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我从小生长其中的城市，然而直到我年过半百之时，才开始对“......是怎么来的？”这一问题感兴趣，也许在这之前我根本就没能力回答这类终极问题，所以也没有认真想过。幼年时多次去过的周口店，在儿子与我幼时同年时又带他去过。当我再次面对周口店猿人的雕像，他似乎在对我说，北京从原始聚落周口店到最新的革命文物——人民英雄纪念碑之间，已经相继走过了五十万年的历史。

北京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不要扯得太远，还是从北京的新石器时期说起。

人类居住场所和生活方式明显受着环境的制约，在远古的蒙昧时期尤其如此。将环境演变的顺序与古人类居住遗址结合起来，便不难看出史前和历史初期人类居住场所的变化，这些变化向我们揭示出我们的先人是如何走出洞穴，由山区走向山前丘陵地带及山前的平原台地，最终走向平原的移动或称进化的轨迹。

北京地区位于华北大平原的西北边缘地带，它的西部、北部以太行山和燕山山脉为屏障，东南呈向渤海湾缓缓倾斜的平原。它很像半封闭的海湾，因而被形象地称为“北京湾”。北京平原在经过近代古地理环境的演变过程之后，冲击形成了三块台地：一块位于太行山山前，处在永定河与拒马河之间的台地，在北京的西南，它是北京平原三大台地中最小的一块，被称为房山—良乡台地；一块是位于军都山南，处在潮白河与永定河之间的台地，是三大台地中最大的一块，温榆河发育其上，称为昌平—北京台地；第三块位于燕山以南，潮白河往东的一块台地，泃河、错河发育其上，被称为杨各庄—平谷台地，这三块台地都位于山前，在这些台地之间发育了广阔的泛滥平原。考古发掘向我们展示，有着优越地理位置的北京小平原，从很早的时候起，先民们就在这里生息繁衍，创造了历史悠久的灿烂文化。北京在经过“新洞人”和“山顶洞人”的发展以后，大约在距今10000-4000年前进入了新石器时代。

在大约距今10000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早期，在西山清水河的东湖林二级阶地上存在着东湖林人的遗址；距今约8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早、中期，在平谷泃河北岸二级台地上存在着上宅遗址；而位于房山拒马河西岸台地上的镇江营遗址，存在于在距今7000-8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早、中期。不仅是新石器时期，就是其后的商周遗址，也都分布在二级台地或二级阶地上。我们的先人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土地来繁衍生息，他们又留下了怎样的足迹呢？先看看东胡林遗址吧！

东胡林遗址位于门头沟区东胡林村西，为距今10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初期的墓葬遗址。墓内为一名少女、两名男子三人合葬，考古学家认为，这种二男一女合葬的制度反映了氏族社会内家族组织的存在，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应是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期。

该氏族社会的墓葬文明程度反映了北京人类发展的初级阶段，与其生活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第四季末次冰期后，全新世初期，气候开始转暖，人们纷纷离开穴居的山洞，向近水源的山间及山间的平坦地面迁徙。附近的山地仍是采集、狩猎的场所，平坦开阔的黄土台面便于人们活动，也是较好的墓葬地。黄土阶地面既便利于人类生活取水与土地利用，又有利于抵御洪水的侵袭，反映了新石器时代初期人类开始向平原过渡的特点。

1966年4月初，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的同学实习时在北京门头沟区东胡林村西侧发现了一些人骨，随即通知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经过考古发掘，认定为是一处新石器早期遗址。遗址的南面，蜿蜒的清水河切过由侏罗纪火山碎屑岩系构成的侵蚀低山区，向东注入永定河，清水河河谷较窄，两侧分布着河漫滩和两级阶地。人骨与文化遗物均产于第二阶地上的次生黄土堆积里，它的时代应为全新世。

根据保存的三对完整的髌骨判断，墓葬中为两男一女。其中以女性个体保存的材料最多，可判断为一少女，而且文化遗物保存在原来的位置上，一串螺壳项链位于颈部，骨镯在腕部，河蚌制品置于胸前。螺壳项链由五十多枚小螺壳组成，专家鉴定这种螺壳属于生活在海滨的蜒螺，每个螺壳的顶部，均有磨成的小孔，穿系起来，可以想见当年戴在少女的脖子上一定很漂亮。位于腕部周围的七枚扁状骨管，系由牛的肋骨截断磨制而成，四长三短，从原排列位置观察，可能是长短相间，用绳索穿连为一副骨镯。河蚌饰品则已破损。

从文化遗物的性质，人骨上的一些特征看，要比现代人，甚至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人都较为原始，专家认为是比较早的遗存，但缺少文化遗物。因此，北京地区到底有没有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仍是一个未解的疑问。直到镇江营一期文化类型的发现，才为解决这一疑问提供了重要线索。

文明曙光初照下的北京人，已经有着这样精致的审美意识，并做出了这么美观的饰品，东胡林新石器时代墓葬的发现，对研究首都地区早期历史具有一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