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与阳明心学

佘德余

作者简介:佘德余(1943－)，男，浙江建德人，绍兴文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及越文化。

摘要:张岱深受王阳明心学影响，其所著《有明于越三不朽图赞》《石匮书》《快园道古》《夜航船》等著作中，皆有王阳明言论的记述和评价，尤其是《四书遇》全面继承了晚明阳明学派对“四书”义理的体悟和实践。

关键词:《四书遇》;阳明心学;诠释;履践

明代嘉靖七年(1528)中国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王阳明去世了，七十年后张岱出生于绍兴府山阴城四代显宦的张姓家庭之中。张岱虽不能算是著名的思想家，却也可算是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他的思想深受王阳明心学的影响，在他所著的《有明于越三不朽图赞》《石匮书》《快园道古》《夜航船》和《四书遇》等著作中，皆有对王阳明言论的记述及评价，尤其是《四书遇》，全面继承了晚明阳明学派对《四书》义理的体悟和实践。

一、张岱深受家庭、越地阳明心学人物的影响

阳明心学是儒学发展至明代中后期的产物。张岱家乡浙江绍兴是阳明心学人物活动的主要地区。张岱曾祖父张元忭受业王畿，是阳明心学越中王门的重要人物，在张氏家族中，张岱最为敬佩引为自豪的就是曾祖张元忭。他在《家传》中写道:“曾祖一生以忠孝为事，其忠孝为张家‘所由出’;其大魁殿撰是张家‘地步’，张家的‘养福之人’。”《快园道古》中有“先文恭少年读书龙光楼，有秘室，为太仆公私藏。凡亲戚臧获盗取货物者，进出其前，文恭埋头读书，都如不见”此类不为外物干扰，一心专注读书多种言行的记载。《四书遇·东山章》先文恭曰:“癸酉秋，余请告归，再登泰山之颠，徘徊四顾，空阔无际，俯视世间，何物尘埃，足以入吾胸次邪?盖于是恍然大有所悟，恨未能时时如此境界耳。”描摹了张元忭旷达的胸怀。同时，张岱还受到了与其曾祖父同时的心学人物邓以赞、罗汝芳、杨起元、李贽、陶望龄、袁宏道等人的影响。明末清初，王门异端李贽的学说被一些人视为毒蛇猛兽，遭到了猛烈的攻击。张岱以满腔同情和深沉愤慨指出:“李温陵发言似箭，下笔如刀。人畏之甚，不胜其不甚，亦唯其服之甚，故不得不畏之甚也。‘异端’一疏，瘐死诏狱，温陵不死于人，死于口;不死于法，死于笔。温陵自死耳，人岂能之哉!”张岱直率地认为，李贽之死是由于他自己的言论和文章的异常深刻，锋芒毕露，击中了封建道学和礼教的痼疾，褫剥了他们道貌岸然的外衣，使他们丑形无法藏遁，无法还击，因而遭到了封建统治者和道学者的嫉恨和陷害。

袁宏道推崇阳明心学，他说:“阳明，近溪真脉胳也。”提出“理在情内”，“率性而行”等主张，张岱受此影响，也提出了“物性自遂”的思想，赋予物以自由，不因人因环境而羁绊。张岱十分推崇袁宏道的散文，他说“古人记山水手，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时则袁中郎。读注中遒劲苍老，以郦为骨;深远冶淡，以柳为肤;灵巧俊快，以袁为修目灿眉”。其小品文也有灵巧俊快的风格。

张岱是长房长孙，深为祖父张汝霖及父叔辈的宠爱，祖父张汝霖经常带着孩提的张岱与其好友———名士味极浓的陈眉公、黄汝亨、范允临、王思任等交好，耳濡目染。给张岱最直接和最深刻的影响。

张汝霖本人就是个名士派人物，深受徐渭人格影响，风流倜傥，诙谐洒脱，其读书、治学注重发挥知性主体精神，有个性，有见识，敢作敢为。他曾向张岱反复说过:凡看经书，不要读各家的注释，让它影响自己对经文的理解。要端坐，集中精神，反复朗读经文十数次至数十次，在朗读中思考，求得理解。有些文句一时不能弄懂，就把它记下来，经过一段时间或者读其他书，或听他人议论，或在外游览，就会有感而豁然弄懂。祖父教的读书方法使张岱摆脱了朱注的束缚，在思想上得以自由发展，让他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广泛阅读各方面的书籍，为其后来学术的发展夯实了基础，可谓是终身受益。陈继儒与张汝霖过从甚密，交情甚厚。童年的张岱曾由祖父带领拜见，并得到他的赞赏。陈继儒作为文章大家和名士的洒脱风度，给张岱很大的影响。黄汝亨与张汝霖交情更为深厚，张岱的父亲张耀芳和二叔、三叔、四叔皆拜黄汝亨为师，张岱幼时曾跟从祖父拜见黄汝亨，佩服其“交际酬酢，八面应之，耳聆客言，目睹来牍，手书回札，口嘱傒奴，杂沓于前，未尝少错”的处事能力，赞扬他“容至，无贵贱，便肉便饭食之，夜即与同榻”的朴实平易，一视同仁的生活作风。成年后，张岱又跟从黄汝亨学习八股文的写作，他曾说:“余好举业，则有黄贞父、陆景邺、马巽青、赵驯虎为时艺知己。”黄汝亨散文创作“浚发巧心”，打破传统古文的条条框框，题材广泛，尊重各式各样人物性格，在小品文创作中不仅张扬他人的个性，而且也大胆披露自己的个性，充分表现自我的情感和体验的特征，在张岱散文创作中得到了全面的继承和充分的反映。黄汝亨所辑录的《廉吏传》《古奏仪》之体例，对张岱的《古今义烈传》《四书遇》的编辑都产生很大影响。王思任与张汝霖为同科进士，张岱称他为“年祖”。张王两家来往频繁，张岱经常得到王思任的指教。张岱十七岁时，搜集整理“徐文长佚稿”，未能领略王思任“选青藤文，如拾孔雀翎;只当拾其金翠，弃其羽毛”的教导，贪多求全，后来重新整理，经王思任删削，获得了成功。张岱十分欣赏王思任伏发奸及论文赋诗以谑行事，矢口放言，略无忌惮的个性和风格，对其指斥马士英，拒绝马士英入越和绝食就义的举动更是钦佩，并受其影响，上疏鲁监国求斩马士英，带兵至台州清溪缉拿马士英。此外，其二叔联芳、三叔炳芳、五叔烨芳交结的当时名流如沈石田、文衡、陆包山、李长蘅、吴伯霖、艾千子、萧仙玉等，这些名士曾至张家游宴，他们的言行举止，无不给少年的张岱留下难忘的影响。

二、张岱对阳明心学理论的体认

明末清初，王学式微，不少主张经世致用的学者不满王门后学的空疏，纷纷对王学采取全盘否定态度，张岱不以为然，他以历史的眼光给予王学创始人“阳明先生创良知之说，为暗室一炬”极高的评价，充分肯定了王学在明代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他将王阳明置于《有明于越三不朽图赞》之首，称扬其为“圣学渊源，必宗邹鲁。良知良能，孟氏是祖。訾为异端，人皆聋瞽。不朽兼三，历爵臻王。既列勋臣，复祀两庑。人皆妒之，遂多簧鼓。吾论姚江，窃效韩愈。引导之功，不下大禹”。张岱的《四书遇》就是一部以“阳明心学”作为诠释“四书”的著作，阳明心学的主要内容包括“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理论，在其《四书遇》中都得到了全面的继承。张岱哲学思想深受阳明心学的影响，在本体论上，秉持心为本体。强调自我，突出自我;在人性论上，继承了王阳明“性即理”和人的无善无恶的本性说，把人的善恶归之于后天的习染;在格物的方法上提倡知行合一，强调履践的重要性。王阳明主张“心之本体即是天理”，“良知即是天理”，又说“仁，人心也;良知之诚爱恻怛处，便是仁，无诚爱恻怛，亦无良知可致”。仁爱精神是理学的核心，贯领“义信礼智”四常。张岱《四书遇》秉承这一观点，他说:“仁，人心也，心之所安，便是仁。”又说:“仁，不是外面别寻一物，即在吾心，譬如修养家所谓龙虎铅汞，皆是我身内之物，非在外也，故曰:‘仁在其中矣。’”张岱认为作为“良知”的“仁”，本来就在自己的内心，不需外求，“与朋友应接，言动周旋，刻刻处处，有个粲然者在，而就其粲然中有真切不容自已处，如血脉在四肢，如春光在红紫，生生不断，这个是‘仁’”。可见，张岱是从“良知”角度来阐释“仁”的涵义的，仁是与心紧密相连，而且是把“心”放在第一位的。张岱认为，“凡为仁者，只在布帛、菽粟、饮食、日用之间，原不必好高骛远。”“为仁”的工夫则是在日常生活之中，省察克制，不被私欲所蔽，要有“戒慎恐惧”的心态。他说:“‘仁不远，何有难?’曰:‘难者，仁者兢业之心也，政是仁者之用力处。’”要在兢兢业业、专心诚意上下工夫。

张岱遵照王阳明“君子之学，务求在己而已”的理论，学者为学的目的是成圣，因此不管外境的毁誉荣辱、顺逆穷通，都要切磋砥砺自心。他引王畿的话说:“学贵自信自立，不是倚傍世界做得的，求自得而已。”强调圣贤之学必须亲身实践，才能真切，他认为圣贤之学并非是知识的积累，所以不用在多闻多见上用工夫。要“简于尘缘”，“简于学问”。排除外界环境的诱惑，经常扫除内心所产生的私欲之念。王阳明主张“心外无物”，张岱也认为“圣人论人，心论其心”“故学者不可轻语通达，先务正心”，“认得本心，一生更无余事。”张岱认为“心无所用，便是放心;心有所用，便是灵心。放心昏散而外驰;灵心活泼而中敛”。强调在心上下工夫，不向外探求。为此张岱反对虚伪、乔装、掩饰，推崇本色自然，他说:“明是作伪之人，又借一种假狂简，假老实以掩饰之，则较之本色雕斫之人更险滩矣，岂不可恶!天生丑妇，裙布荆钗，有何恶?搽脂抹粉，乔装打扮，效颦娇痴，然后可恨。”

反对以作伪、乔装、掩饰事物本来的自然面目。他曾引用杨椒山“松柏虽岁寒不凋，然色视春夏则少异矣。及至春夏，欣然苍翠，若与桃李争芳者，视岁寒时又异焉。不知岁寒之色为本色耶?春夏之色为本色耶?”论证自己崇尚本色自然的情趣。他认为“食龙肉谓不若食猪肉之味为真也，貌鬼神不若貌狗马之形为近也。”文章“何论大小哉!亦得其真，得其近而已矣!”

拟古的诗文犹如食龙肉和貌鬼神一样，虚无缥缈，食不得其味，描摹不得其形，只有那些表现人们日常所熟习的世俗生活题材，抒发真情实感的作品，才会受到人们的喜爱。张岱为文作诗，主张要“自出手眼”，“不落依傍”，反对模仿他人，在《又与毅儒八弟》文中，批评“转若飞蓬，捷于影响”，“胸无定识，目无定见，口无定评”的随波逐流，毅然标举“不肖生平崛强，巾不高低，袖不大小，野服竹冠，人且望而知为陶庵”，“与我周旋，则宁学我”，在学习他人中不断摆脱他人影响而形成自己本色的独特的亮点。

王阳明在主张“心即理”的同时，还主张“性即理”，他把“心”“性”“理”视为一体，使“性”与“理”同归于一“心”，认为天理就是人性，就是人的无善无恶的本性，也就是人心的本体。张岱继承了阳明论人性的观点，他说:“性体无善恶，无向背，无取舍;离彼离此而卓尔独存，非中非边而魏然孤立。”把人的善恶归之于后天的习染。

在阐释《论语·欲恶章》认为:“孟子从‘乍见’指点恻隐，今人见色动心，谈梅生唾，此与‘乍见’何异?大抵无始以来，积业深重，习气缘心，触境便见，第一念认真不得。顾盼祸福，商略道理，全靠第二念头。‘所欲’‘所恶’是初念，‘不处’‘不去’是转念，是仁体故径接‘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孟子忒看得自然，中间倒有躲闪，所以告子信他不过。”

肯定了人在后天环境中极易产生各种欲念，关键是在念头产生之后如何排除各种欲念，坚守本性。

张岱在王阳明“自遂人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物性自遂”的观点，赋予物以自由，不受人和环境的羁绊，“但恨鱼牢幽闲，涨腻不流”，“深恨放生池，无端造鱼狱”，要求“纵壑开樊，听其游泳”“放之山林”恢复它们的天性和自由。这里不仅是指鱼、兔、鹿、猢、狲等动物，还涉及人本论的思想，要尊重人的个性、欲望、爱好，发展人的个性、欲望爱好，与启蒙思潮高扬人的主体意识是一脉相承的。张岱前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莲，好花鸟，兼以茶淫桔虐，书蠹诗魔”，兴趣广泛，率性而行，无拘无束。

张岱深受王阳明“愚夫、愚妇与圣人同”和王学左派冲破传统的士农工商的“本末”思潮影响，大胆肯定商人、坊主日益提高的社会地位，揄扬平民意识;在伦理关系上否定圣凡之分，政治关系上否定贵贱之别，对封建社会森严的等级秩序展开了批判。张岱认为，人的地位与价值取决于自身的智慧、才干，以及他们生产的产品的质量的高低，工艺的精粗，与生产者的社会价值是成正比例的。他赞赏那些能工巧匠、奇士异人对于才智技艺的酷爱与追求。“陆子冈之治玉，鲍天成之冶犀，周柱之治嵌镶，赵良璧之治梳，朱碧山之治金银，马勋、荷叶李之治扇，张寄修之治琴，范昆白之治三弦子，俱可上下百年，保无敌人。”他们皆以一技之长名扬于当时。张岱还提出了不拘于俗的交友标准，即“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张岱朋友圈中，就有一部分人有各种各样奇疵异癖，其中“有书画癖、有蹴鞠癖、有鼓钹癖、有鬼戏癖、有梨园癖”的祁止祥，有“性命于戏、生死以之”的刘晖吉，有精于茶道也癖于茶道的闵汶水，也有“癖于钱”“癖于酒”“癖于气”“癖于土木”或“癖于书史”的五异人，张岱自己就是一个有多种“癖”的人。

张岱《四书遇》秉承王阳明格物致良知的修养方法。王阳明把“致良知”的具体实现方法叫做“格物”，“格物”的“格”就是“正”，“物”就是“事”，“格物”就是在意念发动处为善去恶，这就是知行合一的主要工夫。王阳明说“学者学圣人，不过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因而不必“专去知识才能上求圣人……徒弊精竭力，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张岱在《四书遇》中就是将圣人心学的经典义理融摄于人伦日用之间，达到成圣成贤的为学目的。他一再表明:“平生雅志圣贤之学，宗王文成，然不空事口耳，专务以实践为基。”

张岱认为格物致良知就是要“戒慎恐惧”，“心神常摄”，平时要保持惊觉之心，不让私欲侵染，如此才能称为“修道君子”。他曾引袁七泽的话说:“非礼”四句政是“克己”工夫。“凡为仁者，只在布帛菽粟、饮食、日用之间。原不必好高骛远。”“克己复礼”首先要“克己”，“收视反听，谨言慎为。”不迷于“私欲”，随时在日常生活中保持省察克制的工夫。张岱曾引“王阳明曰:‘君子之学，务求在己而已”，“人若着实用功，随入毁谤欺慢，处处得益，处处是进德之资。”“毁誉久之自见，未有能掩其实者。王通以无辨止毁，良是”等.对待毁誉态度的言论，指导自己进行格物致良知的修养方法。首先是“无辨止毁”，其次是以积极态度面对“毁誉欺慢”，切磋砥砺，使之成为“进德之资”。张岱在明亡后，为什么能够面对以方国安为首的诸藩镇的“毁誉欺慢”，为什么能够忍受生活的困窘，孤独隐居深山，为什么能以租居快园内经营有限的生存资源为乐，为什么能够忍辱负重，孜孜矻矻，坚持完成《石匮书》等著作?这些行为盖源于其真实的生命历程中的涵养、操持、践履阳明良知之学而有所得于心者也。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其居常而克敦孝义，其用世而必效忠贞”。

三、张岱对阳明心学的履践

张岱在《于越三不朽图赞》的108人中，将王阳明置于第一位，赞扬其“不朽兼三，历爵臻五，既列勋臣，复祀两庑”的丰功伟业。受儒家传统的“三不朽”思想影响，张岱自少怀抱积极进取的“仔肩宇宙”精神，推崇具有“大智慧、大学问、大经济”弘毅负重，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士仁人，他说:“君子以天下为心，至是邦即欲有所为。危可使安，乱可使治;不入不居者，势不可为，故见机而作也。”

赞扬范仲淹“范文正公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此政其才力弘毅处。以天下之忧而忧，以天下之乐为乐，其担荷何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担荷何远?使世间士子无此胸襟，则读书种子先绝矣，更寻何人仔肩宇宙?”

这种“仔肩宇宙”的经世志向，一直是张岱的抱负。然而，“少工贴括”的张岱从十六岁成了秀才以后，如其父亲一样，在科举上就一直蹲蹬不顺，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冷静思考，深刻认识到“区区贴括家为地甚窄”，“一习八股，则心不得不细，气不得不卑，眼界不得不小，意味不得不酸，形状不得不寒，肚肠不得不腐。”终于真切感受到八股科举制度对人才摧残和扼杀，对国家的危害，于是毅然抛弃了这块“敲门砖”，博览群书，旁骛杂学，关注“大智慧、大经济、大学问”。虽然，他未能通过仕途之路实现“仔肩宇宙”的愿望，但却为他后来的著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锤炼了应付繁剧事务和遭遇坎坷生活的能力。

张岱讲究经世、济世，既有文化的创造，又有地方事功的创建，在地域社会扮演着多种角色。二十二岁时，广搜资料，撰写《古今义烈传》，二十七岁编辑《徐文长佚稿》，三十二岁开始搜集史料，进行编纂《石匮书》的浩大工程，三十八岁上《疏通市河呈子》于府太守，倡议富民乐助钱粮义工，疏浚、恢复旧观。崇祯九年(1636)夏，越中瘟疫流行，伙同祁彪佳施药救济，十二年上疏郡守檄民捐金修复龙喷池旧观，十四年正月，绍兴灾荒，城内抢犯多发，与金声始、赵公简等乡绅协助祁彪佳“约期给米”，维护治安。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浙东各地反清运动风起潮涌，明原任兵部尚书张国维和在籍官僚陈函辉拥立鲁王监国绍兴，在此情势下，张岱连上鲁王监国六道笺，“尽鬻家产，招兵三千余人，率领郑遵谦长子懋绳，原任副总兵鲁明杰前来扈驾”，又“自措囊中，併贷典户，措银一千六百两”，为嵊县义兵二千余人筹为千日粮。又设盛宴迎请鲁王临幸张家，又疏请带兵数百人至清溪缉拿奸佞马士英，以全力追随鲁王朱以海。然而好景不长，鲁监国政权只撑持了一年时间，在清兵攻击下，就作鸟兽散，鲁王逃至海上，绍兴沦陷。在国破家亡的生死关头，张岱历经流离颠沛，最后选择了为完成未竟的事业《石匮书》的撰写，宁可承受肉体的痛苦和精神的折磨，顽强地存活。张岱的很多著作与王阳明心学思想的产生环境一样，是在居夷处困、动心忍性等人生磨难的背景下完成的。在逆境面前，张岱始终保持一颗醒觉的心，心勿以为逆，保持安然，不颓废。他曾说:“‘忍’之一字，原是英雄大作用处。”“做事第一要耐烦心肠，一切跌、蹭蹬、欢喜、爱慕景象都忍耐过去，才是经纶好手。若激得动，引得上，到底结果有限。”

始于崇祯元年(1628)的《石匮书》，由于家藏史料不足，搜集文献困难，至崇祯十七年明亡时，仍未完稿。明亡后，在颠沛流离生活极端困苦的环境中，张岱以惊人的毅力，孜孜矻矻“五易其稿，九正其讹，稍有末核，宁阙勿书”。终于顺治十一年(1654)完成了“上际洪武，下讫天启”《石匮书》前编。其后，因为“崇祯朝既无《实录》，又失《起居》，六曹章奏，闯贼之乱，尽化灰烬，草野之书，又非信史。是以迟迟，以待论定”。幸逢谷应泰以户部郎中提督浙江学政，于杭州西湖畔设“谷霖仓著书处”从事《明史纪事本末》的编撰。由于张岱在浙江文坛的声望甚高，已经完成了《石匮书》前编的著述，自然成了谷应泰第一批礼聘物色的对象。入清后的张岱，隐姓埋名，不与官方人士接触，但为了《石匮书后集》的编撰，参与了《明史纪事本末》部分的撰写任务，大部分时间则是利用谷氏所收藏的资料，“广收十七年邸报，充栋汗牛。弟于其中簸扬淘汰，聊成本纪，并传崇祯朝名世诸臣，计有数十余卷，悉送文几，祈着丹铅，以终厥役”，继续从事《石匮书后集》的编写。

除了煌煌《石匮书》外，张岱还写了《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琅嬛文集》《四书遇》《快园道古》《夜航船》等文学著作，表现了张岱将国破家亡的悲痛寄于往事回忆之中，一一化作文字聊以自遣。虽然他未能通过科举功名途径实现“仔肩宇宙”的宏愿，但他却通过著述来关怀时代，弥补其无法力挽狂澜的缺憾，他是以“立言”的人文成就来实现其“内圣外王”和保存华夏文化的愿望。

张岱入清后租住快园时期，苦苦支撑一家二十几口人的衣食，他曾广开门路，尝试以养蚕、养鱼度日，沉重的家口负担，艰难的生活煎熬，没有将他压垮，反而使他更加顽强。一向不懂稼穑艰难的他，居然在年近古稀之年以力田自励，亲自从事担粪种植果蔬和舂米的繁重农活。在此同时，他还继续参与地方公益事业:康熙十一年(1672)参与《会稽县志》编撰，起草《会稽县志凡例》。康熙十四年，因西湖旁岳鄂王祠墓日久倾圮，他写了《募修岳鄂王祠墓疏》，关心忠烈遗迹的修复。康熙二十三年(1684)时年已八十八岁，仍为大善塔修复写了《修大善塔碑》文，在地方文化扮演多种角色。

经过国破家亡的巨变和生活磨炼，张岱对于世俗名利，荣华富贵作了深刻反思:他说:“欲海无边，尘心难扫;汗颜顷刻，顽钝终身。填七尺于羶淫，耗须眉于营算。宅畔有宅，田外有田。好利亦复竞名，身荣又祈子富。尝试回头一看，觉得身外俱闲;世短意长，不知埋没了多少血肉男子。孟子‘失其本心’一叹，真能使行路、乞人一齐痛哭。”对于身边的一切都能淡然处之。

总之，张岱一生接受阳明心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随着年龄和生活环境的变化，其接受心学的影响也有内涵深浅表现的不同。四十八岁以前，主要是受家庭名士风气及阳明后学率性而行，追求个性平等的思想影响较多，表现在生活上追求声色之好，追求同伴，寻求知己的友道思想;后期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变，则是重在格物致良知的修养和忠贞行为操守的履践。张岱受阳明心学的影响，一方面是对阳明心学的继承和实践;另一方面，他虽然宗王，但不是事事处处尊王，不诉诸权威，以己之心所得独立见解，深得阳明心学之精髓。他辑录阳明及阳明后学者对《四书》的见解，其中渗透了张岱的发明、深化，在《四书遇》中有许多注释不落俗套，颇多创见，体现了他“精思静悟”的心得和对经典的诠释的平民化倾向，心学工夫的实践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