学、神话学、民俗学等学科的一些学者，对白川静的一些说法，如获至宝，趋之若鹜，作为依据大加应用。 这样一来，以讹传讹，商周汉字与商周社会及其思想文化，就变得面目全非。作为一个汉字和中国文化的继承者、研究者，面对这种歪曲，理应挺身而出，辨别是非，以正视听。

第四、对于跨文化学术研究的现象和规律进行探索。商周汉字和商周社会及其思想文化，是在中国的历史沃土上产生和成长发展着的。而白川静是日本人，他是在日本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中生活学习而成长起来的一位学者。他对于汉字汉文化的研究，属于跨文化研究。相对于本土学者对于自己的文化研究，跨文化研究当然有许多优胜之处，例如瑞典学者高本汉，对于汉语音韵学、对于汉字构造和汉字系统结构的研究，都有其独到的视角，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法国学者马伯乐对于中国历史文献中保存的神话的研究，也是如此。然而，跨文化研究，也存在着一些先天不足，容易出现一些失误。白川汉学是一个不可夺得的案例，对他加以剖析，可以观察到其失误的方方面面和整个过程，从而发现一些平素注意不到的现象，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中国历来是个等级社会，非常讲究门阀，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并非仅仅存在于历史上的政治领域，而且重显于如今的学术界。自念文字学学无师承，就业单位亦非名校，研究力量没有团队，专业研究没有国家项目，学历未达学士，十足的草根一个。在职时，为生计，也努力了一番，忝列教授，未有建树，深感惭愧。花甲之后，冒打误撞，进入了白川汉学研究领域，“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何忧？何求？前面已经做了介绍。或者，这类事根本就不是我这个层次的人应该做的。然而，不管怎样，已经做了一些，这已经成为事实，难以更改。

尽管在我看来，白川汉学存在着许多瑕疵，然而，这并不妨碍白川静是一个纯粹的学者，是一个伟大的汉学家。在十多年的研究中，我跟着白川学跑，涉足了许多先前并没有怎么留意的学科领域，增长了见识，感谢先贤白川静！感谢张莉（出野文莉）女士，她向我们介绍了白川汉学。感谢臧克和教授、河永三教授、蔡哲茂教授对我的白川汉学研究给予了一贯的支持。感谢《中国文字研究》、《中国文字》、《汉字研究》、《出土文献研究》等刊物，刊登了我研究白川汉学的文章。感谢华东师大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中国文字学会、世界汉学会，为我的白川汉学研究成果发表提供了难得的平台。

路漫漫其修远矣，吾将上下而求索。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奈何？

2024年10月28日星期一

重发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