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白 与 佛 教

连  登  岗

1993年

李白思想之复杂，为唐代诗人所少有，龚自珍说过：“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最录李白集》） 后世学者也多持此议。然而，李白思想的复杂性，并未限于此。除此而外。他还与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佛教对他的思想和创作曾发生过深刻的影响。

赵朴初先生说：“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已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而是儒道佛三家汇合而成的文化形态了。自从东汉初年佛教传入，经历了近两千年的岁月，它已经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城，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载《文史知识》1886年第10期）李白生活的唐代，是我国历史上佛教活动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 ，李白又是一个思想活跃、兴趣广泛，游历丰富的大诗人，这种情况，使他与佛教发生关系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

从现存的李白诗文来看，李白对佛教文化颇感兴趣。他经常游历古寺名刹，参禅礼佛，甚至参与一些佛事活动、《秋夜宿龙门香山寺奉寄王方城十七丈奉国莹上人从弟幼成令问》、《禅房怀友人岑伦》、《与从侄杭州刺史良游天竺寺》、《同旅侄评事黯游昌禅师山池二首》、《庐山东林寺夜怀》等许多诗篇都留有他造访佛官，打坐参禅的踪迹。《崇明寺佛顶尊胜陀罗尼幢颂并序》、《金银泥画西方净士变土相赞并序》、《地藏菩萨赞并序》、《化场寺大仲铭并序》等诗文，则是他叁与佛事活动的明证。

李白与佛教徒有过比较广泛、比较深切的交往。见于《李白全集》中与他往来的僧人就有僧伽、僧晏、僧崖、僧朝美、僧行融、仲濬、国莹等十多人。他与僧人们在一起，固然也赋诗作文，然而更多的则是谈幽论玄，向他们学习佛学知识。《僧伽歌》:“真僧法号号僧伽，有时与我论三车，问言诵咒几千遍，口道恒河沙复沙。……嗟予落泊江久，罕遇真僧说空有。 一言忏尽波罗夷，再礼浑除犯轻垢。”李白不只听论佛法，还向僧人学禅。《赠僧崖公》：“昔在朗陵东，学禅白眉空。大地了镜彻，回旋寄轮风。揽彼造化力，持为我神通。晚谒泰山君，亲见日没云。中夜卧山月，拂衣逃人群。授余金仙道，旷劫未始闻。冥机发天光，独朗谢垢氛。虚舟不系物，观化游江濆。江濆遇同声，道崖乃僧英。说法动海岳，游方化公卿。手秉玉麈尾，如登白楼亭。微言注百川，亹亹信可听。一风鼓群有，万籁各自鸣。启闭八窗牖，托宿掣电霆。自言历天台，搏壁蹑翠屏。凌兢石桥去，恍惚入青冥。昔往今来归，绝景无不经。何日更携手，乘杯向蓬瀛。”诗中叙述了他三度学禅的经过和体会。白眉空、太山君、道崖三人让他领略了禅学的三昧。李白学禅，不仅仅是理论，还兼有实践。他经常象佛教徒一样，虔诚地打坐参禅，“我寻青莲宇，独往谢城阙。霜清东林钟，水白虎溪月。天香生虚空，天乐鸣不歇。宴坐寂不动，大千入毫发。湛然冥真心，旷劫断出没。”（《庐山东林寺夜怀》）“远公爱康乐，为我开禅关。萧然松石下，何异清凉山。花将色不染，水与心俱闲。一坐度小劫，观空天地间。”（《同族侄评事黯游昌禅师山池》）于此可见，李白之于佛教，并不是出于好奇，偶然涉足，也不是为了应酬或追求时髦而故作姿态，而是象他修仙学道一样，是出自真诚的热爱，而进行过认真的学习、深入的探讨。

佛教对李白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宋代葛立方在《韵语阳秋》中说：“李白跌宕不羁，钟情于花酒风月则有矣，而肯自缚于枯禅，则知淡泊之味贤于啖炙远矣。白始学于白眉空，得‘大地了镜彻，回旋寄轮风’之旨;中谒太山君，得‘冥机发天光，独照谢世氛’之旨：晚见道崖，则此心豁然，更无疑滞矣。所谓‘启开七窗牖，托宿掣电形’是也。后又有谈玄之作云：‘茫茫大梦中，惟我独先觉。腾转风火来，假合作容貌。……郎悟前后际，始知金仙妙。’则所得于佛氏者益远矣。”这里正确地指出了佛教对李白的世界观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众所周知，佛教对世界的看法不同于道教，也不同于儒家。儒道两家虽则有各不相同的暂学，但是，在关于现存世界的真实性和确定性的问题上，他们都不曾提出过怀疑。而佛教却不同，它认为现存世界是不真实、不肯定的，即所谓“四大皆空”。他们认为，世界存显的一切事物，只是一种“假合”而已。李白的世界观本来是游移于儒道之间的，而此时却皈依佛教了，

李白不仅信奉过佛教哲学，而且对佛教的功德给予过极高的评价。他在《崇明寺佛顶尊胜陀罗尼幢颂序》中写到：“共工不触山，娲皇不补天；其洪波汩汩流，伯禹不治水，万人其鱼乎！礼乐大坏，仲尼不作，王道其昏乎！而有功包阴阳，力掩造化，首出众圣，卓称大雄。彼三者之不足征矣！粤有我西方金仙之垂范，觉旷劫之大梦，碎群愚之重昏；寂然不动，湛而常存。使苦海静滔天之波，疑山灭炎昆之火，囊括天地，置之清凉。日月或坠，神通自在，不其伟欤！”这里，李白通过比较，认为佛的功德要处在女娲、大禹和孔丘之上，这种说法无疑是对儒家的背叛而形同佛教徒了。

随着世界观的转变，李白的人生观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李白生平有两大心愿： 一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匡时济世，建功立业； 一是“安得生羽毛，千春卧蓬阙”，（《天台晓望》），白日飞升，肉体成仙。服膺佛教学说之后，他的人生追求与从前判若两人。“海英岳灵，诞彼开士。了身皆空，观月在水。如薪传火，朗彻生死；如云开天，廓然万里。寂灭为乐，江海而闲。逆旅形内，虚舟世间。邈彼昆阆，谁云可攀！”（《鲁郡和尚赞》）这里虽然赞的是鲁郡和尚，但也表明了自己的世界观。一切皆空，神仙他不作了。“穷通与修短，造化夙所禀。一樽齐死生，万事固难审。”（《月下独酌》）“贾谊三年谪，班超万里侯。何如牵白犊，饮水对清流。”（《田园言怀》）他相信了宿命论，也厌倦了仕途奔波，连功名都置之不顾了，倒是对禅兴趣浓烈，无法释怀：“灭除昏疑尽，领略入精要。澄虑观此身，因得通寂照。郎悟前后际，始知金仙妙。幸逢禅居人，酌玉坐相召。彼我俱若丧，云山岂殊调。清风生虚空，明月见谈笑。怡然青莲宫，永愿恣游眺。”（《与元丹丘方城寺读玄作》）诗中生动地叙述了坐禅给他带来的身心变化和乐趣。他还写到： “授余金仙道，旷劫未始闻。冥机发天光，独朗谢垢氛。”（《赠僧崖公》）“翛然金园赏，远近含晴光。楼台成海气，草木皆天香。忽逢青云士，共解丹霞裳。水退池上热，风生松下凉。吞讨破万象，搴窥临众芳。而我遗有漏，与君用无方。心垢都已灭，永言题禅房。”（《《安州般若寺水阁纳凉，喜遇薛员外乂》）诗中说自已操持佛家的修行方法，结果凡心荡涤殆尽，视世俗观念为“垢尘”而抛弃了。李白甚至认为自己的归宿将是佛门：“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马何须问，金粟如来是后身。”（《答湖州迦叶司马问白是何人》）李白这里说，金粟如来是自己的后身，那么，金粟如来何许人也？清·王琦注引《五色线》:“净名经义钞:梵语维摩诘，此云静名，般提之子，母名离垢，妻名金机，男名善思，女名月上。过去成佛，号曰金粟如来。”《佛教大辞典》：“金粟如来：过去佛之名，指维摩居士之前身。古来即盛传此说。或谓出自发迹经、思惟三昧经，而此二经均无汉译本，亦不见载于经录。净名玄论卷二（大三八·八六六中）：‘复有人释云：“净名、文殊皆往古如来，现为菩萨。如首楞严云：文殊为龙种尊佛；发迹经云：净名即金粟如来。”’隋吉藏维摩经义疏卷一（大三八·九一五上）：‘有人言：文殊师利本是龙种上尊佛，净名即是金粟如来。”李白说：“金粟如来是后身”意思是说，自己将会成佛，也就是说，他认为自己来生是佛门人物。于此可见佛教对李白思想影响之深。

赵朴初先生说：“般若和禅宗的思想影响了陶渊明、王维、白居易、王安石、苏轼等大文学家的诗歌创作。”（《佛教与中国文化》）佛教同样也影响到李白的文学创作。佛教之所以能够影响到文学创作，这不仅是由于佛教文化可以渗透到文学中去，而且还因为诗与禅的方法有相通之处，袁行霈先生说；“诗和禅都需要敏锐的内心体验，都重启示和象喻，都追求言外之意，这又使它们有了互相沟通的可能，禅宗在唐代确立以后，就在诗人中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们谈禅、参禅，诗中有意无意地表现了禅理、禅趣，”（《文史知识》）1986年第10期第18页）李白正是如此，他学佛参禅，写下了大量的表现禅理禅趣、涉及佛事的诗文。见于《李白全集》的直接涉及及佛事禅理的诗文就不下四十首（篇），这就已经是个不小的数目了，而末直接谈禅论佛，只是在言外之意中流露出禅味的作品，亦有相当数量。如《日夕山中忽然有怀》、《白鹭鸶》等诗就表现出浓厚的禅理禅趣。《白鹭鸶》诗云：“白鹭下秋水，孤飞如坠霜。心闲且未去，独立沙洲旁。”这首诗字面上是写物，面其实质则是写人。诗中的白鹭鸶不过是作者内在精神的外射，那个洁净、恬静、安闲的形象，正是作者本人。这种表现方法与禅相同。禅宗认为，佛法的“真如”（直理）无法用抽象思维的形式来表达，所以，他们就常常用种种象喻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想法。其次，诗的意境所表现的正是禅家的精神世界，禅家要求，对待一切事物都应“对境无心”、“无住为本”，亦即摒除思虑，切忌执著，随缘任运，以空明为心。诗中的白鹭鸶亦复如此。它为什么要来到沙洲旁呢?是为了寻求伴侣、觅食鱼虾?不是，是为了戏水赏景、栖息歇宿吗？也不是。它为什么不飞去呢?是贪恋美景、厌倦飞行吗?不是。难道它不怕猛禽恶人加害于己吗?也无这样的考虑。它的行藏只是“心闲”而已。对境无心，随缘任运，这就是 《白鹭鸶》的意蕴。显然，其禅味十足。

此外，佛教对李白诗歌的风格也带来了极大的影响。袁行霈先生说：“诗赋予禅的不过见一种形式而已，神赋予诗的却是内省功夫，以及由内省带来的理趣；中国诗歌原有的冲和淡泊的艺术风格也因之占据了更重要的地位。”（《禅与诗》）这一点在李白身上也可以得到印证。他的诗歌的风格基调是豪放热烈、清新自然，如：《行路难》、 《蜀道难》、《庐山谣寄卢御虚舟》、《访戴天山道士不遇》、《清溪行》等诗，很能表现出这种风格。可是，学禅之后，他的风格出现了新的变化。如《阳春曲》，“芣苡生前径，含桃落小园。春心自摇荡，百舌更多言。”这首诗虽也是咏物之作，但是其中没有作者的追求，没有感情，只是静观地显现了大自然随缘运化、和谐静谧情景。 还有《白鹭鸶》等诗都有这种冷泊幽邃的风格。这些诗的风格虽然与他的某些山水田园 诗如《清溪行》、《晓晴》、《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等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是，二者的实质却大相径庭。田园山水诗的冲和淡泊风格是出自大自然固有的宁静和作者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其中体现了作者对大自然的喜爱，是感情的产物；而禅味诗的风格却是冷漠，它出自禅的角度的对自然运化的静观，是哲理的风格显现，是禅神的产物。至于李白一些直接谈禅说理的诗的风格所受到的禅的影响，那更是不言而喻的 。

李白的学佛与他的修道一样，未能贯彻到他一生的始终。就他的一生而言，佛教思想也不算是他头脑中起主导作用的东两，而且，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李白又放弃了道佛二教，同归到儒家行列里去了。他在《临终诗》里写道：“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 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左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诗中既以大鹏自况，又以孔子自居。但是，他毕竟学习过佛教， 一度信仰过佛教。佛教在他的思想行为和诗文创作中，都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原载：《庆阳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