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阳师专的古代汉语教师（三）

连登岗

   在前两篇文章里，我们介绍了翟惠林、张耀民、刘瑞明三位老先生，现在来自我介绍。

连登岗，1986年从庆阳一中调入庆阳师专中文系，1987年初开始带古代汉语，一直到2001年调离。我的专业主要是古代汉语，而在学生的印象中，似乎不是这样。有位1996年毕业的校友写到：“教我们先秦文学的连登岗老师，年非高也却是两鬓斑白，讲起诸子来慢声细语，演周易、推八卦，浑身散漫着纵横家的健谈，法家的凌厉，儒家的博雅和道家的风神，着实让大家震撼。”还有一位校友在陇东学院建校40周年大会上讲：“连登岗老师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给我们讲老子、讲庄子，让我突然间有了扶摇直上八万里的豪迈，让我喜欢上了道家哲学，而现在运用道家哲学的智慧来经营和管理企业，对我的帮助非常大，艾比森的名字也源于此。”我在庆阳师专只带过一届先秦文学，对学生有这样大的影响，实出意料。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是我的夙愿，文学也好，汉语也罢，它们只是蹄和筌，而真正应该得到的是兔和鱼。所以我的课，专业界限不是十分清晰。这种做法，来自我的学养。还在上小学时，在二哥连登岩创造的条件和影响下，我就开始读文言文了，上大学之前，已经阅读了比较多的古代文史书籍。1984年，读本科时写过《〈道德经〉与气功学》，投稿《世界宗教研究》，任继愈先生审了这个稿子，亲笔写下审稿意见，给作者的努力予以肯定。遗憾的是笔者看到这个审稿意见是在三十年之后。2015年在网上发现，任先生的这个审稿意见和我当时写给任先生的信，作为文物拍卖。这时，任先生已经去世6年，而我离开原来的研究已经20多年了。在调入庆阳师专之前，我撰写了《论气功在中国古代哲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此稿于1986年经陈来先生（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现任清华国学研究院院长）审阅，推荐为“首届全国中青年哲学工作者最新成果交流会”（1986，黄山）交流论文，并给我写信，讨论文稿的修改问题。此文后来发表于《中国哲学研究史》1987年第3期。据说包遵信（当时在社科院思想史研究室）看到这篇文章之后，很惊奇，说，想不到庆阳师专还有人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其实，早在1978年考入高校之前，我就撰写过一篇更为重要的文章，是研究社会主义及当时的中国国家性质的（这是我研读马列十年并以之思考现实问题的结果）。1979年面呈来师专讲学的陕西省社科院霍力攻先生，霍先生把这篇文章带回去给他们的院长看了，院长也很吃惊，不相信这是一个学生写的。后来托朱伯诚老师带话给笔者，表示：1.文章意义重大，但不适宜发表。2.建议笔者研究一些别的问题，不要再研究如此重大的问题了。3.陕西省社科院以后有学术活动，可以邀请笔者参加。4.建议学校将笔者留校。后来，校未留成，也未接到陕西社科院的邀请。唯一实现的是笔者科研的转向，从此之后，再极少研究政治问题了。从1980年开始，转向气功的习练与研究，于是有了一系列气功文化的研究文章问世。

我教古代汉语是闫果知老师定下的。调入庆阳师专，我本来想带文学方面的课，例如古代文学、文艺理论、外国文学都行。可闫老师说，带古代汉语的两位老师年龄都不小了，新分配来的年青老师又无人愿意接手古代汉语，让我先带着，以后有机会再调整。闫果知是我的老师，又是我调入的主要接收者，还是系领导，他的决定，我不能不服从。就这样一言定终身，古汉语一带就是三十年，直到2017年走下讲坛。

在庆阳师专，我教了15年古代汉语，还兼过庆阳师专自考班和庆阳电大的古汉语课，教材用过王力本、郭锡良本、许嘉璐本、余行达刘瑞明本、朱振家本、周本淳本等多种，但用的最多的还是王力的《古代汉语》。调入庆阳师专之前，我只教过三年初中语文，对古汉语没有专门的研究。到了庆阳师专，接受古代汉语教课任务之后，系上给我安排了一学期的备课时间，我就把准备上的课从头至尾细过了一遍，要讲的课文，也都笔译了一遍。还阅读了周秉钧的《古汉语纲要》、蒋礼鸿的《古代汉语通论》，这是与王力古汉语不同的另外两种系统。再往后的年月里，不断地购进、阅读古汉语与其他书籍来补充自己。我教古汉语的路子，是学习北大郭锡良、唐作藩、何九盈、蒋绍愚几位先生教中央电大的路子。至于教学效果，没有看到学生公开的反映。其他方面的反映倒有一些。就在我刚上了一年古汉语之后，庆阳电大教导主任就来找我给他们带古汉语，说是慕名前来，听说我古代汉语教得如何如何好等等，这些当面讲的话当不得真，毕竟中国人大半都很会说话，特别是他们有求于你的时候。但也有一位我带过班，且带过课的学生，在毕业二十年之后，对我说，连老师，你肚子里有货，但是倒不出来，表达能力不怎么行。听了他的话，我有些愕然，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会有人对我做出这样的评价。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学校进行过中青年教师讲课评比，由教务处组织，教育学专家领衔，各系分管教学的领导参加，挨个听课，进行打分，最后取分数最高的四位教师，进行公开示范教学。我是进入前四名的，另外三位是数学系的王汝发、生物系的蔡灵仓和物理系的黎忠恒（是否黎中恒，记得不大清楚）。用今天的水准来看，他们的教学水平可以上电视演示。按照预先的规定，我也应进行公开教学，可教务处负责此项工作的领导，未让我公开教学，理由是我讲课用的不是普通话。当时，我有些纳闷，这是不是穿小鞋呀？后来想通了，公开教学带有示范性，不能与规范的汉语用语背道而驰，这位领导坚持原则，做的是对的。我曾给教育系的自考班上过大学语文，听课的多是成年人，讲课可以放得开一些，于是某些课讲得把学生带到课文设置的场景中去了，喜怒哀乐随着课文情节而起伏，神态情志随着讲解而变动，课堂上出现过唏嘘、叹息、泣涕，气氛近似剧场。学生们把我讲课的情形给他们的系领导说了，这位领导说:我就不信，连登岗讲课能有多好！后来这位领导听了我的公开课，向我竖起了大拇指，给我打了高分。当然，也有走麦城的时候，那是给自考班讲秘书学。因为以前干过几年秘书工作，所以中文系开办自考文秘班之后，我是第一个带秘书学的。后来自考班收归学校去办，依然聘请我教秘书学。有一年，三个班合上，一百多号人，在阶梯教室。尽管我的讲课很卖力，可是下面的学生，有的窃窃私语，有的扯来逗去，有的随意出入，伏案酣睡的已经是好的了，因为他不干扰别人。搞得愿意学的同学无法听，我也讲不下了，于是，只好动用雷霆之怒，用镇压来维持教学秩序，这对于一名教师来说，是最失败的了。从此，我再也不给自考班上课了，给再多的钱也不干，毕竟，有些东西不是金钱能够补偿的。

调到庆阳师专任教，可以在高校的平台上施展平生所学，实现人生价值，自然是很惬意的，更令我开心的是有了较多的时间，开展自己喜欢的研究。当时醉心于以气功为核心的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从1984年到1994年，在《中国哲学史研究》、《炁理》、《气功》、《气功与科学》、《庆阳师专学报》等多种杂志上发表文章10多篇，重要的有：《关于老子的“道”的本质属性的探讨》、《论气功在中国古代哲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气功与古代文学》、《气功是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一门独特技术》、《试论气功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作用》（一、二、三）、《人体通电术的科学原理刍议》、《人体科学与气功文学》等。1988年，应严春友（张岱年的博士生，现为北京师大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之约，写过《我国先秦典籍中的全息思想》（后来发表于《庆阳师专学报》）。这些文章都具有开创性，本来打算建立一门新的学科，后来因为这种研究毕竟离所从事的专业远了一些，再加上遇到了天花版，就不得不把研究范围收缩到古代汉语范围之内。最初，是刘瑞明教授力劝我把精力集中到古汉语研究上来。再就是赵逵夫老师的劝诫。赵老师在省科研奖励的申报材料中，看到了我的文章，他主张予以奖励，但评委们意见分歧，只好请示省上有关领导，领导指示，高校不宜提倡此类研究。赵老师来信告诉我，担心我花了气力，搞的研究最终得不到承认，到那时后悔也来不及了，劝我及早回归专业。我在师大读书的时候，赵老师正在读研究生，互不相识。到了九十年代，赵老师已经名满天下了。他竟能主动给一位不相识的基层学者写信，廓清迷雾，指示方向。仁者情怀，长者之风，大师之度，感人至深。

刘瑞明教授给我的具体帮助要多一些，他主动把我放在家中桌子上的文稿《〈古代汉语〉词与注释商榷》拿到《庆阳师专学报》发表，时在1990年，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古汉语专业论文。他还让我去研究《太平经》中的词语。王明的《太平经合校》是在学校决定撤销各系图书资料室，处理图书时买下的，大概花了不到2元钱。本来打算研究其中的道教修炼方法的，可是刘老师告诉我，《太平经》中有许多特殊的词语，没有多少人研究，让我去搞。我花了几年功夫，翻阅无数次，抄录撰写，积稿盈尺，后来仅整理发表了七八篇文章，有的刊登于《中国语文》，有的刊登与《宗教学研究》。现在研究中古词汇的，研究道教词汇的，还常常提到我那几篇文章。刘教授还帮我购买图书，我的《汉语大词典》不配套，他从平凉购得数部，老远的背回来帮我补齐。我撰写《汉字理论与实践》时，他在北京发现了苏培成先生的《现代汉字学纲要》，就买下带给我。《汉字理论与实践》出版后，他又撰文在报上推介。

一旦回归专业，当时出成果颇感容易。1991年就有短文上了《中国语文》，1994年文章上了《古汉语研究》、《辞书研究》。此后又陆续在《中国语文》、《古汉语研究》、《辞书研究》、《人文杂志》、《兰州大学学报》（增刊）、《西北师大学报》（增刊）、《甘肃高师学报》、《庆阳师专学报》等刊物发表文章。在2001年调离庆阳师专之前，共发表各种论文50多篇，内容有语言、文学、哲学、教育、民俗学和人体通电术。发表诗词约50首。参编《陇东老区教育史》、《古代汉语》，出版了《汉字理论与实践》。

参编《陇东老区教育史》，是在进入庆阳师专之前。《陇东老区教育史》的编写工作是在甘肃省教育厅和庆阳行署的领导下，在陕甘宁边区教育史编审委员会、甘肃省教育资料编辑委员会的指导下进行的。此项工作启动于1984年，原定庆阳师专历史系副教授李仲立（1987年晋升为教授）任主编，庆阳行署教育处长董清治任副主编，撰稿人员有李仲立、董清治、党国英、马洪滨。1985年，编写组决定给教育史增加教育人物传略，人手不够，临时借调我去帮忙。后来党国英（现为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要考研，让我帮他写稿，这样，我就介入了《陇东老区教育史》的撰稿工作。1986年审稿会上，邓品珊厅长听了我的发言后，指定我为正式撰稿人员，参与书稿修改，最后该书中的《陇东中学》和《社会教育》两章成于我手。该书1988年由甘肃省教育出版社出版，1990年获甘肃省教委颁发的“甘肃省高校1979-1998年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我也与有荣焉。

参编《古代汉语》（易国杰教授任主编）是1998年至2000年之间的事。1997年，全国师范高等专科教育研究会和高等教育出版社，组织编写一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文科教材。编写人员从全国选拔。《古代汉语》的编写者共十人，我有幸入选，编写了其中文字部分的正文与附录。此书于2000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至今仍在发行。由于我在2001年调离，这本教材没有在庆阳师专使用过。

《汉字理论与实践》是在我的《汉字学》（特设必修课）讲义的基础上整理成书。开设文字学课的缘由有这样几点：第一、教学的需要。担任古汉语教学任务以后，我一边教，一边学，教学互促，不断提高。不久，我认识到，要教好古代汉语，仅有现代人建立的古代汉语体系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还需具备传统古代汉语（古人称为“小学”）的学科知识，即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在教学中应用这些知识之余，我想到，应该把这些知识教给学生。第二、郭晋熙老师教课的启示。1979年，在师专读书时，听过郭先生讲的《逍遥游》、《文心雕龙》的某些篇章。1982年，在师大读书时，上过郭先生的选修课“二南臆测”，那是研究《诗经》的，后来出了专著。在郭先生的课上，得到的不只是他的“鱼”，更重要的是他捕鱼的方法，其中他对文字学的应用，使我大开眼界，如，车（che），舍也。车（ju），居也。这种把字音与字义联系起来的方法是我以前不知晓的。后来在教学中，常常回忆起郭先生的讲课。尽管自己也常把《说文解字》的知识用于教学，但文字学，作为一门科学，究竟是怎么样的，我想对它有系统的了解。在1995年，我萌生了开设文字学的想法，经过一年的准备，于1996年报请开设了文字学，1998年应教学改革之需，文字学设为必修选修课，这在师专层次，是不多见的。在备课过程中，本想用别人的教材，可是遍访图书，没有找到一本满意的，既然如此，何不自己动手写一本出来？（地处偏僻，孤陋寡闻，当时不知道已经有了裘锡圭先生的《文字学概要》，否则，我恐怕就不会自己写了。）从1996年到2000年，经过五个寒暑，我的文字学著作，终于出版了，书名叫《汉字理论与实践》，甘肃教育出版社2000年4月出版。这本书在文字学理论探索和体系方面，还是有特色的。但其中最大的毛病是限于印刷中的文字处理技术，书中的古文字和一些当时的字库中没有的文字，都是我反写在硫酸纸上反印的，由于我书写技术低劣，导致书中印制的古文字字形特别难看。再就是因为是自费出版，该书流行不广，知者不多。

然而，这本书及其撰写，还是收益不少。第一、它为我以后20年的汉字学研究奠定了基础。我后来继续主攻文字学，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文字学文章40多篇，它是理论基础之一。第二、它帮助我进入了汉字学研究队伍。2000年，我到过北京，带着《汉字理论与实践》，打算向专家们请益，去后，才知道专家们是不坐班的，平常在家中，于是我就把自己的书给北大、北师大著名的古汉语专家的信箱，每人塞了一本。后来收到裘锡圭先生、何九盈先生的回信，都很客气。2001年年底，我收到了一封来自教育部语用所的信函，要求写一篇论文摘要，以便供“《规范汉字表》系列研究会”选拔参会人员用。信是语用所研究员张书岩老师寄来的。我照办了，被选拔参加了2002年举办的“《规范汉字表》系列研究会”。这个会是高层次的，与会专家都是知名学者。我是籍籍无名之辈，这样的会怎么会找到我呢？后来拜问张书岩老师得知，是北师大的李运富教授推荐的。当时我与李运富素昧平生，他推荐我，是因为看到了《汉字理论与实践》。第三、《汉字理论与实践》为《基础汉字学教程》奠定了基础，2009年，中央电大的吴鸿清教授，给我发了电子邮件，邀我为中央电大撰写汉字学教材，在他的领导下，我撰写了《基础汉字学教程》，2011年由中央电大出版社出版，作为他们的教材使用至今，发行超过10万册。我当时敢接受这个任务，是因为有《汉字理论与实践》垫底。第四、这本书也是我评教授的主要支撑材料。

我的三个职称都是在庆阳师专时评定的。1987年开始了常规性的职称评定工作，我当时的高教教龄不满一年，本科毕业也只三年，根据资历，系领导打算聘我为助教，我也很无奈。刘瑞明教授来到我家，把我发表的8篇文章拿到主持工作的副校长杨玉周处，建议破格。杨校长听从了刘教授的建议，经过会议研究，于1988年破格任用我为讲师。1994年晋升副教授。2000年晋升为教授。在我高职晋升的过程中，郭晋熙老师、吴福熙老师还有陕师大几位教授都给我的论文很高的评价。我晋升教授，省上的高评会，是在赵逵夫老师的主持下通过的。一路走来，摸爬滚打，东西隳突，不敢少事安逸，有幸遇到了许许多多的好人提携助力，才走到了今天。

我的古汉语教学与研究，在庆阳师专打完了上半场，在第二个千禧年开始之后，我转移到了南通师范学院（今南通大学），开始了古汉语教学与研究的下半场，2017年退出讲台，但探求仍在继续。

长江后浪催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我还在庆阳师专时，年青的齐社祥、王天霞已经走上古汉语讲台，我走后，学友刘敬林从合水一中调入庆阳师专，从事古汉语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他们的研究和教学都有卓越的贡献，只是一则他们的活动已经进入陇东学院时期，超出了本文的时间界限，二则他们来日方常，精彩的历史正在书写，三则他们个个都是茂才，需要时，自己会写的，我就不多事了。

本文就此打住，谢谢读者，浪费你们宝贵的时间了！

2022年5月22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