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前221年，秦始皇第一次完成空前规模的统一，长江流域以南第一次被纳入了中国的版图。秦建立了一套统一的度量衡制度，使用统一的文字，“书同文，车同轨”，集天下富家商贾于咸阳（这一举措主要目的是让万民在地产财货上不受氏族地主的约束，而只受国家机构的管辖），在全国推行郡县制（由皇权的直接执行机构直接与经济基础联系），基本上永久性地废除了封建分封制度。这一切都由强大的武装力量保证实施。秦王赢政也自认为功过三皇五帝，而改称“王”为“始皇帝”。在此之前，“皇”与“帝” 更多的被用于描叙神话中的天帝。 

秦朝开始不久，大一统集权的社会结构（在以自给自足为生产方式、以农业为主要形式的经济基础之上建构皇权，中间由皇权执行机构保证联系）的粗轮廓已然具 备，但是由于许多的原因，这个社会没有真正充实起来。最主要的原因是整个经济基础经过数百年的战乱后没有很好的休养生息，便被过度的征用打乱，秦始皇抽调 数十万大军和百万民役在北方修筑和连接长城（在东周时，就有赵等国修筑了部分长城），还在都城咸阳附近建设巨大的宫殿群和陵墓。皇宫前殿阿房宫宽50丈，长500步， 上层可坐万人，下层可树五丈旗；关于秦陵，各方面的史料极丰，不再赘述。另外，从思想上来说，秦推崇法家思想，刚失去国家的各国子民本有怀旧念故之心，加 之以秦的严刑重罚而终生反叛之意，在思想上没有真正地服众，而得到万民的支持。最基本的两点被忽略，即便秦保持着相当整肃的政权机构，但灭亡之期也指日可 待了。 

当处于整个经济层面的万 民在经济上不能支持政权结构，甚至于不能自保时，思想上也逐渐脱离、不想支持高层建构时，整个社会结构便要岌岌可危了。之所以在秦始皇在世时，社会结构还 能够勉强维持和没有解体。最主要是他和一批优秀的战将、政治家、一支锐气尚在的军队之存在，以及由之而形成的强大威权，在起威慑作用。 

始皇之后，各地便迅速形成了各种名义的农民起义力量，很多都以恢复统一之前旧诸侯建制摇旗呐喊凝聚人心，尤其是“楚”（原楚地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潜在的最大威胁，这里号称“荆楚”，一方面民风彪悍，一方面地域复杂而广大，所以大秦的力量很难渗透）大旗之竖立，招致了大批武装力量和流民。我们看到汉建立之后，各地仍设立一定数量的诸侯，其苗头此时就已出现。在公元前206年左右，天下基本形成楚、汉争霸的格局，最终以刘邦的知贤用能、获取众多民间力量的支持而胜出。 

由于历史的原因，汉朝建立以后，社会结构以郡县与诸侯制度并行。在秦始皇时，没有让各个亡国民众心悦臣服，加之经济上普遍的相当贫困，紧张的社会关系使他 们有怀念旧国的倾向。在秦末各造反起义军中，有许多首领都有称候之意，早期韩信曾投于楚怀王麾下，在与项羽的关键一战中，韩信就曾以齐王之衔要挟刘邦。所 以，汉初之设立诸侯并非出自刘邦自愿，而更多是为了顺应尚未完全消除的“封建”格局和相应观念。 既便如此，汉时的“部分”诸候制度与周时仍有极大的不同，汉初，各诸侯国内有中央派出的“相”，执掌着相当的兵权和其他权力，同时向中央汇报情报，最主要 的原因是汉之中央直接拥有远大于诸侯的疆域与兵力。西周时，统治者以建立诸侯为稳定天下的最主要手段，这是封土建邦格局发展的最高峰，是夏以来朝代国家形 式的影响所致，为西周封建的建立提供了外形的参考；同时，农业成为社会的最主要生活模式，为封建的建立提供了经济层面的基础。所以，西周建立封建制度也是 历史作用的结果。这倒不是说汉初建立诸侯的做法逃出了历史的影响，只是汉的作为更多是权宜之计。在刘邦去世时，各最强异性诸侯王如韩信、彭越、英布等已被剪除殆尽。其余同姓诸侯也被日渐削除。至武帝时真正形成了一统集权的国家状态。 

汉初几代皇帝，注意与民休息，以清静无为的思想治国，当中没有太大的社会波折。 

其中，在吕后执政时期，她大力排斥、铲除刘姓王，而扶植吕姓家族势力，没有获得成功。最后，吕姓王在吕后驾崩后，被强大的社会舆论和反对力量迅速荡平。这一插曲只使得诸侯势力更加削减，而皇帝更加集权。 

在文帝、景帝时也出现过诸侯叛乱，但终没有成事，反而给中央以削夺诸侯国的口实。 

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历程，诸侯制度已不能适应历史潮流。从秦以后，大一统社会是中国一直和理想的社会结构形式，一直持续到1911年辛亥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