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而不作”探微

连登岗

一九八八年

《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我于老彭。’”邢昺《论语注疏》：“此章记仲尼着述之谦也。……老彭，殷贤大夫也。老彭于时但述修先王之道，而不制作，笃信而好古事。孔子言今我亦尔。故云比老彭。”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编写的《汉语成语词典》对“述而不作”的解释是：“述，综述；作，创作。《论语· 述而》：‘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我于老彭。’后来泛用以 表示只是阐述前人的理论、学说，白己并无创见。”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把“述而” 一章译作：“孔子说：‘阐述而不创作，以相信的态度喜爱古代文化，我私自和我那老彭相比。”诸家之见殆同，都认为“述而不作”是“阐述而不创例作”之意。我以为，这种解释于句无征，也不符合孔子本意。

首先，我们需要讨论一下，所谓“阐述而不创作”，究竟指的是怎样的具体情况。先言“论述”。不言而喻，它可以是口头形式的， 也可以是书面形式的。再看“创作”，《现代汉语词典》对它的解释是：“创造文艺作品。”这应这个词的特指义，显然，这个解释对于上述译文中的“创作”是不适用的。按字面义来说，“作”也包括非文艺性的作品，译文中的“创作”正应该是“写作”或“创造性的写作”的意思。因此，我们应当把表意本不确当的“阐述而不创作”按本意表述为“阐述而不写作。”这是一层推论。而“阐述而不写作。”这句话却可以有这样几种理解：“口头论述而写作。”“书面论述而不写作。”“口头论述而不创造性地写作。”“书面论述而不创造性的写作。”其中第二、四种理解作为判断是不能成以的。因为“书面论述”这个命题本身就包含着若“写作”和“创造性的写作”的含义，如果再要说“不写作”，那流自相矛盾了。第一、三种理解作为

判断虽然可以成立，但却没有意义。象孔子这样的学者，“只用口头论述而不写作”，那是有悖于常情的。而且口头论述中已包含着构思，写讲稿的前过程，也联系着学生的听讲笔记及繁理成文的后过程。前后两个过程，都在“写作”的范畴之内。这里至关重要的是论述内容是学术性的。我们说《论语》、《孟子》是孔孟的著作，说著录下来的历代民间文学作品是劳动人民的创作，谁也没有提过疑义，正是这个道理。这个推论提示了对“述而不作”的上述理解恐怕是不符合那句话的主旨，即那句话并不是孔子要说明他没有进行完全独立的，纯粹书面形式的写作，而是要说明另一个问题（详后） 。

其次，这种解释割裂了“述而不作”与“信而好古”之间的文意。“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语句相连，其语意也该有某种内在的逻辑联系，诸如因果关系，条件关系、顺承关系等等。可是，把“述而不作”译为“阐述而不创作”，就与“信而好占”失去了这种联系，使它们变成了杂乱地凑在一起的词语，这在《论语》这样的经典著作中，是不大可能的。

第三、，这种解释与史实不符。《史记 ·孔子世家》载。“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穆，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9]，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孔予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乃因史记作《春秋》……约其文辞而指博。”通过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孔子进行文化学术活动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既有研习考证，又有授徒讲述，更有编写撰作。可见，“闻述而不创作”那样的译文，与史实是不相符合的。对于这一矛盾， 邢昺曾用“此章记仲尼之谦”的说法来解释， 但这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一个人分明有写作，要谦虚只能是以水平不高作说，而不会虚伪地 说他根本不写作。“不作”表明的是对某科事 物的态度，而不是对已事实的说明。再说，“论述”与“创作”只有表现形式上的差列，面无实质内容上的不同，对于同样的事物，既然能“述修”得，为什么“制作”不得呢?总之，上述解释和翻译是不妥的。

在对“述而不作”一语的众多注释中，还有另外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意见。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解释道；“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故作非圣人不作，而述则贤者可及。……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为也，故其言如此。”《辞源》(修订本)承滚了这一说法，认为“述而不作”是“传述成说而不另立新意。”这种解释比上述争各家要好一些。这正是体察到孔子这句话的针对性：怎样阐述，阐述什么内容。

首先，这种解释避免了上述的逻辑错误。朱熹只是说孔子“传旧而不创始”，这种行为对于一些守旧的学者来说，完全是可能的。他并未说孔子“不创作(撰述述)”，这又不至于与历史记载中孔子有过著述的事实发生矛盾。

其次，这种解释使该词语与其上下文在语意方面有了联系。“传旧而不创始”，可以是“信而好古”的必然结果，也可以是这种态度

的显明证据；反之，“信而好古”则可以成为“述而不作”的原因。这种结合一定的语言环境进行训释的方法，比前面那种孤立地就词解

词的做法要科学得多。

第三，这种解释在词义方面更有训诂依据。《说文》: “述、循也。”古文中常用其意。《尚书·五子之歌》:“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孔安国注：“述，循也。”《史记·孔子世家》: “礼乐自此可得而述。”《后以书·顺烈梁皇后纪》: “述遵先世。”并作“循”解。“述”由“循”可引为遵照、继承、流传等，自然也可引为“传旧”。

作，本义为“起”，常引申为“起始”、 “发生”、“创造”等。《说文》：“作，起也。从人从乍。”《易经》: “圣人作而万物睹。”《经典释文》注 ： “圣人作，如字。郑云起也，马融作起。”《老子》:“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礼记·乐记》: “春作夏长，仁也：秋藏冬敛，义也。”并作“发生” “起始”解。因此，朱熹将它解为“创始”。

古人行文，常有用“述”的“循”和“作”的“起”之义对举成文者。如《礼记·中庸》：“无忧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父作之，子述之。”《礼记·乐记》:“故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述。”即其例。“述而不作”也正是如此。

据上述三点看来，朱熹的解释，确比前面几家合理，但是，他的解释并非完全准确无误，而是仍有不妥之处。

朱熹说：“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为也，故其言如此。”这就是说，在他看来，“述而不作”是孔子对其一生全部文化学术活动所作的说明，而且孔子认为自己 的活动只是“传旧”而无“创新”。这里，认为“述而”章是就孔子的文化学术活动而言，这大抵没错；但是，认为这句话是针对孔子全部文化学术活动而言的，那就不妥了。 一-个人未到一生全部活动结束之时，大概不会对自己的全部活动提前做出总结或说明。因此，“述而”章所说的，倒很可能是指孔子文化学术活动中的某一件事或某一方面的工作。而那种认为孔子的文化学术活动只是“传旧”而无“创新”的看法更为不妥。正如杨伯峻先生指出的那样： “很难说孔子学说中没有创造性。” (《论语译注》第66页)孔子的学术活动，除了“传旧”，诸如挖掘、整理，传授古代文化而外，也有创新。例加“修《春秋》”就是 一项创造性的著述述活动，这种工作与“删《诗》， 《书》”那种单纯整理古籍的活动是不能等最齐观的。私人讲学，这在当时也不失为一种创举。至于孔子学说中的思想内容，那更是“传旧”一语无法慨括得了的。况且，孔子本人也说过： “温放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 ·为政》〉可见，他致力的不惟是“旧”，而且还有“新”。“温放”正是为了“知新。”

我认为，“述而” 一章不是泛泛地发议论，也不是孔子针对自己全部文化学术活动而言的，而是孔子仅就自己整理古代典籍一事所 作的说明。“信而好古”是孔子对古代文化的根本态度。孔子还说过：“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论语·卫灵公》)。足见“好古”是他一贯的态度。而“述而不作”，则是他在整理古代文化遗产时的具体作法。这里的“述”应是由“循”引申来的“遵从”的意思；“作”不是一般意义的“起”或创造，而是“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论语 · 述而》)的“作”，所指的应是“生造”、“凭空增添”的意思。“述而不作”的确切含义应该是，孔子在整理古代文化遗产时，“遵从依据〔文献古籍中原有的思想内容]，而不生造增添〔原来所没有的东西〕。”

我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解释，不仅因为它可以避免上述各种解释中的矛盾，而且，也符合孔子整理古籍时的实际做法。

孔子一生处事态度相当严谨。他说过；“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论语·为政》)他在整理古代文化遣产时，也持这种态度。凡整理古籍，都以古代文献为依据。如编撰《春秋》，就是“因史记而作《春秋》”的。《论语 ·卫灵公》:“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子路》：“君子于其不知盖阙如也。 ”《八佾》

“夏札，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孔子或者称赞前人“不作”的主张和实践，或若申明自己的同样主张和实践。对于孔子的这一方面，人们是没有歧说的。需要考虑的是这一方面与“述而不作”句在事理

上和孔子行事上是不是一致的。再考虑一下本文前引对“述而不作”的解释，是否明确，是否深刻，也许谈者会同意我的看法的。

（原载《庆阳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