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但它始终见证着山两边百姓的生命活力和无数代的人员与商品往来。

昔时，先人们到柘皋、巢县，都是步行，经北山口一天来回。有汽车后，直到九十年代，阚集一带的人到巢湖，也常到清涧乘车上下。两边各集镇的逢集日，村民都记得清楚。赶集时山道上行人不断。山东边过来的人，多是贩瓜卖桃、罟鱼、杆泥鳅的；山西人过去，不少是买菜种、逮小鸡、捉小猪的。平日里，青石板上也少不了挎篮子走亲戚、挑着货郎担做小买卖，以及炸米泡子、箍桶、补锅的。记得十一二岁那年，听说山东那边猪价稍高，我随父亲天不亮出门，避着食品组去“七十涧”（清涧）赶集卖猪。猪通人性，似乎知道自己的命运，一路东突西窜、老想往回跑。清石板上，猪滑人急，步步趔趄，在山口走了一个上午。猪卖给一位叫王少宏的人。过秤时，见两年多来跟放的“伙伴”，被几个陌生壮汉粗暴地按住四蹄、捆绑钩在抬秤上，绝望地嚎叫，我心里泛起无名的伤感，都不忍心再看它一眼。

此山口，走过各色人等，目睹几多农民踏过石阶，到柘皋、巢县、芜湖、南京，乃至更远的地方发展。阚家蓂的祖父阚容甫，清时曾任寿光知县，也往巢县方向买田置业，据说柘皋有半边街都是他家的。此地有老话：老康（指阚容甫）家的牲口不栓绳，啃到柘皋都是他家田。可见家业之大。后来他家与李鸿章家族为肥巢交界处一山场产权打官司，据说使的钱驮坏了几头牲口，终未打赢，伤了元气。

（2012年从北山口东望。青石板已不见。远处依稀可见清涧以西的山脚水库）

北山口也连接着我的血脉。笔者曾祖母的娘家，就在巢县清涧附近一个叫“山东茆子”的村庄，为此我的曾祖父常来往此山口。曾祖父在清末民初是东乡一带有名望的“绅士”，方圆十几里乡村的一些争讼，不去官府，而是抬轿子请他去裁断。他还是一位力大无穷的巨人，据说身高接近梁斗、进大门要弯腰。曾祖父一百多年前曾在清涧跟人打赌，十几里山路不歇担、也不换肩，从清涧挑280斤柴一口气翻越北山口到阚集，赢了200个欢团，至今在山两边高龄老人口中还传为奇谈。有人说称那担柴用的是老秤，果如此，更是不得了。这样重的担子，我七十年代只见过村里最壮实的锦标伯挑过。他在众人注视喝彩下，咙劲挑起2个叠放一头、共4个“皮”稻箩堆尖装的稻谷，约莫400斤，颈筋暴起胀红了脸，在场地上走了两圈。那还是平地啊。

山边人惊人的体格、耐力和力量，还体现在九十年代之前的“砍山”时。每年秋分一过，北山口两旁的山里，即上演一场史诗般的砍山壮举。砍山之苦，远超别地的“双抢”，是江淮分水岭一带靠山农民不可思议的生命乐章。除高龄老人和七岁以下婴幼儿外，几乎所有的人在这头十天里，都要带上烀山芋和水作中饭，到山上砍草、来回挑草。为了节省时间，一个青壮年的草担子往往刹得很大，高过顶、拖到地，重的有一百七八十斤，一路俯仰负重爬坡。他们用顽强的求生本能、以体力的极限换来维持生存的最基本材料---山里的茅草，此地称“荒草”。那是他们一年里唯一依靠的燃料啊！少量富余的草冬时可悄悄挑到集上卖。这种黄中带红的荒草好点火、热值高、灰少，又比穰草麦秸经烧，所以下路村庄集镇的人过年时往往花上3块半钱买上一担来烧。卖草的钱，换取农具、煤油、盐和孩子学费，是农民极有限的额外收入之一。生存的重压造就了他们的体力。就在不久前，挑百十斤担子走上几里路的汉子在乡村比比皆是。在城镇化的今天，这样的人已很少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