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仍有令人忧心之处。那些焕发着古代文明与智慧之光的文物不会始终存在并时时展现在我们的眼前。抛开那些人为的破坏因素不说，出于对文物的保护，有些文物只能做为特展展出，展览一结束即被收起，何时能再见，就连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都不能肯定。另外，因为博物馆所必须执行的一些任务，以及换展甚至是撤展，有些文物也会见不到了。首博的城建展厅是常设展览中的重头，以考古实证的形式，向人们述说着北京城的由来与发展，是对北京通史的重要补充。然而这一花费巨资建造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在奥运前夕被撤展了，那些标示着燕都蓟城位置的陶井圈再也见不到了，这些陶井圈以文物的形式，对北京建城历史的开端这一重要的时间点进行了实证。斗拱，这一充分利用力学原理而又颇具美学成分的建筑构件，曾在展厅中被解析给人们看，使我们能从视觉的角度了解它、弄懂它。如今它们都不在了。城建展厅撤展那天，首都博物馆城建厅的志愿者全体到馆，把展览内容整个讲了一遍，以此做为对自己心爱展厅的告别。

面对这些遗憾，我们只能依靠手中的相机，将那些文物及时记录下来，昭示给后人。北京考古学家苏天钧先生，也以那种“固执孤旅，低首前行，从来未曾改变过方向”的精神，做着毫无商业性的基础工作，倾其精力编写了十五卷之浩的《北京考古集成》，将北京浩繁的历史文化史料，众多的历代古迹，异彩纷呈的文物，丰富多彩的民俗，以及有关北京考古的分散出版的著作和见于各种报刊的论文、文章编辑整理成一部类书，于2000年出版，供热爱北京、热衷于北京史研究的人们查阅翻检。著名历史地理考古学家侯仁之先生为这部书题写了书名。然而苏先生还有一个心愿，他希望将《集成》中涉及到的内容尽量图片化，以更加生动、直观地展示北京的历史，并希望我来做这件事情。

十几年来，我也积攒了不少自己拍摄的文物照片，基本上都离不开《集成》中的内容，因缘契合，看来这件事是非做不可了。遵照苏先生遗愿，从新石器到明清，选择了四百多件北京地区出土与传世的文物，大多数为在首都博物馆展出的展品。这些文物贯穿了三个主题：

第一是以文物实证来见证北京建城、建都的历史；第二是以文物来展现北京是在中原与东北、西北的民族融合与民族纷争中，地位日趋重要，逐步上升这一历史发展特点；第三是要用异彩纷呈又奢华富丽的文物展示北京历朝古都都城文化的特色。用文物讲述历史，用文物展现各历史时期的不同特色，就是这些图片想要起到的作用。

苏先生认为做这样的收集与整理工作是件功德之事，老一代文物考古工作者就担心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东西传不下去，他们希望更多的人见到它们，了解它们的历史及故事，为此他们不遗余力。他们中的很多人辛勤耕耘，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艰苦、孤独而又枯燥的文物与考古事业，在《北京考古集成》中我读到了这样一则事例：

考古学是揭示、研究遗存及其和时、空的关系，并据此探讨人与自然，以及人们所处社会关系的一种历史学科。资料是信息的载体。自调查拒马河先秦古文化遗存始，中经选择镇江营和塔照两遗址进行发掘，至结束遗址的发掘，共用了五年的时间；从整理、研究发掘资料，到编写报告，又费去了七年时光。作为这一研究项目的主持人，随着这拾贰年时光的流逝，从风华青年进入了深沉的中年。人生有多少拾贰年，人生能以旺盛精力工作的年代，又有几个拾贰年！用这么多的时间，完成这样一项研究，值吗？这本研究报告无疑很有价值，然而花费这么多精力写出的书，只是为后来的研究者砌的让他们登上的超越的台阶。研究者本人在书的后记中写道：“在发掘结束后的几年里，遗址破坏较为严重。由于当地盛产大理石，两遗址原有的采石沟不断扩大。现在镇江营遗址的西半部被切削至生土，塔照遗存已不复存在。”这位考古学者独此一家的对塔照遗址的研究，已死无对证了。这不仅未能使她流露哪怕一点点的暗暗欣喜，透过这不多的文字，见到的却是一位正派学者埋在内心深处的痛楚而无可奈何的情绪，正在向外汹涌地流淌出来。

把宝贵的青春都奉献出来，只完成了一项考古研究的竟然是一位女人。我默然，继之肃然起敬，我轻轻抚摸着书中她的名字，不知如何表达我的敬意。他们默默无闻所做的一切，归根结底，还是为后人“砌的让他们登上的超越的台阶”，而不是自己的纪念碑。这些大多处于“灯火阑珊处”的学者们，做出的成就令我们“暮然回首”，在惊叹与赞赏之后，令我们更加懂得学史、读史的意义，逐渐领会历史对于价值判断的影响，令我们建立起敬畏之心，学会不再孤立地看待问题，学会把自己放在一个坐标之中，鉴往知来，为现在的自己正确定位。 

满怀对中国博大精深文化的敬畏与对老一辈文物工作者的敬佩之情，跟着前辈们的脚步，也做一些文物宣传与保护工作，使我的生活更有意义。历史的延续也是生命的延续，我也希望能砌一节为后人“登上的超越的台阶”，为了那份深深的挚爱，让那些精美的文物始终留在我们身边，始终伴随着我们，让我们共同欣赏它们的美，读懂文物背后的故事，并记住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