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之所以成为世界名著，之所以两百多年来一直吸引着千千万万的读者，首先因为她是一部小说，一部精彩绝伦的小说，一部描写真实“大”世界和真实“大”人生的小说，一部人们可以从中得到各自不同启示的小说。与其他小说一样，红楼梦也反映了作者的爱与恨，也会隐含一些作者熟悉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在越是原始的版本中应该越能看出这种影子来。如果说，红楼梦在前八十回隐含了作者对雍正的不满，那末蒙府本后四十回里的“风花雪月”，就是这类影射最明显最直接的例子之一。

结合雍正和乾隆时代的政治情况，作更加深入的分析，我们感到，情况可能还不是像上面分析的那样简单。雍正和乾隆时代是文字狱疯狂的年代，“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和“维民所止”那样的文字狱就是典型的例子。在那种年代，一本书稿里如果有“就是好了，也不过是风花雪月，与一生的正事毫无关涉”这样文字，这本书稿的作者，对雍正不是简单的不满，而是仇恨，抑制不住的仇恨。他在写下这样的文字时，定会掂量一下他自己脑袋的牢靠程度。因此，无论是程伟元还是高鹗，在看到“风花雪月”这样的“碍语”时，不仅仅是敏感，而是“震惊”。他们不可能悄悄地把“风花雪月”改成“风云月露”了事。事实上，在那种疯狂的年代，这样做也不可能把事情了了，很可能会招来“隐瞒”“包庇”等诸如此类的罪名。从这个意义上讲，程伟元可能根本没有看到过蒙府本，而高鹗更是和“伪续后四十回”“绝缘”的。

按上面的分析，得出的结论只能是程伟元和高鹗都没有看到过蒙府本。但到目前为止，我已经从多个角度，从纵横两个方向，证实了蒙府本（后四十回）没有抄自程甲本，我拿不出一个蒙府本一定抄自程甲本的确凿例子。但是另一方面，我也拿不出一个程伟元高鹗一定见过或没有见过蒙府本的例子。不过很多例子表明蒙府本与程甲本相当接近，有的甚至很接近，有的章回几乎接近到蒙府本是程甲本直接付印稿的过录本的程度。所以很难相信，程高没有看到过蒙府本。基于这种情况，我推测，可能在程高出版程甲本时，文字狱政治气氛已经淡化了。

这种推测也不是没有根据的。例如已经有很多研究者指出，在手抄本中有避讳不严格的情况，即使是刊印的程高本也是这种情况。例如，在程甲本的“女乐”绣像图赞中，“絃管无情”的絃字就没有缺末笔。

中国日报2010年02月02日的一篇文章最终解决了我的问题。该文说，“乾隆帝統治时期文网之密，文祸之多，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空前的。综观这些案子，主要集中在乾隆中期，即十六年（1751）至四十八年（1783）间。 …… 乾隆以后，嘉庆、道光等朝的文字狱极为罕见。”这说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程甲本出版的时候，清朝的政治气氛确实已经宽松多了。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永忠的“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三绝句。永忠的《延芬室集》是研究《红楼梦》作者和成书背景的宝贵资料。

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

传神文笔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
可恨同时不相识，几回掩卷哭曹侯！

颦颦宝玉两情痴，儿女闺房语笑私。
三寸柔毫能写尽，欲呼才鬼一中之。

都来眼底复心头，辛苦才人用意搜。
混沌一时七窍凿，争教天不赋穷愁！

这首诗上面还有乾隆的堂兄弟，永忠的堂叔瑶华道人(名弘旿，字醉迂)的一条眉批：“此三章诗极妙！第《红楼梦》非传世小说，余闻之久矣，而终不欲一见，恐其中有碍语也。”

“吊雪芹”三绝句写于1768年。怎么说，在永忠“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并写下“吊雪芹”三绝句那段时间，对红楼梦肯定已经不是谈虎色变那种政治气氛了。要不，永忠不但把自己暴露了，而且把自己的朋友墨香也“出卖”了。至于弘旿批语中说，“余闻之久矣，而终不欲一见，恐其中有碍语也”，那是说他自己在很长一段时间，恐怕红楼梦里有“碍语”，连看都不想看一下，以免招惹是非；但是在他写这条眉批时他肯定已经看过红楼梦了，当时也不认为里面有什么“碍语”，否则就不可能有“此三章诗极妙”这样的批语了。

对于红楼梦里有没有“碍语”，有不同看法。我认为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一定的时间是“碍语”，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政治气氛的改变，原先的“碍语”，就不再是碍语了。因此在永忠写“吊雪芹”三绝句、弘旿写眉批时，一般政治气氛已经渐渐变得认为红楼梦中没有什么碍语了。在程伟元收集后四十回，程高整理出版红楼梦时，政治气氛应该更加宽松了。在这种情况下，程高看到原稿中的风花雪月，知道雍正有四首风花雪月应制诗，觉得不太妥当，作为编辑出版者，把它改成风云月露就是了，这是编辑人员的一般的职责和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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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蒙府本后四十回里的“风花雪月”看红楼梦的成书和流传过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