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

张岱是明末清初富有气节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因其一生书写而备受时人与后人的关注。从早年自称的“纨绔子弟"到晚年转向对于社会大变动表现出的严肃面目，张岱身上几乎凝结了晚明士大夫最为典型的心路历程，继而用以史明鉴、借史抒怀这种隐而不宣的表达方式来研治明史。本文从《石匮书》等文本出发具体考察张岱的著史情结所表现出来的深刻内容，进而展现晚明私家修史者的矛盾心态，以及在王朝更替之际对人生、历史的思考，以张岱为代表的“文化遗民"作为清初文化的基本撰写队伍，他们的观念和文化成果对于清初文化秩序的重建、文化格局的重构又起到了推动作用。具体来讲，本文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第一部分介绍张岱其人其史，讨论张岱如何在大动荡时期成为闪耀的文坛之星，又因生逢乱世，家道衰落，落得凄凉晚景。晚明的社会思潮、人文氛围造就了张岱的纨绔习气和名士风度，也刺激了他转而修史，以史抒怀。在易代之际用一生著史来试图扭转“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的局面。

第二部分是对张岱一生写史原因的综合分析，主要从家族修史精神的传承、江浙地区修史传统、空间地域下的学术交游和遗民身份几个方面来分析。在清初文化体制下表达书写历史的情怀。全方位、多视角、立体化展现张岱的史学情怀是如何形成的，在晚明私家修史的大背景下，张岱修史动机的复杂性。通过还原这种渐成的复杂性，逐步揭示晚明世道变迁对当时的士人群体文化归宿的影响，史学如何成为众人的明志选择。

第三部分是从张岱的著史情结出发，通过考察易代之际的思想混乱、观念多元、谣言四起，反映晚明历史书写的肆意和私意，由此凸显张岱作为一名遗民如何极力通过历史书写重塑一个想象中的晚明世界，如何将修史当做话语权争夺的工具和夺取政治支持的平台。从其写史的动机和文本总结出他的史鉴情结、遗民情结，以及在哀思王朝覆灭的过程中如何一步步启动理性思考，反思明代的无力统治。

第一节选题缘由

绪论

晚明士人给我们的一个鲜明的印象就是反传统，在与正统偏离的过程中逐渐分化、剥离，甚至是边缘化。但是另一方面士人又以各种方式如议政、党争、人脉，积极谋求回归权力中心。本文选取张岱这个人物为个案来分析作为文人的他何以会以修史来作为毕生的事业以及对有明一代历史的书写所蕴含的著史情结。张岱，字宗子、石公，号陶庵、蝶庵，浙江绍兴人。他率性孤诣，独来独往，把他归入明清之际的哪一派哪一类文人群集都不恰当。但他又涉猎极广，当时文人所染指的领域几乎无不涉足，而且都有较高的造诣。平生爱好著书，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甚多，可知者有33种。其中，有诗文集、史著、地理、经学、小学、韵书、医学、杂记随笔、百科知识、诗文选注等。他被誉为明清之际的“小品文圣手"、诗人和艺术鉴赏家：一位造诣精深、成就卓著的史学家和思想家，为“浙东四大史家"之一。现著作仅存10余种，代表作有<</font>琅媚文集》、《陶庵梦忆》、《西湖梦寻》、<</font>石匮书》、《石匮书后集》、《夜航船》等。史著的写作一直受到历代士人的重视，张岱一生最倾心的也是著史，自称“《石匮》一书，讹笔四十余载"。明末清初，这样一个动荡而多变的时代，这一特殊的时刻既为史家修史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又向史家提出了写史的要求，多重因素下促使了当时写史的风气的盛行。有些士人也借著史抨击时弊、关心时政，达到处士横议的效果。治史也是张岱家族的学术传统，经过几代人的积累，张岱从年轻时代就准备从事明代通史的编纂，写下了近五百万字的史学著作。张岱的《石匮书》和《：石匮书后集》就是其中较为出色的两种。

晚明盛行的社会思潮和国破家亡的变更都在张岱的著述中得以再现。早年的他也想过参加科举走上仕途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经历了两次乡试失败和自己对高祖四代的认识分析，他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价值到底应该通过何种方式实现。入清以后，他更是拒绝了清廷的邀请，绝不出仕，归隐山林，继续修史，甚至劝说自己的子女也不要参加乡试圆。对于一位留心收集当朝史料并亲身经历晚明万历、天启、崇祯三朝以及易代的张岱来说，他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从他的史书来看，所写内容不仅有理智清醒的认识，也满含苍凉沉痛的情感。张岱在《石匮书自序》里说得很清楚，“第见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Jj乙，故以二百八十二年总成一诬妄之世界"便开始写史，即使中途经历国变也没有中断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font>石匮书》和《石匮书后集》中张岱都以“石匮书日’’的形式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由这些史论我们可以清楚的分析出他写史的目的是使后人知鉴，在内容书写中也饱含着强烈的遗民情结。

张岱值得被书写、被记住，是因为他的一生的经历和全部的著述。张岱著史，一方面充满了求实、求真的理性主义和浓郁的时代气息，同时接踵司马迁，力求文史合一，大多文采斐然。其史论尤为精彩；论事析人，多入木透底，而又以轻松、充满趣味的语言出之，举重若轻。在同时代的史家中，张岱实不愧自成系统、卓有独特风格之大手笔。近代以来，张岱的文学作品，特别是他的小品文越为世人所关注，所以有关其文学方面的研究专著和论文甚多。却因为资料的原因，对于其《石匮书》和《石匮书后集》等史学著作却关注甚少。

张岱将毕生的心血用在写文作史上这点是非常值得肯定的，特别是他“余故不能为史，而不得不为其所不能为"圆的强烈的使命感和气节也让我们觉得敬佩。对张岱著史情结的研究有利于全面了解其著史及为何著史。本文试图来分析张岱著史的情感因素，从责任感，从气节来把握张岱著史的寄托，而不仅仅是从学术史角度解读。

第二节研究综述

明清之际，张岱得到了时人的充分肯定。20世纪30年代，人们开始关注他的文学作品，特别是散文。20世纪40到60年代是张岱研究的低谷期，直到70年代后张岱再一次回到人们的视线中。对这位易代之际的“奇人"和“奇文”的研究逐步盛行起来，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对他为人为文的各方面梳理更加系统。关于张岱作品的研究多数以文学为主，且作者多为古代文学研究者，如黄桂兰《张岱生平及其文学》(中国文化大学硕士论文，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此书是第一部研究张岱的学位论文，也是公开出版的第一部关于张岱的研究型专著。此后，陈清辉《张岱生平及其小品文研究》(国力高雄师范学院国文研究所硕士论文，198l年)、陈进泉《晚明张岱<</font>陶庵梦忆>戏剧资料之研究》(中国文化大学艺术研究所硕士论文，1985年)、夏咸淳：《明末奇才——张岱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郭荣修《张岱散文理论及作品研究》(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1992年硕士论文)、蔡丽玲《从晚明“世说体"著作的流行论张岱的<</font>快园古道>》(清华大学文学研究所1992年硕士论文)、陈丽明<</font>张岱散文美学之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1995年硕士论文)、蒋静文《轮张岱小品：从生命模塑到形式意义的完成》(中正大学中国文学系1996年硕士论文)、陈忠和《从刘勰“六观"论张岱小品文》(高雄师范大学国文学系1999年硕士论文)、徐世珍《张岱<</font>夜航船>研究》(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2001年硕士论文)、江佩怡《张岱小品文由雅入俗研究》(台北市立师范学院应用语言文学研究所2002年硕士论文)、胡益民《张岱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郭秉融《张岱及其散文研究》(台北市立师范学院应用语言文学研究所2003年硕士论文)、胡益民《张岱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佘德余《张岱家世》(北京出版社2004年)、余德余《都市文人——张岱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这些论文著作中也部分涉及到张岱的史学，但由于专业分工不同的原因，古代文学研究者对于明代史学的各方面了解不深，所述研究作品显得缺乏深度。

美国著名史学家史景迁I临终前完成了英文传记作品<</font>回到龙山：一个晚明人物的记忆》中认为张岱不仅是史家，也是热爱历史的文人。他书写张岱的一生、内心转折及过往追忆的同时，更深入的分析作为知识分子的他，在得与失之间，唯有捕捉消逝的回忆，以书写对抗遗忘，才能坦然面对、甚或抵抗世事的变迁与生命的无常。这一点，无疑反映了历史与书写的本质与关系。但是他却将张岱的历史写作本身摆到一个相当高的位置，学者评价不高，称没有其早期作品《王氏之死》那般灵动奇诡的叙事。《回到龙山》的论述中却不见“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的幻灭感。

史学研究者研究张岱的史学著作也有几十年的历史了。香港大学中文系陈国平的硕士论文《张岱及其史学》(1976年)是目前所见第一部研究张岱史学作品的论文。接着，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吴幅员从事《台湾文献丛刊》编辑之余，撰<<石匮书后集>后记——略考明遗民张岱及其所著<</font>石匮书>》(《东方杂志》，1977年第10卷12期；后改名为《张岱及其<</font>石匮书>与<</font>石匮书后集>》，收入作者《在台丛稿》，1988年)。

仓修良在《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中(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张岱的史学成就。李新达的《张岱与<</font>石匮书>》(《河北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属于介绍型，最大的贡献在于确定使用了《石匮书》，他认为生处易代之际的张岱，在亲身经历国破家亡的变故之后，出于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极度优虑，对子孙后代寄予深切的希望，向他们宣传爱国思想，教育他们要保持崇高的民族气节。对封建制度和统治阶级腐朽没落的一面有所认识，敢于承认和暴露，也能作些分析批判。

黄裳《张岱的史阙》(《读书》，1988年第1期，也见《黄裳书话》，北京出版社，1996年)介绍了张岱手稿本<</font>史阙》的史学价值，认为此书属于史抄，可以说是一部放大了的《世说新语》。张岱追求史书的真、美，懂得细节在建构历史中的重要性，认为从历史阙事中寻找历史的完整性是可能的，所以称之为史阙。同时他提出作为文学家出身来写史缺乏警惕性，没有很多考据，以致于什么都信，就会走向非史之路。这篇文章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夏咸淳：明末奇才——张岱论》(1989)涉及了张岱的史学、较多地运用了《石匮书》里的原始资料。

20世纪90年代初，内地有陈仰光《张岱与<</font>石匮书>》(《浙江学刊》，1992年第6期)，该书主要介绍了张岱《石匮书后集》，基本上是<</font>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中相关内容的细化。佘德余《：张岱的史学》(《绍兴师专学报》，1993年第3期)分为三个部分，他认为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思想下，在艰危的政治气候和极端困苦的生活条件下，张岱孜孜苑苑，笔耕不已，具有实录直书的治史精神：在编写体例方面，运用娴熟的语言技巧和严谨的编撰；也有一定的缺陷，因为作为史学家的张岱无法跨越时代条件和阶级立场的限制。此文中虽引用了很多<</font>石匮书》的资料，但显然作者对原著不熟，部分内容转自夏咸淳《明末奇才——张岱论》。这两篇文章均属于介绍型，但缺乏史料的考订。钱茂伟《张岱的文史之学》(《浙东学术史》，1993年)虽也有参考夏咸淳《明末奇才——张岱论》，但较之有很大进步，对《石匮书》的史学地位作了论述。丁红：张岱与<</font>古今义烈传>》(《浙江学刊》，1996年第1期)表明了张岱撰写的这部包含了历代义烈典型之士的传记体史书除了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外，从行文中也窥探出作者一定的道德倾向。一是受到晚明崇尚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作者的忠义思想具有鲜明的特征。二是对黑暗腐败的政治激发了作者的著书激情。三是作者借写史来抒发郁积胸中的亡国之痛，表明君爱国的思想情绪。

随着1995年《续修四库全书》本《石匮书》和《石匮书后集》的出版，张岱史学研究开始向深层次发展。钱茂伟《如此续修怎堪忧》(《中华读书报》，2000年3月8日)注意到续修四库全书》本<</font>石匮书》存在的乱帙问题。同时他还发表了《敢于龙门争胜场的<</font>石匮书>》(《明代史学历程》，2003年)。安徽大学中文系胡益民写《张岱评传》的时候也较多的参考了《石匮书》。虽读了张岱原著，胡益民在《张岱史学著述考》(《江淮论坛》，2001年第5期)中的论述新意并不多。他在《张岱卒年及<</font>明史纪事本末>作者问题再考辨》(《复旦学报》，2004年第5期)却提供了两点新知，确定张岱卒年应为1680年，时年84岁。另外他提出了《明史纪事本末》里面虽有不少内容与张岱的史学作品相似，但张岱应是参与作者之一。他通过史料证明了《明史纪事本末》参考过张岱稿本，《明史纪事本末》系张岱所著的说法不成立。赵令扬发表了《从张岱史学观点看明代文化思想变迁的历程》(香港大学赵令扬主编《明史研究论丛》第6辑，2004年)。李灿朝《：论“三不朽"说对张岱及其史著的影响》(《江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中从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思想解读张岱的作品，张岱私家著史所体现的经世情怀的志向，使“三不朽”思想落到实处，用意新颖。

台湾香港的学者对张岱史学的研究比较关注其史源考察，深度讨论张岱史学作品的史料来源。杨文信《张岱对王世贞传纪文章的评价一从<<font face="宋体">石匮书>谈起》(2004)圆首开《石匮书》史料来源考察之风。接着，梁绍杰也关注这个问题，他指导其研究生明柔佑完成了《张岱<</font>石匮书>研究》(2005)。全书重在分析《石匮书》的成书过程，史学价值和史源承袭。全书分五章，第一章为清代私修概况；第二章为张岱生平简介；第三章《石匮书》撰写动机、过程及流传；第四章<</font>石匮书》史源分析；第五章《石匮书》史论的分析。此书的核心成果见梁绍杰、明柔佑<</font>关于张岱<</font>石匮书>的几个问题——以撰写过程及流传为中心》(2005)回。赵一静的《张岱的<</font>四书>学与史学》认为，学界对其<</font>四书遇》及其史著《石匮书》和《石匮书后集》的研究关注甚少。张岱的《四书遇》的治学特点既反映了明清之际的治学经风，也反映了他个人的治学特色。他的治学特色主要表现在：注重义理的阐发；兼采众说，自己不着多墨；注重体验与体会：儒释道汇通；反对朱注。在其哲学思想上受阳明心学影响较深，但也有自己的特色。在本体论上以心为本体，强调自我、突出自我；在人性论上继承了王畿的无善无恶说，并把人之善恶归于后天的习染；在格物论上继承了王阳明对“格"的解释，释“格"为正，在格物的方法上提倡知行合一，强调践履的重要性。张岱的历史观主要体现在：变易的史观；重在人事的史观；民心史观；宿命的史观等几个方面。

第一章张岱其人其史

第一节张岱及其时代

晚明政治经济虽然积弱不振，但也出现了新的局面。在经济上有所谓新的经济因素出现的说法，在思想上也有所谓近代思维开展与挫折的论辩，而文化上则出现世俗文化风行，以致造成情欲与礼教关系的重新辩证。且不说每个论点的论据是否充足，社会发展是否真的滋生出近代性的因子，单纯从现象的层面来考察晚明社会，就可以发现的确呈现出极为丰富的景象。此时士人的生活方式和处世态度和整个社会的碰撞可以说是有明一代最激烈的时候，他们的傲诞、猖狂、欲望、叛逆、世俗、无奈都可以在此被放大到极限。以王艮、李贽为代表的王学左派主张欲为人之本性，批判理学的矫情饰性，主张率性而为。这是对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传统礼教的挑战。在这种思潮的推动下，士人纷纷追求个性解放，纵情于山水之中，追求物质和精神的满足。他们一方面避世玩世，在风花雪月中极尽享乐；另一方面他们又傲世愤世，在反叛名教礼法的旗号下，放浪形骸，纵情于感官声色之好，穷奢极欲，焚膏继晷，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社会风气生动活泼，怡乐和标榜流行的氛围弥漫在士人的文化生活当中。思想文化精英们虽遭受着封建制度的压抑和摧残，但仍努力地创造成绩。正如明史研究的泰斗谢国桢老先生所认为的那样，明末清初的文化成就实际上是异常突出的，在《增订晚明史籍考》中他指出明清鼎革之际作为前近代中国的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跟早期的春秋战国纷争时代、魏晋南北朝大动荡时期一样，晚明文化在学术思想、社会风气、经济发展等各个方面都有独特的时代印迹。谢国桢先生将明清之际的文化高度评价为“异常灿烂"、并肯定其在我国学术文化史上起的划时代作用的确，在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下明清之际的思想文化放射出灿烂的光彩。

本文所要论述的主人公张岱就是在这个大动荡时期闪耀的一颗文坛之星。正是在这样人文氛围和社会思潮下成就了张岱纨绔习气和名士风度。他出生于明万历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卯时四，一个累世通显的书香家庭。青少年的张岱可以从他为自己所撰的《自为墓志铭》中反映出来，这一段记叙也是后人研究张岱时颇多引用的话：

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荼淫橘虐，书蠹诗魔。

在《舂米》诗中张岱又追忆了自己的年少生活，在他看来自己出生于钟鼎之家，自小不知道农事为何物，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富足生活。家中奴仆更是殷勤伺候，对主人的喜怒哀乐谨慎小心，处处恭维。从这两段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张岱的童年生活不为物质担忧，而且极尽追求着精神享受。与一般“纨绔子弟"不同的是他生活在一个文化氛围很浓厚的书香世家，在他自称的喜好里，绝大部分属于文学艺术领域，也有对古代文学一种知识的追求。幼时的他聪明伶俐，幼承家学，读诗书，七八岁时就表露出自己的文学才华，因“善属对”得季祖张汝懋称赞：

陶庵七、八岁，廷尉喜置之膝上，捋其髭，廷尉曰：“儿喜属对，与我作须对骨陶庵日：“大人：类目深藏，核桃缝中嵌芥子；劲髭直出，羊肚石上种菖蒲”……廷尉抚掌大笑。

优越的家庭环境和开明的教学教育，使得张岱早年时便有了“神童”的美誉。在他十六岁那年，有骈体文：南镇祈梦》传世。这篇文章是通过祈神问梦的方式，表述了他对于自我人生路径的思考，以及一个生在繁华的家庭中的纨绔子弟怎样实现胸中大志的困扰。这种社会责任感的自我觉醒下，张岱开始有意识的结交志同道合的友人。不断的结交、游学、创作的过程使得他在散文、诗、词、特别是小品文方面皆颇有造诣。二十岁时他拜师学琴艺。，兴趣更加广博。这段学琴的经历不仅开阔了他的视野，也培养了他良好的艺术修养。这时的张岱已经考中了秀才，他对典籍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深刻看法，张岱甚至希冀哪天主考官能够赏识他的学识。在《四书遇》序文中张岱感叹读书人十年苦读修成七艺，主考宫如若稍加注意，加以提点，则他必然会“相悦以解，直欲以全副精神注之"回。

对科举制度心有芥蒂，在《石匮书·科目志》中总结晚明科举取士的方式，以八股文来“镂刻学究之肝肠，消磨豪杰之志气"圆，所成文章稍有不合格式之处都不行，就算是大学者，“满腹才华，满腹学问，满腹书史，皆无所用之"；除非“心不得不细，气不得不卑，眼界不得不小，意味不得不酸”回。其结果是贻祸天下，能通过科考的入，“非日暮穷途，奄奄待尽之辈，则书生文弱，少不更事之人"。在这种不科学的取士用人制度下，他在科场中多次失利，曾经也一度彷徨消沉过。随着年岁增长，张岱对科举的思考愈加深刻，很快他就将自己的心中理想寄托于学术文化事业当中，似乎想借着对典籍的深刻看法，将自己的“治平"理想付之于实际事务性行动。

明万历十七年(1619年)，张岱二十三岁，这时的他开始有意识地广泛收集史料，从事史学研究，作《古今义烈传》，自此他开始了步入了著史之路。通过此文为那些古今义烈之士树碑立传，借此吐露心中的“抑郁牢骚"与“磊石可不平之气"。在书自序中他也道出了自己写《古今义烈传》的缘由：天下有绝不相干之事，一念愤激，握拳攘臂，揽若同仇虽在路人，遽欲与之同日死者余见此辈，心甚壮之，故每涉览所至，凡见义士侠徒，感触时事，身丁患难，余惟恐杀之者下石不重，煎之者出薪不猛何者?天下事不痛则不快，不痛极则不快极强驽渍痈，利锥拔刺，鲠闷臃肿，横决无馀立地一刀，郁积尽化，人间天上，何快如之!苏子瞻无病而多蓄药，不饮而多酿酒，尝日：“病者得药，吾为之体轻；饮者困于酒，余为之酣适靠余于节义之士，窃亦为然当其负气慷慨，肉视虎狼，冰顾汤镬，余读书至此，每为之颊赤耳热，眦裂发指。如羁人寒起，颤栗无措；如病夫酸嚏，泪汗交流，自谓与王处仲之歌“老骥’’而击碎唾壶，苏子美之读汉书》而满举大白……

仿佛自己也饱含着那些满腔热血，在他的笔下，四百多名节义之士之英勇事迹跃然纸上。借这本试笔之作，他也抒发了自己要成为一名史学家的情感。“余自崇祯戊辰遂此笔此书"国，自崇祯元年(1628年)起，张岱开始利用家中史料，采用纪传体例编纂《石匮书》。他发布了《征修明史檄》，希望各方同仁赐寄材料，以修明史。在这篇檄文中，我们明显的看出他对此前对有关有明一代的历史著述表示不满：宋景濂著《洪武实录》事皆改窜，罪在重修；姚广孝著《(永乐全书》语欲隐微，恨多曲笔后焦芳以佥壬秉轴，丘浚以奸险操觚正德编年，杨廷和以掩非饰过；明伦大典，张孚敬以矫枉持偏后至党附多人，以清流而共操月旦，因使力翻三案，以阉竖而自擅纂修黑白既淆，虎观、石渠尚难取信；玄黄方起，麟经夏玉，不肯阙疑博洽如王弁州，但祷门第；古镰如郑端简，纯用墓铭《续藏书》原非真本，《献征录》未是全书；农名山藏》有拔十得五之誉，《大政记》有挂一漏万之讥林头惧有捉刀，舌底不无按箭九方皋相马而失，竟是虾蟆；魏伯起积秽以成，方为蝴蝶

相较之下，他觉得非常有必要重撰一部有明一代的历史，并且自己也具备修史的才能，于是着手来写<<font face="宋体">石匮书》。原本他将该书取材范围定于元朝末年始，直至天启七年，崇祯以后“俟其事久论定”再来续作。三十多岁的张岱已把编撰一部纪传体明史作为自己中年以后最重要的事业，但是在他写史的过程中，政治局势却发生了变化。

17世纪中叶，农民起义之火燃遍大半个中国，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率大顺军顺利攻克北京，不久清军乘机入关镇压了农民军，消灭了南明等诸多小政权。

在这场复杂的政局变动中，对社会各个阶层均产生了巨大影响，张岱亦然。“国破"和“家亡"同时降临到张岱身上时，他该何去何从?他曾在《快园古道·言语部》中说道：

始乱之后，时间人品心术历历皆见，如五伦之内无不露出真情，无不先出真面，余谓此是上天降下一块大试金石。

的确，世人在此时均会做出选择，张岱的家人知己或自尽或抗清，表明同国家共存亡的决心。比如张岱的好友祁彪佳，他拒绝清廷的书币礼聘，自投于寓山园梅花阁水池中，留下遗书道：“幸不辱祖宗，岂为儿女计?含笑入九泉，浩然留天地。”刘宗周也绝食而亡，并告诫自己的儿子不能在清朝做官。堂弟张煜芳、黄道周领兵抗清，为清军所俘不降被杀等。这些人给了他很大的触动，在易代这样的时刻下，张岱的心中也很不平静。，他也需要重新定位。降清改事新朝他嗤之以鼻；遁入空门，却心之不静；领兵抗清，他也没有充分的信心与胆识。在一方面感叹士大夫们平日不修福德、不为民为国，在国家变故之时却扰嚷着要与国同亡的口号的同时，张岱批判了那些甲申巨变之后借拥戴诸王而求自身名望的士大夫们，认为他们殊不知自己已是旦夕之人，却依然只图自身旦夕之乐。在张岱看来，这些所谓志士的复国行为并不能上升到爱国高度上来，对于那些东奔西走、暮楚朝秦，对各色文人加官进爵的行为更是鄙夷不止。张岱感慨日：“如此庸碌，欲与图成，真万万不可得之数也。"西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前，张岱也曾一度追随南明鲁王小朝廷。于台州以布衣身份上书监国请缨，恳请杀马士英以谢天下，他在《东海布衣张岱上书鲁王书》中说道：

巨岱谨启：为监国伊始，万目具瞻；恳祈立斩弑君卖国第一罪臣，以谢天下、以鼓军心事巨闻舜受尧禅，诛四凶而天下成服；孔子相鲁，诛少正卯而鲁国大治在彼盛时，犹藉风励；况当天翻地覆之时、星移宿易之际!世惟悖逆反常，人皆顽钝无耻反身事仇，视为故套；系颈降贼，奉作法门：士风至此，扫地尽矣!倘不痛加惩创，则此不痛不痒之世界，灭亡无日矣!安问中兴、安问恢复哉!

这篇义愤的上书感动了鲁王，他下密诏令张岱将其杀之。张岱随即带兵数百人追赶之，可谁想马士英霄遁江上，得到了方国安托庇，并以此来挟持监国。既无主见有无兵权的鲁王，反而斥逐了张岱。七月，因张岱的父亲张耀芳时为鲁王右长史，监国朱以海亲临张府，车驾隆盛，观者如潮。张岱一家设盛宴接驾，并命人表演《卖油郎》为之助乐，君臣“谐谑欢笑如平交"，张岱也因此得到了方部主事的职务。但不久即感到“莞尔小朝廷"，不足成事，不辞而去，脱离受方国安控制的鲁监国政权。九月避入嵊县山中，入山隐居著述。

在爱憎分明的民族情感之下，张岱充分发挥由青少年时期培养起来的扎实的文化功底和广博的学识。作为遗民，他过着隐居的生活，改朝换代发生的生活巨变，汰尽了他原有“纨绔子弟"生活的物质基础，他在《自为墓志铭》中说：“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着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真如隔世。"回顺治三年，清政府恢复科举考试，但此时的张岱已经下定决心不入仕。他选择了隐居越王峥，拒绝了清廷的怀柔政策为其效力。归隐写作的日子也并不安宁，这之间也曾被人发觉举报然后过上了逃亡的生活：

避兵走层峦，苍茫履荆棘住趾越王峥，意欲少歇息谁知方外人，有孙宾硕僧房幽且深，藏我同复壁萧然昼掩门，十日九不出寺僧百余人，谋面俱不识一住过三春，两月生明日山窗静且闲，因得专著述再订《石匮书》，留此龙门笔上人日不来，携灯话促膝与之商古今，侃侃具绳尺开士有心人，偶尔隐缁笠一日缘山行，乃为人物色姓氏落人间，不复能隐匿剥啄叩僧寮，来往如络绎仓卒去庐山，康乐逃莲席不及别远公，时时在胸臆戎索政自苛，搜罗遍荒僻恐以累檀那，凤起不留革何日得升平，扶筇到山泽再过虎溪头，笑言常哑哑……。

后来又因再次暴露，再沿山逃难至剡溪。沿途作《百丈泉》诗纪念这件事。序云：“余宗人分居到剡中黉院，皆魏公裔也。丙戎以避兵至此……"

在种种艰难下，张岱于《陶庵梦忆》自序中说，“陶庵国破家亡，无可归止，披发入山，骇骇为野人。故旧见之，如毒药猛兽，愕窒不敢与接。自作挽诗，每欲引决，因《石匮书》未成，尚视息人世。”圆年届五十的他终以坚强的毅力完成了《石匮书》初稿。顺治六年(1649年)，张岱卜居于绍兴龙山后麓的快园，仍在修稿《石匮书》。顺治十三年(1656年)，谷应泰以五百金购其书，张岱慨然日：“是固当公之。谷君知文献者，得其人矣。"于是将《石匮书》稿本慷慨提供给谷应泰做参照，他更是帮助其撰写了《明史纪事本末》近乎五分之一的篇幅。同时他也利用谷氏所搜集的邸报、实录等资料，为<</font>石匮书后集》的编纂奠定了史料基础。康熙年间，张岱以坚拒仕清，加之“诸儿走四方"，生活更加窘迫，以致近古稀之年亲自春米、担粪。因年事己高，岱深居简出，不与人接，故外界对他的了解甚少，以至连他确切的卒年都不清楚。据胡益民《张岱卒年考辨》中记载“张岱卒年的下限应为1689年冬，时岁次康熙庚申，岱年八十有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