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贞之士，重现天日之书。明末散文大家张岱幽愤之作首次整理出版 

本书为记载历代义烈之士的传记体史书。张岱从各种史料中辑录出义烈之士500餘人，人物始于东周，终于明北都淪陷的1644年（明亡係1662年永曆帝蒙塵，非1644）。每则传记之后繫以张岱撰写的论赞，对人物做出精彩点评。本书的最终定稿，当在清初。本书原藏于浙江图书馆古籍善本部，为稿本，是国家珍贵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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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与《古今义烈传》

丁红

摘要 《古今义烈传》是明末清初浙江著名文史学家张岱所撰写的一部评述历代义烈之士的传记体吏书,具有一定的吏料价值,同时也反映作者的思想道德倾向。

丁红,女.1952年生,浙江图书馆古籍部。

《古今义烈传》八卷,是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和史学家张岱撰写的一部述评历代义烈之士的传记体史书。张岱(1597一1690),初字宗子,以人称石公.改字石公,号陶庵,又号蝶庵,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平生读书广博,经史百家,靡不涉猎。著述弘富,史论小品,佳作叠出。据其《自为墓志铭》所载,已结集成书的即有十五种,像《琅嬛文集》、《石匮书》、《石匮书后集》、《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等,早已为世人所熟悉。《古今义烈传》则是见载于《自为墓志铭》,流传甚少的一种。

《古今义烈传》卷首有明末文士陈继濡、刘光斗、祁彪佳、马如蛟、刘荣嗣所撰的序和张岱自序。除刘光斗序未署年月外,其余五篇序均撰于崇祯元年至五年间(1628一1632)。其中崇祯四年(1631)祁彪佳序云:“张宗子目穷学海,才注文河,十年搜辑,得烈士数百家余人,手自删削,自成一家言。”据此张岱开始纂辑本书的时间.不会晚于天启元年(1621)张岱自序撰于崇祯元年(1628),序中有“余自史乘旁及稗官,手自钞集,得四百余人,系以论赞,传之厥制”。而列于自序后的《占今义烈名籍》,则谓是朽“始于周镐京,迄于明崇祯甲申”,“得五百七十只人,为四百七十二赞”。两文对勘,可见早在崇祯初年,张岱已经完成本书的第一稿,请人作序,准备刊印。而后由于时局变化,作者续加搜辑,人数从初稿的四百余人增加到五百余人,时间下限也延至崇祯末年。这便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本子。简略记载这个本子纂辑实况的《古今义烈名籍》未署撰写年月,但从是书收人的下限看,它的最终定稿.尚在清初。从天启到清初,历史发生了重大转折,明王朝从没落终至于崩溃,清兵入关,统治了全国大部分地区。张岱本人也在这地老天荒的突变中,由一个二十余岁喜爱鲜衣美食的纨绔子弟,成长为一年近知命,布衣蔬食,而又富于洞察力的史学家。这一成长的历程在《古今义烈传》里留下了明显的印痕。

第一个方面,受晚明以来崇尚个性解放、思想独立思潮的浸润,作者的忠义思想具有鲜明的特征。首先在选择“义烈”之士方面优先考虑那些不为功利目的所左右,纯粹从道德立场出发,其行为又明显具有个人魅力的人。卷首《凡例》开宗明义:“凡慷慨赴义,必于仓皇急速之交,生死呼吸之际,感触时事,卒然进裂,如电光江涛不可遏止,虽生平未通半面,速欲与臧洪同日死者,此为第一。其余受人恩结.有为而死,如荆柯、聂政之流不在此列。”荆柯与聂政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一向被当作义士的典范,而张岱却弃之不取,原因即在张岱所谓的“义烈”是非功利性的,而荆、聂所为,则是受人之恩,带有交换性质的功利之举。其次,与这种非功利性相关联,张岱所看重的,还有义烈之士思想与人格上的独立性。他对传统的君臣名分评价甚低,认为“君臣之分,莫逃天壤,无论名节悬于其前,实亦斧锄鱼于其后。故一丁艰厄,有死无他。”(《凡例》)此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忠臣死节”背后的严酷。对愚忠之举痛加贬斥.以为“有死主之勇,须先有择主之明。苟使托身非人,不能见几.复为死难,则是蔡邑之哭董卓,杨雄之死王莽.徒资万世笑骂耳,何义之与有!”(凡例)这也就将习惯上连提并举的“忠义”之说,从理论上作细致的区分,能尽忠者未必都是义士,重心在“义”字，因此即便是大盗,依然为张岱所激赏。

第二个方面,黑暗腐败的社会政治激发了作者的著书激情。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天启四年(1624)杨琏、左光斗等人弹劫魏忠贤二十四罪,到天启五年(1625)七月开始,魏忠贤党进行反扑,兴大狱,东林党人被逮杀殆尽。其时张岱三十岁左右,此皆为亲闻目睹之事。面对魏党残酷杀害东林仁人志士的罪行,作者郁愤之情溢予胸臆,矢志励节,著书寄情,揭露魏党罪行,赞颂东林仁人崇高的品质。如赞颂周顺昌,“面对昌言,阂不畏死,肝胆自矢”。又在顾同寅一条中责骂魏忠贤“羯狗奴,尔何不学曹孟德,哭泣尸傍赦脂习”。字里行间无不充溢着作者激昂悲愤之情,抒发对受害的东林党人的深切同情,对魏忠贤的切齿愤慨。

第三个方面,作者抒发郁积胸中的亡国败家块垒,着力颂扬“生为明人,死为明鬼”“不作剃头人,宁为戴发鬼”,“因志君恩,心铁如石”的忠于皇明的思想情绪。张岱本人作为明王朝高级官僚的后裔(高祖天复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曾任云南桌司副使;曾祖元作乃隆庆五年状元,官至翰林院侍读,詹事府左谕德;祖父汝林系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出任广西参议;父耀方晚年做过山东充州鲁王府的右长史,是鲁献王的亲信),前半生过着纨绔子弟的豪华生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生活发生根本变化。严酷的现实,使他感情上必然偏向明室,因而在《古今义烈传》的最后一卷中,录载了不少尽忠明王朝的义烈之士。

《古今义烈传》从总体而论是一部带有浓重道德色彩的史传体著作,同时在文学上也颇有创意。祁彪佳谓:“其点染之妙,凡当要害,在余子宜一二百言,宗子能数十字辄尽情状,及穷事际,反若有千百言在笔下。”即点出了张岱写传言短意长,情状毕肖的特色。每则传记的末尾,又均有张岱所撰的论赞,或为总结义士之思想,或为补充篇中未及之事,或抒己见,或寓褒贬,文笔流畅清新.语句跌宕多姿,被陈继濡评为“苍翠笔底,赞语奇峭,风电云霆,龙蛇虎豹,腕下变现,而隽冷悠然,飘渺孤鸿,天外哆听,是又《汉书》、《三国》诸赞中所绝不经见也”。

笔者所读的本子,为一个八卷四册的本子,正文以楷书写录,书口上下方分别印有“石匮书”、“凤嬉堂”字样。《石匮书》是张岱入清后编纂的一部著名明代史书,其原稿本也录在有“凤嬉堂”印鉴的稿纸上。由此可知,这部《古今义烈传》乃是张岱原作的誊清稿本,具有极珍贵的文献价值.对于研究明代史学和文学均颇有参考价值。另据谢国祯先生《增订晚明史籍考》,吴江柳氏旧藏有一种传抄本,惜不知其是否尚存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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