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绍兴石屋禅院

“不必远求，知此即灵。”在绍兴香炉峰西麓的荒烟蔓草间，诸佛如是说，如此平和而慈祥。

如果我们把历史定义为岁月的痕迹，那这里所生发的将是那个时代特有的陈香。在日月经天之间，稽山的伟岸造就了这里的深邃；在江河行地之中，鉴水的灵秀滋养了这里的飘逸。这里曾是帝子的苑囿、才俊的后园、翰林的书屋、僧侣的彼岸。正是这荒草横斜间的石屋禅院，记述下那些不同时代越中的别样风流。

机缘巧合，我来到这里瞻仰明代的石刻造像。造像有四龛七尊之多，乃无量寿佛、释迦牟尼、药师佛、大势至菩萨、观音菩萨、弥勒佛和地藏王菩萨，自西向东，依次横列山壁八十余米，犹如长卷。这些唯美传神的佛像开凿于明代隆庆、万历年间，以此算来，已有五百岁华在诸佛淡然的眼神中驶去了。而于我，石屋禅院的佛迹仅仅是故事的序言……

   这是勾践的石屋，几多惬意与沧桑。

在吴越争霸烽烟四起之前，勾践的生活中充满了得意春风。他在稷山斋戒，过山阴城北门，到龟山照龟，翻过驾台，骑马跑过离丘，到美人宫欣赏音乐歌舞，中间休息一阵，然后经过马丘，在乐野的衢道上打猎，在若耶溪放任猎犬驰骋，到燕台石室议事休息，在冰室吃饭，并对臣下论功行赏。如此丰富而完善的行程，若不是见诸《越绝书·记地传》的记载，恐怕后人实在是难以揣寻周详，而勾践用以休息议事的燕台石室正是此间“小西天”般的石屋之历史前身。书中详述“其山上石室，勾践所休谋也，去县七里。”可石室中的惬意舒适很快在争霸的风云中瓦解。公元前494年，勾践兵败于会稽山下，投降成俘。而后历尽劫难的勾践回到越国，扎进会稽山中，结庐反思，卧薪尝胆。在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廿载光阴中，他一定回过石屋，甚至在这里和文种、范蠡共商灭吴大计。当他在石屋中痛定思痛后，终以三千越甲灭吴雪恨，将羞愧难当抹去，使豪言壮语成真，改变了春秋史的走向。

勾践的石屋已然远去，湮没在沧桑的灰烬中，而文化却在无意间播下种子，在新的历史土壤和文化雨露中，石屋的灿烂之花将重新绽放。

这是佛子的石屋，几多清冷与禅定。

就在朱明王朝开始步入暮年的隆庆、万历间，越州城中来了一位默默无闻的僧人一金。当他走遍越城后，终将视野定格在了会稽山的西麓。他闻得此地旧有佛寺，便在这里倚石为庐，建起了寺庙，号天瓦庵。徐渭说“因石以覆，则为天瓦”。传神之处，不言而喻。在无人知晓的青灯冷烛中，一金除了诵经念佛，便已经开始规划天瓦庵的“造像运动”了。或许是他或者他的徒弟，全面实施了“造像规划”，募得金银财帛，请得能工巧匠，前后延续数年，终在山壁上留下了后世人的赞许与敬意。

就在一金在庵内参悟佛法的那些年，里绅张汝霖也开始走近稽山西麓，与一金邂逅于山间一角。张汝霖是万历二十三年的进士，是明末大家张岱的祖父。他在山上造像崖壁背后的山坪上建起了书院，或许是钟情于山谷中的清静无为地，或许是流连于天瓦庵的无上佛法，也或许是为了与一金和尚朝夕一处共议芸芸众生。终于，这位张大人在深得佛法后，将自己的书院改建为梵刹，号表胜庵，且在庵内修建了鸥虎轩、砎阁、冷香亭。庵成以后，张汝霖迎回了当时已住锡柯桥融光寺的一金和尚还山住持，并命其孙张岱作启记述此事。我一直对中国传统文人寻僧访道情结很是好奇，正如李白会去嵩山寻访焦炼师，苏轼会与佛印晨夕相从，白居易会在道林禅师处受戒、皈依、习禅，凡此种种，大约都是文人在佛道之内找到可以填补儒家精神空白之处的元素而获得内心的安定与泰然。

天瓦庵在羲和望舒的生落之间，送走故人，迎来新人。后世僧人会得唐代雪窦禅师“寿鼎皆出炉锤之下”之意，改名为石屋禅院，并在原址扩建，构成四进院落一十八间屋舍。

公元1662年，清康熙九年，满族统治下的中国逐渐趋于安定。越州城中又来了一位高僧知骧，在他的管理下，石屋禅院开展了浩大的整修工程，数年之后，越州城外九里处一座崭新的石屋禅院将又一批绍兴的善男信女吸引而至。那时的石屋禅院香烟缭绕，钟鼓声声，僧人云集，宛如名蓝。在康熙九年后的三个世纪中，石屋禅院淡然地在山林雾霭间沉浮，迎接着世人非名即利的功利祈祷……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石屋禅院废弃，造像、屋宇、僧迹在荒草与农田的夹攻中，渐渐消融、淡出。而今，我们依然可见的那七尊造像，尽管青苔眷顾，却依然震慑人心；通向石屋禅院的路口有荒坟一处，为定圆和尚之冢，立于民国二十三年。

这是才俊的石屋，几多诗意与踌躇。

公元1573年，明万历元年的元夕之日，年过知命的徐渭带着一位南来的朋友到了炉峰西麓观光拜佛。这位朋友已然厌倦了灯红酒绿，渴望一个清新涤俗之处，浅斟淡酒，低吟胸臆。而选择天瓦庵，确是徐渭的明智所在。在松涛鹤鸣和天光佛音中，两位才子放眼群山，“高则乱石偃拔，骇兽穿林；下则回泉纡萦，惊虺入草”。徐渭的诗兴与狂傲顿时被激活，写下了《天瓦庵》、《寒泉庵》、《元夕饮钱氏宅作火杨梅诗》等四首诗，并于当日在一幅长绫上用四体书写下这四首诗，成《天瓦庵等四首四体卷》，传承至今，乃无价之文化瑰宝。今天，我得以知晓四个半世纪前那一天青藤狂狷户外登山活动，则全赖于这件书法作品，进而在卷帙浩繁的古书中找到了《元夕之辰偕友人集九里之天瓦寒泉二庵各賦 （并序）》一文，与五百年前的同乡名士共游了一回石屋，很是知足。

又是半个世纪过去，明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就在这一年前后，张岱在天瓦庵读书，在祖宗之地传习着圣人之言。四月的一个午后，他与二三友人登上了香炉峰，为的是一观炉峰朗月。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这样记录了那一天的月色：“是日，月政望，日没月出，山中草木都发光怪，悄然生恐”。这番描述，隐隐地传达出恐怖之感。就是怀着这份心情，张岱下山回到了天瓦庵，枕着一个淡淡的梦睡去。那一夜，石屋在清冷的朗照下无比从容，山风啸出明末才俊们的闲情雅致，而在而立之岁的张岱，也似乎将注定终生与山水为友，与书卷为亲，这既是明清鼎革之际的历史境遇所赐，亦是陶庵先生心性使然。

明清风流远去，帝国主义列强的铁蹄践踏着华夏大地。1939年，石屋迎来了一群别样的年轻才俊。那一年秋天，绍兴也屡遭日军飞机轰炸，城区房屋毁坏严重，各大中学校校舍十存二三，无法维系课业。绍兴稽山中学搬迁农村设四个分部坚持上课，其中的一个分部就在石屋山内开辟课堂。从城市远避山林，物质条件的直线下降自是不言而喻，而师生抱着抗战必胜的信心，颂扬卧薪尝胆的精神，发愤教读，课余不顾劳累，奔走城乡，努力为抗日救亡做着宣传工作……笔尖行至此，我注意到越王勾践发愤图强的石屋和与越州师生抗日救亡的石屋是何其相似。或许冥冥之中的指引，或许精神张力的延续，胆剑精神让那个时期的青年才俊大声疾呼，救亡图存。石屋在这个时期少了一些诗意，多了一分血性，从根本上丰富了它的文化色泽，以至于今天我们在石屋禅院观瞻时，心间流淌的竟不仅仅是一缕禅机。

这勾践的石屋、佛子的石屋、才俊的石屋，历尽千年后，现代人从蔓斜的花草中再次将你收藏。如果把越州炉峰的历史比作一部书，那石屋禅院则是一枚精致的檀香书签，随着历史翻转起落，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章节，淡淡地留下馨香和印记，用那传神的石刻长卷，浅浅的神佛之笑，向我们乃至千年以后的人诉说那时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