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裕瑞《枣窗闲笔》的真伪之争（欧阳健文）

一

《枣窗闲笔》一卷，抄本，爱新觉罗裕瑞撰。裕瑞号思元斋主人，生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卒于道光十八年（1838）。《枣窗闲笔》除“自序”以外，有《程伟元续〈红楼梦〉自九十回至百二十回书后》、《〈后红楼梦〉书后》、〈雪坞〈续红楼梦〉书后》、《海圃〈续红楼梦〉书后》、《〈绮楼重梦〉书后》、《〈红楼复梦〉书后》、《〈红楼圆梦〉书后〉和《〈镜花缘〉书后》等八篇文章。在为数不多的红学资料中，《枣窗闲笔》因其独有的关于曹雪芹形貌、作风、言语、嗜好等的记述，特别是有关于“曾见抄本卷额，本本有其叔脂砚斋之批语”的记载，因而备受红学家珍视，被当作脂本脂批出现于乾隆年间的“铁证”。惟此之故，《枣窗闲笔》的真伪之争，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与其他论争的格局稍稍不同，从现象上看，《枣窗闲笔》之争似乎是维护脂本脂批的一方挑起的。当论争刚形成短兵相接的阵势，蔡义江就抬出裕瑞来作为驳倒对方的“杀手锏”：“欧阳健没有读过裕瑞的《枣窗闲笔》吧？或者即便读过，在创作‘作伪说’时也想不起来了吧？”更妙的是，他仿佛料定对方必定会无言以对，便为之“设身处地”地假设道：“欧阳健现在发现自己的奇谈原来有这么大的漏洞，他准备作怎样的辩解呢？我也能猜到几分：他大概会说，‘刘铨福化名脂砚斋’，就是受到那个胡编乱造的裕瑞的启示呀！”（《〈史记〉抄袭〈汉书〉之类的奇谈──评欧阳健脂本作伪说》，《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3辑）

事实上，欧阳健早在1992年就写好了《〈枣窗闲笔〉辨疑》，并投寄给一家可靠的学报，不料编辑部因对卷入红学纠纷有顾虑，被搁置一年之后，又转荐给另一家杂志，由于相同的原因，拖到1994年《红楼新辨》结集出版，才收入书中，成了少数未能先行发表的章节之一。

正由于这一特殊的格局，致使脂本脂批维护者在撰文时，未能见到欧阳健对裕瑞的辨疑；欧阳健的辨疑文章收入《红楼新辨》之后，亦未见正面的反驳。所以，在裕瑞之争的问题上，双方实未形成真正的交锋。这里只能将双方的观点分别摆出，供识者鉴别比较。

二

先看欧阳健对《枣窗闲笔》的质疑。他是着重从版本、内容和史实等三个方面进行辨析的：

首先，从版本的角度看，可判定《闲笔》是一部很晚的书。《闲笔》所录几种“书后”，都出现于嘉庆年间；特别是《镜花缘》初版于嘉庆二十三年，而《闲笔》自序谓“秋凉试笔，择抄旧作”，将《镜花缘书后》亦纳入“旧作”的范围，则其成稿至少是在嘉庆末年乃至道光初年的事了。此本不仅成稿晚，出现也晚。最早见于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的著录：“《枣窗闲笔》一卷，存。余藏作者手稿本，已捐赠北京图书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新版，第142页）据朱南铣《〈红楼梦〉后四十回作者问题札记》一文介绍：此书“一九一二年东四牌楼八条胡同三十一号裕颂庭藏，后归孙楷第，现归北京图书馆”（见《红楼梦研究集刊》第七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l年版，第314页），“一九一二年”云云，当系售书者对孙楷第的表白，则此本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民国以后。

当然，出现年代之晚，并不能构成怀疑《闲笔》的理由；对《闲笔》进行版本鉴定的关健，在于它是否确为裕瑞的“手稿本”。最先从史料学角度提出怀疑的是潘重规，他在香港影印裕瑞《萋香轩文稿》的序言中说：

裕瑞《闲笔》论曹雪芹及《红楼梦》脂批者尤多，顾独不闻有集传世。十馀年来，余羁栖海外，偶得裕瑞手书《萋香轩文稿》一册，凡史论及游记杂文廿馀篇，篇末多缀当时名士法式善、杨芳灿、张问陶、吴谢振定诸家手评，自序成于嘉庆八年三月，盖裕瑞中年以前之作也。近人吴恩裕《考稗小记》云：“余于厂肆得裕瑞所书自作《风雨游记》，瑛宝为绘《风雨游图》手卷一轴，当时题跋者不下数十家，如观保、法式善、翁同规案：同道光以后人，年代不相及，疑翁方纲之误）、钱樾、钱载、成亲王等。”今观此稿首载《风雨游记》，复有《书风雨游记后》云：“庚申夏郊外散步遇雨，一时乘兴，偶作《风雨游记》，一画友见之，遂为作图，前书此记，余复乞诸名家题跋，以光卷轴。后复有为作图者，余思仍书前记，不无重赘，故又作数语以志之。”知吴氏所见，正与后记所言合，且瑛宝所图外，更别有一图也。此稿真行书颇具晋唐人笔意，且所附评语亦均同时名士手笔，则此稿殆亦裕瑞自书。文学古籍社影印《枣窗闲笔》，原稿字体颇拙，且有怪谬笔误，如“服毒以狥”之“狥”误为“狗”，显出于抄胥之手，谓为原稿，似尚可疑，读者试取二稿比对观之，当可得其真际也。

经潘重规鉴定，《萋香轩文稿》确为裕瑞的自书手稿。相比之下，《闲笔》则“字体颇拙”，且有“怪谬笔误”，其“显出于抄胥之手，谓为原稿，似尚可疑”。在此基础上，欧阳健以之与《风雨游记》以及裕瑞手书的《东行吟草》、《沈居杂咏》、《再刻枣窗文稿》等自序的反复比对，认为“《萋香轩文稿》确为裕瑞自书手稿”，而《闲笔》“不仅如稚子之涂鸦，且多错谬”，如把“原委”误为“原尾”等，“均可证书者为极不通之人”。且裕瑞的斋名为“萋香轩”，《闲笔》自序下所钤之印章竟刻为“凄香轩”。“据此推知《闲笔》不惟出于‘抄胥之手’，且抄手非受裕瑞之请托，而系后人之作伪，谅亦不为大过。”（《红楼新辨》第259—262页）

其次，从内容的辨订看，《闲笔》的问题就更多了：

一、关于曹雪芹的生平。《闲笔》云：“‘雪芹’二字，想系其字与号耳，其名不得知。曹姓，汉军人，亦不知其隶何旗。闻前辈姻戚有与之交好者，其人身胖头广而色黑，善谈吐，风雅游戏，触境生春。闻其奇谈娓娓然，令人终日不倦，是以其书绝妙尽致。闻袁简斋家随园，前属隋家者，隋家前即曹家故址也，约在康熙年间。书中所称大观园，盖假托此园耳。其先人曾为江宁织造，颇裕，又与平郡府姻戚往来。书中所托诸邸甚多，皆不可考。……又闻其尝作戏语云：‘若有人欲快睹我书不难，惟日以南酒烧鸭享我，我即为之作书’云。”裕瑞的年代较晚，不可能认识曹雪芹，他关于曹氏生平的介绍，据说是从其“前辈姻戚”中“闻”知的。那么他究竟“闻”了些什么呢？所谓“其先人曾为江宁织造”、随园即“曹家故址”之类，都是前人已经说过的，丝毫没有增添新的内容；偏是有关作者名号、里居、交游这些考证中的紧要关目，《闲笔》却用“想系”、“不得知”、“亦不知”、“皆不可考”等语含胡出之，惟于莫可究诘之形貌、作风却大肆铺张，其真知雪芹耶，抑浑充解人耶？殊难判定。但所说“日以南酒烧鸭享我，我即为之作书”的传闻，则明显带有近代的色彩。《红楼梦》非报章连载之小说，岂能一回一回地写作，一回一回地传抄，以致红迷们竟要用南酒烧鸭馈赠作者，方能得作者现作现卖、先睹为快乎？

二、关于《红楼梦》的成书。《闲笔》谓《风月宝鉴》为旧时他人之笔，曹雪芹得之，发现是书所传述者与其家之事迹“略同”，故加以删改以抒其寄托，实乃荒唐不经之说。尤其可笑的是，在他人的原作上，居然可以“以近时之人情谚语夹写而润色之”，且成就为伟大的《红楼梦》！此种奇谈，适足以暴露说者不过是一完全不懂文学创作的妄人。

三、关于《红楼梦》的版本。《闲笔》自称见过脂批，而脂批明说八十回后“原著”还有“三十回”，《闲笔》却说曹雪芹“有志于作百二十回”；既然曹雪芹“书未成”，又安知其为“百二十回”？《闲笔》又说曾见后四十回之目有“大观园抄家”诸条，与“四美钓鱼”迥然不同；而程本第一百○五回即为“锦衣军查抄宁国府”，可知其未及细看便信口胡诌。《闲笔》还说“曾见抄本卷额，本本有其叔脂砚斋之批语”，其实甲戌本所有批语均不署名，己卯、庚辰本署名“脂研”的则是双行夹批；至于“卷额”之批，己卯本一条也无，庚辰本的眉批都集中在二三两册，并非“本本”皆有，而所有的眉批多署“畸笏”或“畸笏叟”，而非“脂砚”。甲戌本分明说“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闲笔》却说脂砚斋“易其名曰《红楼梦》”，可知都是信口开河。凡此种种，都表明《闲笔》所述之不可靠。

四、关于后四十回问题。《闲笔》称后四十回为“闻故生心思谋利者”的“伪续”，程高不辨真伪“汇而刻之”；可其题目却说“程伟元续《红楼梦》自九十回至百二十回”。《闲笔》既然十分肯定后四十回为“伪续”，却说证据“无处可考”，其文又主要是从文字上推测前后“断非一色笔墨”。此类自相抵牾的说法，均可证其矛盾百出。至于“伪续”以及“叔传说”之类的提法，更带有特定时代的印记，表明其不可能产生于胡适提出“自传说”和“续书说”之前。

最后，从史实的考证看，红学家相信裕瑞和明琳、明义、墨香等人有“姻戚”关系，他所述的是从这些“前辈姻戚”中直接“闻”来的。但这些“前辈姻戚”对曹雪芹和《红楼梦》的了解程度，也大可怀疑的。永忠之与雪芹“不相识”，明义肯定地说“其书未传，世鲜知者”，弘也说过《红楼梦》“非传世小说”，“恐其中有碍语”而“不欲一见”，而裕瑞却绘声绘影地记述读者要以南酒烧鸭款待作者以快睹其书的盛况，其言显然是出于杜撰。

《闲笔》对于高鹗、程伟元的无知和诋毁，更能说明其伪。欧阳健通过对嘉庆十八年（1813）林清案被诛的曹纶与曹雪芹关系的查证，揭示了一个重要现象：曹纶被诛之后，当时的舆论多将他说成是雪芹的后裔，并说这是由于他撰写《红楼梦》的“天报”（毛庆臻《一亭考古杂记》）、“果报”（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其时，裕瑞任正黄旗汉军副都统，曹纶适归统辖，为此受到革职发往盛京、永不叙用的严厉处分。裕瑞与曹家的瓜葛，即由此而起。后人假裕瑞之名作《枣窗闲笔》以透露曹雪芹的某些“秘闻”，其源盖出于此。

尤其启人疑窦的是，裕瑞因曹纶一案，恰与高鹗、程伟元二人建立了联系，因而有资格充当高鹗、程伟元形貌、作风、言语、嗜好以及刊印《红楼梦》的知情人。裕瑞与高鹗二人，可以说是林清案的“同案犯”（高鹗也因失察被“降二级调用”），对于高鹗的行止，裕瑞不应该毫不知晓，但《闲笔》却没有提供任何一点有关高鹗的第一手材料，仿佛裕瑞根本就不认识高鹗似的。裕瑞被发往盛京派令管束居住以后，恰值程伟元亦在盛京，受到晋昌将军的倚重。裕瑞到了盛京，颇得晋昌的保护，境况不算太坏，与程伟元应该有所交游，甚至还可能得到程伟元的关照。可是《闲笔》却对高鹗、程伟元力加诋斥，诸如“伟元臆见”、“遂获赝鼎”、“不能鉴别燕石之假”、“故意捏造以欺人者”等等，屡见笔端。若《闲笔》真是出于裕瑞之手，想来不应该对程高如此不近人情，更不至于只说些尽人皆知的旧话而毫不提供有关“程高汇而刻之”的任何一点非得自“传闻”而得自“亲闻目睹”的材料。

综合对版本、内容、史实等三方面的种种破绽的揭露，欧阳健认为，《枣窗闲笔》乃是“出于后人之伪托”，而非裕瑞的“手稿”。

三

那么，红学家对《枣窗闲笔》的认识又是如何呢？冯其庸说：

裕瑞关于脂砚斋的记录，与刘铨福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他的记录比刘铨福要早得多。可是裕瑞说的“抄本卷额本本有其叔脂砚斋的批语”这却与我们所见《石头记》的乾隆抄本是一致的，由此可见这些脂本不仅自身内在的脂批可以证明，而且还得到乾隆时期的文献记录为证。这种客观文献记录的一致性，难道不是脂本和脂评可信的铁证吗？（《论〈红楼梦〉的脂本、程本及其他》，《红楼梦学刊》1994年第2辑）

在这里，《闲笔》被视为“乾隆时期的文献记录”，并且是作为脂本脂批“可信”的“铁证”的。蔡义江说：

裕瑞是高鹗同时人，其前辈姻戚和曹雪芹还有点关系。……裕瑞的话不可能每个字都有事实依据，比如“脂砚斋”前的“其叔”二字，就有可能只出于揣测或传闻，但他在程、高未刻版前就见到抄本上“脂砚斋之批语，引其当年事甚确”，却是已被今存之“三脂本”证明了的千真万确的事实。（《〈史记〉抄袭〈汉书〉之类的奇谈》，《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3辑）

在这里，对裕瑞固然有所保留，却将裕瑞不曾说过的“在程、高未刻版前就见到”脂批的话，用来作为脂本“乾隆抄本”说的“千真万确”的证据。宋谋玚说：

难道欧阳健同志连《枣窗闲笔》这种红学常见书都没有读过吗？裕瑞的《枣窗闲笔》写得明明白白：“又名《石头记》……曾见抄本，卷额本本有其叔脂砚斋之批语，引其当年事甚确。”怎么能这样不顾事实，武断说“一百多年间，没有任何书目或资料著录有以脂评为标志的《红楼梦》稿本或早期抄本的存在”呢？《枣窗闲笔》不是书目？难道连资料也算不上吗？（《脂砚斋能出于刘铨福的伪托吗？》，《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3辑）

在这里，《闲笔》被视为“早期”的“书目或资料著录”，并证明脂批乃“雪芹至亲”之批的确凿史料。……

总之，论家们在批驳“脂本晚出”说和“脂批伪托”说时，都是将《闲笔》当作“可靠”史料来引用的。他们不仅丝毫没有怀疑过《闲笔》的“真实性”，甚至对《闲笔》之是否“可靠”也没有进行起码辨证的意识。唯有《红楼梦学刊》1994年第4辑刊出的唐顺贤《裕瑞曾见脂批甲戌本浅考──条辨〈枣窗闲笔〉“伪书”说》一文，稍稍接触到这个问题。

唐文认为，《闲笔》是“红学史上值得重视的、很有参考价值的早期评论著作之一”，虽然“由于裕瑞同曹雪芹不同时，只能听闻于‘前辈姻戚’的谈话之中，也未作深入的调查考证，有其偏差失实之处”，但不能因其“道听失实之事的不足而全盘否定《枣窗闲笔》的真实和价值，甚至否定裕瑞亲眼目睹的东西”。唐文说，“经过反复研究，认为裕瑞的《枣窗闲笔》是可靠的，尤其是他说看到过脂本和脂批的话”。这就是说，《闲笔》的“真实可靠”性，就表现在它的作者见到过脂本脂批。唐文宣称，他从裕瑞的话中，“考证出裕瑞‘曾见’卷额有脂砚斋批语的抄本，就有传世至今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换句话说，今存的甲戌本，就是裕瑞曾经见过的抄本。为了证实这一假设，唐文列了三条证据。

证一：“裕瑞所见八十回抄本，是在刻本之前，这是抄本早于刻本的又一力证。当时人们已经严格区分八十回抄本同百二十回刻本，这说明抄本与刻本实属两种不同的版本类型（系统）。”唐文作出这一“证”的关键，是“抄本早于刻本”。在《红楼梦》的流传过程中，“抄本早于刻本”这个“历史的客观存在”，谁都没有否认，程伟元当年就说过，程甲本就是根据他所搜集到的抄本校勘整理而成。但是，抄本不等于脂本，《枣窗闲笔》并没有说过他在程本之前“曾见”的抄本是带有脂批的脂本。因此，将抄本与脂本混为一谈，认为裕瑞在程本前“曾见”的抄本就是脂批本，甚至就是甲戌本，逻辑前提是靠不住的。

证二：裕瑞说“书未告成即逝矣”、“书未告成而人逝矣”，这些话都是从甲戌本朱眉“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句“衍化而来”的。这一“证”推测想象的成分太多，因为裕瑞不是在引用脂批的原文，他的所谓“书未告成即逝矣”，是建立在他所谓“《红楼梦》由来非世间完物”的论断基础上的，这与脂批所说的还有“后三十回”是互相抵牾的。

证三：《闲笔》说“元迎探惜”四春，隐寓“原应叹息”四字，又说“吴新登”谐音“无星戥”，这是“裕瑞曾见到过脂批甲戌本而据以摘引的”。其实，自嘉庆以降，猜测《红楼梦》中人名、地名、物名之类的谐音寓意者大有人在，焉知裕瑞不是抄自别本而非抄甲戌本不可？又焉知甲戌本之批不是抄自别本而非得出之于曹雪芹的“口授”？

用上述三点来证明裕瑞“曾见”的抄本就是现存甲戌本，唐文也承认只是“推论”。但唐文确信裕瑞见过甲戌本，乃是他相信甲戌本是“乾隆抄本”、并同时相信《闲笔》是成书于“嘉道年间”的裕瑞“手稿”的原故。他说：“从裕瑞生活于嘉庆朝，对嘉庆朝的泛滥续红之风批判的历史环境，还是从现存脂批甲戌本同《枣窗闲笔》的关系看，《枣窗闲笔》不可能是伪作。”唐文在这里采用的，是设定《闲笔》之“真”来证实甲戌本之“真”、又设定甲戌本之“真”反过来证明《闲笔》之“真”的“循环证明法”。退一步说，就算《闲笔》是书于“嘉道年代”的裕瑞手书真本，仍不能证明甲戌本必是“乾隆甲戌”的本子，因为还有“嘉庆甲戌”的可能。如果《闲笔》成书于嘉庆十九年以前，那么裕瑞所见“甲戌本”则必是“乾隆甲戌本”无疑；然而事实上，《闲笔》的成书至少应在嘉庆二十三年（1818）以后，又焉知这个“甲戌本”只能是“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的本子、而不能是“嘉庆十九年甲戌”（1814）的本子？

迄今为止，无论是谁的文章，都无意面对《闲笔》版本鉴定的至关紧要的课题：《闲笔》究竟是裕瑞的“真迹手稿”呢，还是出于“抄胥之手”？欧阳健在“为第三届大连明清小说研讨会而作”的长文《红学ＡＢＣ25问求答》的第21问“应不应该对《枣窗闲笔》进行版本鉴定”中重申：

《枣窗闲笔》版本向来以为是裕瑞的稿本，直到潘重规先生于海外偶得裕瑞手书《萋香轩文稿》，方提出“《枣窗闲笔》原稿字体颇拙，且有怪谬笔误”，“显出于抄胥之手，谓为原稿，似尚可疑”。据《清史稿》本传，裕瑞工诗善画，且具相当学识，而《枣窗闲笔》不仅如稚子之涂鸦，且多错谬，如将“原委”误作“原尾”，均可证抄手为极不通之人。裕瑞书斋名“萋香轩”，而《闲笔》自序后所钤印章竟刻成“凄香轩”，错得未免有点离奇。据此推知《闲笔》不惟出于“抄胥之手”，且抄手非受裕瑞之请托，而系后人之作伪，因此不能以之作为可靠的史料。（《红学辨伪论》第209页）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如果不能从版本鉴定上证明《闲笔》是裕瑞的真迹，那就有后人作伪或部分作伪的可能性。唐文说过一句颇耐人寻味的话：《闲笔》的评论“基本上符合今人的审美要求”，足见其为近现代人插手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因此，在尚未对《闲笔》作出严格的版本鉴定之前，它至少不应被当作可靠的红学史料加以使用。