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期古代中国的云贵高原有一个古滇王国，存在时间大约有500年左右,域内的主体民族为滇族。数百年间滇族人民通过自己的社会实践,并部分接受了外来文化的影响,创造出了一种独具地方和民族特色的文化——滇文化，它的核心内容就是滇青铜文化。新中国建立后，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一系列滇国墓葬被发现,超过一万件的铸造精美、装饰纹样丰富、题材造型生动的滇国青铜器出土,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诠释了滇文化的真谛。从战国到西汉短短的几百年间，滇人用高超的技艺为我们留下了一段雄奇瑰丽的青铜史诗，这些青铜器所携带的大量的远古信息，既是严肃的研究课题，也是令人着迷的艺术瑰宝。

云南古滇青铜文化中的贮贝器出现于战国末期,到西汉中期达到鼎盛,消亡于东汉初期。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出土30多件特殊的青铜器，里面往往盛放贝壳。此类青铜器在我国其他地区都极为罕见，因此，云南考古学界给它们定名为“贮贝器”。顾名思义，就是贮藏贝壳的器具。贮贝器是古代滇池地区社会历史画卷的缩影,其制作工艺集青铜文化之大成,显示了极高的水平。贮贝器与铜鼓一样,同为“国之重器”,是财富、权力与地位的象征,只能为滇王及贵族所拥有。由于贮贝器并不具有全民性、普遍性和商品性,自然也就失去了生命力,最终在中原文化的冲击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随着滇国的灭亡而衰落了。

贮贝器的器身多为筒形，腰部微收，底部有四足，华彩乐章集中于器盖之上。这件贮贝器器盖上有六头公牛环绕着一头领袖牛，桶身以虎做耳，这种虎与牛共存的场面，没有一丝一毫的血腥气氛，牛的温良中透出高傲，貌似凶残的老虎，由于对牛的可望而不可及而露出了一份无奈。古滇青铜器中凡是虎牛共存的场面都带有一种难以言状的苍凉色彩。滇人的艺术审美风格真是很独特，驯良与凶残的较量到底孰胜孰负？他们是怎么看待这种生死对立的？值得我们细细地品味。

这尊青铜鎏金骑士四牛盖铜贮贝器出土于云南晋宁石寨山，现存云南省博物馆。高贵典雅的鎏金骑士被四头雄姿勃勃、傲视一切的公牛所围绕，雄性的特征被十分生动地点染出来，那条老根仿佛随着公牛的血脉喷张而颤动，体现了古滇的狂野与神秘以及对生命的崇拜，令人非常着迷。史前的生殖崇拜到了古滇青铜时代仍然延续着自己的力量，希望生命更强劲。现代人越活越脆弱，精神世界也越发支离破碎，所以看到这种本源的艺术表现就像打了强心针一样振奋，几乎使我们匍匐在地，从内心中发出对远古的呼唤。

芦笙是云南少数民族喜爱的乐器，这只芦笙的顶部站立了一头公牛，青铜的锈色并未笼罩它的全身，硕大的犄角上仍有金色透露出来。在以牛为题材的古滇青铜中，牛总是处于高高在上、俯视一切的位置，而不是勤勤恳恳、低头耕作的姿态。显然牛在古滇人的心目中，不仅仅是财富的象征，一定还具有更为神圣的宗教意味。

蜀与滇都是我国西南地区的古老民族，它们的青铜文化都十分发达，虽然风格迥异，但都携带了大量的远古信息。这些青铜器与古蜀、古滇的巫师们有着哪些关系？它们反映出礼器、巫师在各自社会中的地位、功能这类社会结构关系方面的信息，该如何去解读？对于这些问题的兴趣，已不仅仅局限于专家研究的范围，有越来越多的非专业人士被它们所吸引。奥运会期间在首都博物馆展出的《长江文明展》，是首都博物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与长江沿线十四家博物馆合作共同向北京奥运盛典献上的一份厚礼，它向我们简要地展示了一条长江文明的脉络，那些从各博物馆调集来的珍品，它们所具有的神秘与浪漫的色彩，吸引着人们流连在它们的身旁。展厅中一位手持速写本的老者，一边观赏，一边在本子上寥寥数笔便勾勒出它们的风采。长江，这条中国的第一大河，是大自然从世界屋脊到太平洋之间划出的一条美丽连线，她和黄河共同哺育了中华民族，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和文化发祥地，是我们伟大祖国的母亲河。被母亲哺育出的异彩纷呈的长江文化，怎能不具有那源远流长的魂魄之美？长江流域古老民族创造的青铜文化犹如群星闪烁的夜空，异彩纷呈。巴蜀的神秘、古滇的淳朴、荆楚的浪漫、吴越的隽秀，都在一件件青铜器中凝聚成一种精神，一种文化，虽历经两千多年的岁月冲刷，却依旧气韵非凡、光彩夺目。它们所呈现出的天人合一、生机盎然、融会贯通、刚毅自强，散发出多元文化交织所形成的独特魅力，迸发出精神与力量碰撞下的激情。长江文明在青铜铸造技术和艺术造诣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创造出一个新的文化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