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水的土窑洞
张应运

       在2002年“首届中国庆阳香包民俗文化节”期间，中国民俗学会命名庆阳市为“窑洞民居之乡”。我在合水县文化局任局长七年时间，对民俗文化也略有一点研究，但万万没有想到，黄土高原上司空见惯的、普普通通的、已被现代人遗弃了的土窑洞，也竟然属于民俗文化的范畴，凝聚着陇东传统文化的风韵和内涵。史学家说：“窑洞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华民族其实就是从窑洞走出来，逐步走向文明的”。窑洞里实实在在的装满着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奋斗史和文明史。现在看来，窑洞的确是黄土高原上古老的、靓丽的、一大民俗文化景观。
       我对窑洞有一种幸福的、伤感的、忧郁的、复杂的特殊感情。每个人的出生都是父辈血脉的延续，而每个人的成长更是父辈精神的传承。因而，每当我看见家乡的土窑洞，我就想起了我的父亲。父亲一生节俭、勤快忠厚、不善言辞，更多的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教育了我们，规规矩矩做人，实实在在做事。父亲就象这土窑洞一样厚实，心底也象这土窑洞一样敞亮，为我们遮风挡雨、防冷御寒，呵护我们像小鸟一样长大，振翅奋飞。我们一个个相继长大成人了，父亲却渐渐老了，两鬓开始斑白，身躯也慢慢躬了下去，脸上布满了岁月的艰辛和沧桑。父亲一生都是我们家的经济支柱，为了生计，虽已年近古稀，但仍然终日劳作不止。那些年，父亲为我们吃苦真不少，可是没有过上几天好日子，直到临终也没有闲一天、享一天清福，使我至今深感愧疚。我常常想，父亲是为了我们而累死的，这简直就是肯定的。父亲从来就没有“养儿防老，积谷防饥”的想法，只是希望自己的儿子有文化、有出息。可惜没有女儿，如果有，我想也绝不会重男轻女的，因为父亲在世时十分疼爱孙女并不亚于孙子。父亲没有上过一天学，但却粗通文墨，通大理。父亲当过生产队的记工员、会计、生产队长，那年月在田间地头也竟然能给社员读报纸，他对生产队的事总是勤勤恳恳积极负责。那时，尽管家境贫寒，日子过的清苦，但父亲依然尽量让我们进学校接受教育，我们兄弟四人均高中、中专或初中毕业。我们兄弟几个相继长大了，我和二弟也先后工作了，生活也慢慢好了起来了。但父亲却已心血耗尽，直到最后像一片枯黄的落叶，终于归根于故乡的黄土地。在那种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情况下，父亲还能供我们上学，坚强的用肩膀扛起一家人生活的重担，并始终保持着乐观、善良、宽容的品格。今天，我们就更没有理由去抱怨生活的不公了。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从没有打过我们，责骂也很少，这使我童年的小伙伴羡慕不已。后来虽然经济已不再像以前那样拮据，但父亲依然很节省，连一件好一点的衣服也舍不得穿，对我们生活上的要求也特别严，却乐意接济一些穷亲戚和穷朋友。父亲的宽容、善良和节俭，不仅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宽松的成长环境，也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们做人的品德。父爱如河，绵长不绝、无声无息。
       公元1983年5月18日（农历四月初六），是一个阴惨惨的日子，春寒如冬。农谚曰：“四月八，冻了黑豆荚”。傍晚，天下着地油籽，风冷透骨、伸手不见五指，唯有偶尔一道光亮，像一把利剑刺穿夜空，接下来仍然是寂静和黑暗。这样的天气，父亲本该关门闭窗，坐在土窑洞的热炕上暖和一会儿、歇一会儿，但我却不知父亲还在忙活什么，因干活不慎，父亲从庄前修窑洞时溜下的土坡滑了下去，一直滚落到沟底，待乡亲们闻讯把父亲从沟下面抬进他自己修的土窑洞里，未来得及抢救就去世了。我当时正在太莪乡关梁村调查一起信访案件，晚上赶到村支书家里去住宿。天黑得可怕，地光溜溜的滑，一不小心就会跌到，我不由得心中打颤，有种不祥兆头的预感。第二天上午我才惊闻噩耗、失声大恸。那时交通极不方便，我骑着自行车一口气赶到家里，一进门就看见父亲已安然的躺在土窑洞里的门板上与世长辞了。我双膝发软，跪在父亲面前，泣不成声，就再也起不来了。我和着泪水用手抚摸父亲的身体和瘦削的面颊，惊异的发现，父亲虽是跌崖去世的，但脸上、身上竟然没有一点外伤，象一切都耗尽了，睡着了一样。父亲是一本很厚的象土窑洞一样厚实的书，直到他死后多年我才真正读懂。父亲在世时常说：“我就爱住这土窑洞，冬暖夏凉。不喜欢住房厦地方，夏天闷热，冬天又冷得要命，不生火炉子就像住进冰窖里一样。窑洞则不然，虽没有房厦地方“洋气”，但只要有热炕，就够暖和的了。”记得每到冬天，外面大雪纷飞、天寒地冻，一家人围坐在热炕上，说说闲话拉拉家常，或是边聊天边褪玉米棒子，有时我和小弟看书做作业，父亲捻羊毛线，母亲则剪窗花，确实有一种暖烘烘的温馨感和幸福感。难怪清代邑人惠登甲曾写道：“远来君子到此庄，休笑窑洞无厦房，虽然不是神仙洞，可爱冬暖夏又凉”。孩子是父母生命的延续，有时也会衍化出事业的相承和精神的传递，这种相承已经深深印在了我们灵魂的深处，并激励我们不畏权势、不惧歪恶、不怕困难，做生活的强者。父亲教育我们做人不可有傲气，但要有傲骨。这使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笔下的“中国人的脊梁”，我想这也许是父辈的一种精神，一种不可思议的窑洞精神。
       人常说：“人吃土一生，土吃人一口”，这一“口”就是墓窑。父亲的墓地看在旷野里，座西面东，埋葬时先在地下挖个地穴，再在地穴的一端挖了个小窑洞，然后将装着遗体的棺材埋在地下的墓窑里，算是入土为安了。父亲一生喜欢土窑洞，这样的安葬方式我想他老人家一定也是很满意的。这也是陇东黄土高原的民俗至今仍然沿袭的一种安葬方式，只不过是现在人们大多数富裕了，也大多数都是用砖箍墓窑了。
       合水的土窑洞和陕北的石箍窑有很大不同。只有紧靠延安富县的合水太白镇一道川建的石箍窑和陕北窑洞很相似。陕北窑洞多是石箍窑，窗子大，且窗和门连在一起。窑洞样子很好看，当然也比土窑洞更坚固，但都比较窄小，修起来也费工、费料、费钱。而合水的土窑洞是在能打窑的地方，挖一个拱顶形大洞，垒上山墙开一门二窗或数窗。我们老家的胶泥窑洞，一孔就足有80平方米。这种窑洞省工、省料、也省钱，一般农民只要肯出力都能修的起。人居其中，坚固耐用，还可以防紫外线辐射。窑洞的山墙顶上有高窗，与下面的门窗形成空气对流，既便于通风采光，又可以随时关紧保暖，确实是冬暖夏凉，四季舒适。合水土窑洞的种类很多，大概有十多种，按大类也可分为三种，即明庄窑、地坑院窑和箍窑（有土坯箍窑、砖箍窑和石箍窑）。按用途可分为客屋窑（相当于现在的客厅),灶房窑（厨窑）、牲畜窑、粮食窑、牛车窑、磨窑、柴草窑和比较小的井窑、窖窑、庄膀子打的厕所窑等等。为了防盗在窑洞的正窑上面打个小窑叫高窑；窑内一侧打个能藏东西的小窑叫拐窑；在盘炕的地方再深挖几十公分叫炕窑子；在窑洞的一角深挖下去再挖一个小窑，放洋芋、萝卜、南瓜之类的东西叫地窑；为躲避战乱和贼寇在村庄附近挖一个地下四通八达的长洞或是直通山边大沟的长洞叫地窨子窑。为防御兵荒贼乱，靠悬崖或沟边修建一个小城堡．空出的几面筑起高大的土墙将一群窑洞围了起来，且有城门，高楼子（瞭望台）和通向外面的地道，人们把这种建筑叫“堡子”民国时期还出现了窑洞城镇。据史志记载，合水旧县城（今老城镇），1947年全城仅有房厦162间，而窑洞就有296孔。
       我的老家在合水县西华池镇三里店行政村孙棋自然村。从我记事起，除了生产队的场房，几乎所有村民都居住在土窑洞里，是黄土高原上典型的“窑洞民居”之一。我们村子的窑洞大多沿沟畔崖边而修，属“明庄窑”一类。因地形所限，几乎所有村民修的窑洞都是座向西东，所以也叫“早阳庄” 。窑洞修得比较密集，一户仅靠一户，上下三层，因而也叫“架板子庄”，我家住在第三层，也就是最底层。村民居住的相对集中，一长排三层窑洞也就是一个生产队，现在改叫村民小组。晚上家家户户亮起灯来，从远处观看，星星点点、灯火阑珊、密密层层、鳞次栉比，会使你想到挂在云中的“洞天神府”和镶嵌在大地上的神秘窟龛。
       我们家原居县城，父亲是工商业者。1958年举家迁居农村，一直借住他人窑洞，窑洞虽然仅有一孔，但却比三间房子还要大，倒也宽敞。1966年，我已年满16岁，几个弟弟也相继长大，一孔窑洞确已不便居住，父亲便打算新修一处自己的窑庄。修窑庄必须根据沟边原畔，山形走向，避湿就干，避阴就阳而修。那时好的修庄地形已无法找到，要不就是距村庄太远。父亲最终看准了村庄下面第三层的一处废弃了的“百年窑庄”。谁也不知道是谁修的，是哪个朝代谁住过的，总之是已经很久远。因为窑庄太深，几乎在半山坡，人长期居住生活会极不方便，所以从来就无人问津。但父亲却极为高兴，说是省工又省力，因为我们兄弟都还年少，就我和父亲两个劳动力。旧窑庄原有三只窑洞,都是胶泥窑,窑洞特别大,但非常坚固。虽然斗转星移、历经沧桑、雨水冲刷，甚至地震灾害，但无大碍，仅窑口坍塌6米有余，窑膀略有塌陷，其它完好无大损。只是古时候人打窑洞不讲究、不刮庄面子，也不坐字看庄向，打的窑洞东扭西歪，一孔窑向北扭、两孔窑向南扭，很难校正到一个方向，但却保留了更多的原始意味，粗狂而简单。父亲拿来一根长麻绳和我在窑内窑外、上上下下、拉来量去，最终决定庄向大致向东，沿庄面往里让进6米，用镢头勾出一条线，这样挖下去，基本就可以把烂窑口取完。当天，我和父亲都脱掉了上衣，就甩开膀子干了起来，下午饭也挨到了晚上才吃，直到母亲让小弟来再三催叫，我们才歇了工。那时正闹“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生产队里好像也没有太多的活，我就和父亲每天修庄不止。即就是农忙季节，我们也坚持早晚干一两个钟头。我惊异的发现，父亲虽然不是“土匠”，但刮庄崖面子倒手艺不凡。我们先挖掉大土，父亲就用小镢头刮庄崖面子，还刮出条文图案来，非常好看，也很有趣。庄崖面子修好后，便开始打窑洞。为了校正方向，我们便左挖右剔或右挖左剔，这样一来窑洞便挖的大的很了。为了使宽度和深度成比例，我们又往深掘了六七米。按常识，修窑洞要慢慢修，才能慢慢风干，发现毛病也好及时排除。程序是庄崖面子修好后先打“毛洞子”，开始挖得很小，以后慢慢的逐次再往大的扩。窑洞基本定型后，先“打泥”火炕。再逐步整修，等窑洞干透后，再分次墁两层泥，先粗苲泥后细苲泥。再等到干透后，待要住人时，才能垒山墙、安门窗、盘锅安灶、打院墙、盖大门楼子。所以当地老百姓说；“穷人修窑，富人盖房”，因为富人有钱性子急，修窑就想赶快修成，容易坍塌。我们修的庄是老窑改造，故省去了不少工时和力气，加之是胶泥地质，修得再大也不怕塌。即使这样，也修了将近3年。我们家是1968年春节前才搬进新窑洞的，安装了新的木门窗、花格大窗子、木炕边、木栏杆、做了些许桌凳和必需的家具。还做了高窗，这在当时算是较“阔气”的，因为一般农家都是垒山墙时，在最上面留一个四方洞就叫“高窗”了。我用剩下的边角废料，还亲手做了一个小书架子，在挡板上刻了五角星和筦纤子，一直用了二十多年，现在儿子还在用。由于经济紧张，也受地形所限，所以没有打院墙，人们管这叫“敞院子”。土窑洞里的陈设也很简单，其特征是所有的生活用品和生产用品。但毕竟是“乔迁新居”，也是在自己新修的窑洞里过第一个年。母亲兴致特别高，剪了许多五颜六色的窗花和剪纸，把每个窑洞都精心装饰了一番。我还搞了一幅中堂字画，挂在了客窑的正面墙上。对联的内容是：“勤俭持家远，忠厚待人长”，中堂是方圆有名的画匠，我的大外祖父张寅恭画的一幅年画，“吉庆有余”。在我的影响中，这是在家乡的土窑洞里，过得最幸福、最愉快、也是最难忘的一个老历年。
       我们村现在是西华池镇的小康示范村，村民们几乎全都在规划区内盖起了新瓦房，有的富裕户连院墙也都用瓷砖贴了，土窑洞也几乎全部废弃了。2003年村子里过“红白喜事”，我和儿子回去代礼。坐完宴席，我带着儿子还下到老庄看了看。老远就望见荒凉的敞开的大门，窑庄的外形仍在，清晰的象一幅画。院子里长满了蒿草，连路都没了。只有我和父亲栽的一棵老杏树还倔犟的活着，枝叶茂盛。树阴象黑墨水勾画出来的。院边的刺槐，也长成绿荫一片了。沟下面全是树木，听说几年前就封沟育林了。抬眼望去，沟底的泉水仍然清澈见底，我们全村子的人都吃的这泉水，周围村上的人都说我们村的泉水是最好的，清凉香甜，而且永不干涸。现在村子里的人大多数还吃这泉水，说比矿泉水还好。只不过人再不用下沟担水了，因为几年前就已架起了“小高抽”。整个庄院静止不动，象云石那样凝固。三弟十多年前就搬离了土窑洞，因为门窗已经挖掉，山墙自然倒塌，窑口没有支撑又再次坍塌，山水已把窑洞和整个庄子漫的不成样子了，一片荒芜凄凉景象，往日的暖语温馨已踪影全无。儿子瞪大双眼问我，“啊？我们家原来就住在这里？”我深沉的说：“你爷爷奶奶在这里住了一辈子，我和你妈妈还有你几个叔父都在这里住了几十年，连你和你姐姐也都是在这土窑洞里出生的......。”可惜儿子那时年龄太小，难怪什么都记不清了。他仍然用凝惑不解的目光望着我。我则陷入了往事的回忆，怅然所失，感到心醉神迷。岁月飞逝，人生沧桑，使这破窑洞更显示出深邃韵长的美。
       黄土高原的民居是以土窑洞为主体，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系列。英国、日本等西方国家的建筑学家和民俗专家对此专门做过考察，观后惊叹不已，认为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称它为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我们的祖先之所以“穴窑而居”而不是“筑巢而栖”的原因。显然是由于自然环境的影响和制约。黄土的特殊地质结构，便于取穴筑屋，先民们就选择了这个落居之地，成为栖身立足发展农业之本。国外专家认为，黄土高原的“黄土”很独特，土层格外深厚。在首届中国庆阳香包民俗文化节期间的学术讨论会上，国内外专家一直认为，陇东高原，是迄今所发现的地球上黄土层最厚的高原。黄土的粘性和直立性特别好，坚韧缜密，不宜崩塌，这些理论甚至还有相应的实验数据，我们的祖先当然不了解，不懂得了。他们只知道用石铲、老镢头或是别的什么工具在土崖上挖一个上圆下方的洞，称之为窑洞，可避风御寒，就算有了一个“家”。窑洞的演变史即由此开始。这种演变也是极缓慢而渐进的。事实上，往往是好几个年代的窑洞“和平共处”于一个村庄。像我们老家修建改造的那种“百年老窑”，眼下在合水农村也并不难见到。
       窑洞的历史可追溯到四千年以前。最早载入史志的当属《史记·周本记》里的“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我市自古就有《诗经》所载的“陶复”、“陶穴”，陶与窑洞，古之为陶，今之为窑。“陶复”和“陶穴”实质上是两种不同的窑洞。在原面上正凿的窑洞为陶穴（俗称地坑院）。在川台地和河流两岸的半山腰间，或沟壑之地和原边崖畔挖的窑洞为陶复（俗称崖庄院）。远古时期，人文始祖轩辕黄帝在子午岭桥山留下了衣冠冢，轩辕洞；医圣岐伯留下了老洞、药王洞；周先祖十多代人在这里开辟农耕，留下了“陶复”、“陶穴”；父辈们给我们子孙后代留下了各种各样的土窑洞，是值得我们高兴和庆幸的。新时代有新时代的民俗，新民俗不断取代旧民俗，这就意味着社会在不断地进步。我其所以要把这些乡风民俗记录下来，除了对父亲的怀念之情外，更是为了以便后人了解和研究这历史的演变和社会进步的足迹，也希望下一代在了解父辈生活的同时找到情感的共鸣和慰藉，增添搏击风浪的勇气和翅膀。
                               

       作者：
       张应运、男、汉族、合水县西华池镇人。生于1950年2月，1970年12月参加工作，1974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县委组织员、卫生局副局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文明办主任，文化局局长等职。现任政协合水县委文史资料和学习宣传委员会主任。曾参与《庆阳地区志》合水县卫生、文化、书法分志的编写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